“民营企业确实有很多犯法的，但这些法在这样一个由特权垄断的畸形社会，很多是特权集团的办公室精英们坐在密室里自行拍着脑袋想出来的，全都把特权的利益放在首位，罔顾企业的实际情况，有些法律看似漂亮，非常为员工着想，可如果真那样做企业就得承担巨大的成本和风险，那根本不是大多数企业能承受的。这里利润最高的行业大多被特权集团的所谓国有企业垄断，没有背景的民营企业大多只能在微利行业苦苦求生或风险极高的新行业趟雷，加上那么高的税收，逼着很多本来只想守法经营的企业不得不想方设法规避法律。特权集团凭借手中垄断的立法权、话语权、舆论权制定出好些看似保护员工和社会利益的法律，聚光灯下把它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上，但聚光灯背后看不见的地方所有不切实际的成本都由企业承担，同时把企业置于先天原罪的位置上，稍有需要就可以随时拿来开刀，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让太多企业难以生存，最终也就不可能保护那些所谓‘法律’要保障的员工和社会利益。好人永远让特权集团做了，坏人永远是企业，而利益受损的最终还是打工人和社会。在我看这是他们把特权政 治玩的飞起，只是法律不是这么搞的，文明国家的法律为什么要在议会里由民众选出的代表各方利益的议员公开协商决定？一部可行可持续的法律必然要考虑当事各方的利益和实际情况，但这里呢？…”广场舞大叔看来在投入广场舞之前是有过往的，因此才对企业主的话产生了更多共鸣，只是最后欲说还休。
“这些还是多少看得见的成本，至于寒蝉效应带来的隐形成本就更可怕了，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成了现在的景象：百业萧条，经济衰退。”企业主能回应广场舞大叔的只剩苦笑。
“‘百业萧条’？政府不是一如既往在指引新的经济增长点吗？那块儿可是一片繁荣，哪来的‘萧条’？”打人不打脸，可潮男仍忍不住发出嘲讽，想来他家应该也有切身之痛。
“‘政府指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句我们听来已经习以为常默认为合理的话，其实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诞。”疑似新闻专业教书先生看样子也有点忍无可忍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公平自由法治的市场环境下由无数企业创新、试错、摸索出来的，是无数用户真实选择出来的，在它发生之前没人知道哪儿才是真正的新增长点，这个概念本就来自事后的追认。历史上一次次工业革 命哪个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哪个是帝王指引出来的？那怎么没有发生在自古权力大于一切，权力掌握最多资源、最多信息、最多知识的我国？”
看到众人的目光，先生知道又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他接着道，“那些工业革 命和真正的新经济增长点都是在公平自由法治的市场环境下自发生长出来的，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种子，结什么样的果，而绝不是一个不事生产、不面对市场和用户，仅仅因为拥有垄断权力可以指东画西又无需负责的政府‘指引’出来的。权力能在被他统治的人群中实现其意志，能主导人能表现出的现实，但这不代表权力掌握真理，更不代表权力能主导表象背后真正的现实，可专 制者几乎无一例外都被权力的表面效果蒙蔽，明里暗里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神。就像‘政府指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种事，权力从自己掌握的看似全面的信息出发做出那些看似正确的判断，其实都是在刻舟求剑，当对其投入大量资源试图推动经济发展时，最终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巨大的浪费甚至灾难，因为权力这种妄为在扭曲市场的真实选择；其耗费的巨量资源来自对民众和企业的重税，这让更多企业失去了创新、试错、发展的机会，也就剥夺了市场生长壮大的可能；这种行为方式本身也让专 制统治下本就极度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民众更倾向于盲目跟风政策和投机，空耗更多社会资源。循着刻痕捞上来的从不是剑，都是淤泥、垃圾，堆在船上不但无益还会让船不堪重负。”
“产能过剩”从改良开放以来就一直如影随形，权力一次次为经济“擘画蓝图”一次次指引“新增长点”，带来的却是一场更甚一场的经济失衡，造成愈加畸形的产业结构，一轮又一轮巨量的国家投资最后都成了低效甚至无效的水漂但就是停不下来，经济在高烧不退的虚假繁荣中内里满目疮痍。
“权力真正该做的是营造并维护好公平自由法治的市场环境，土壤健康了，根本不用指出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它们会自然生长出来，还不时制造惊喜。”说到这儿，先生不禁摇头，“但那样就与权本位的内核发生了抵触，规则与法治会让权力失去用武之地，专 制权力在其本质的支配下宁可牺牲市场、民生和国家的未来，也要让权力高于一切，即便在经济领域的一次次肆意妄为中不断给自己制造惊吓也在所不惜。”
“政府不是不可以培育某些看似有前景的行业，毕竟人都在未知中摸索，但前提是在一个公平自由法治的环境下，政府只是法律地位平等的诸多社会行为体之一，不能肆无忌惮压榨其他市场主体转移支付到它选定的行业；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可以随时暴露真实问题；出了问题公议制的立法机构可以纠错，不至酿成大错；即便出了大问题，独立的司法机构可以追责，选民可以投票换政策换人。”说着海归大叔叹了口气，“可惜所有后面这些前提条件这里都不存在，那不出问题才怪。”
“对一个专 制政权而言，经济首先是政 治，因此经济成就便不再只是经济问题，也不再是事实问题，而是政 治问题，对那些把基调定在经济发展上的专 制政权更是关乎其合法性与存续的根本问题，因此即便经济成果是注水的乃至虚假的也必须一直‘成就斐然’，即便政府投资在空耗国力民力也决不能停，因为经济损失事小，权力不显事大，不做这样的投资怎么让专 制权力全面操控经济？怎么让专 制权力渗透进经济的每一个毛细血管？怎么让掌权者的七大姑八大姨有足够的肥缺岁月静好？何况这样的投资还是从社会敲骨吸髓的最佳名义之一，毕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钱，某种意义上既是选票也是权力，但在权本位国家，它的选票属性会被权力扭曲，那么钱就更偏重为权力，钱的集中就是权力的集中，这对专 制者及其特权集团是不可抗拒的诱惑，所谓‘利归一孔’，‘利出一孔’，一出一入，里面都是权力的空间，它们几千年来也一直是这么做的，无论国家和国民会为此付出多高昂的代价。”这位长于逻辑思维的理科生对政 治逻辑也有自己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