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过了几个秋天，他们的爱情就消弭了。
1962年，韦正年与何菊的婚姻结束，两人的恩爱之路走到了尽头。
正是秋天，清和、萧条的都安县城街头，走着不再是夫妻的韦正年与何菊。他们刚在民政局办完离婚手续，在往汽车站走。两人各抱着一个孩子，韦正年抱的是不到三岁的女儿新梅，何菊抱着不到两岁的儿子江上。这两个孩子是前天与母亲从上海来的，是来让父亲和与父亲，多看一面，或见最后一面。而母亲则是来与父亲离婚的。他们一个多小时前还是夫妻，此刻已经不是了。但他们还是姐弟俩的父亲母亲，仍然爱着儿女，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婚姻的破灭，与孩子无关，是大人个人的原因。
究其原因，韦正年觉得自己的遭遇、生活态度，是导致婚姻破裂的最大因素。困顿的遭遇和矛盾的生活，像病毒一样侵染了夫妻，且无可救药，尽管都努力地进行了挽救，但还是无法挽回，最终终结了夫妻关系。
从1961春天开始，韦正年因为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开放自由市场等言行，受到批判。他被罢免凤江县县长职务，连降三级，发配原籍都安，再放回菁盛公社，当武装干事。妻子何菊随夫发配，安排在公社小学，当教师。当时女儿两岁，妻子十月怀胎，即将分娩。他的一家，就这样颠沛流离，来到菁盛公社。对韦正年来说，菁盛是他的缩小了的家乡。他离上岭村彻底近了，不到十里，自行车一遛半小时就回到家了。受了那么严肃的批判，被扣上那么沉重的帽子，却还能为民工作，并允许携妻带女，真切地回了家乡，他觉得这是组织上关照了他，是仁慈的对待。所以他没有任何抱怨，愉快地接受了处分，愉快地赴职履新，情形就像在部队接受攻难克坚的命令，他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服从而决不抗拒。
与丈夫的乐观相比，妻子何菊的状态就十分糟糕。她来到了中国最偏远并且是最穷的山区农村，从上海到广西凤江，再从凤江到都安菁盛，一沉再沉，这次沉到底了，像从天堂掉进地狱。她还怀着身孕，马上要生了。临产半个月，丈夫将她送回了上岭，还有女儿一起。因为嫂子是村里最好的接生婆，还是贤妻良母，她们母女及将要出生的孩子，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孩子的确是平安出生了，是儿子。嫂子把她和孩子也的确照顾得很好，有肉和奶全给她和孩子吃。她和孩子比村里任何妇女、孩子都白和胖。胖是相对于那些面黄肌瘦的妇女儿童而言，不是健康的胖。儿子一出生，她开始情绪低落，困倦、厌食，整天无精打采，动不动就哭和流泪。她只要一见丈夫就发脾气，对夫妻生活全然没有了兴趣。精力旺盛的丈夫每次过性生活，每次都增加她的恐惧和厌恶，等同于被强奸。
韦正年见势不妙，一方面勤快地伺候妻子和孩子，一方面不再要求与妻子过性生活。他极限地操劳和隐忍，但还是无济于事。
蓝思勤的老婆是县医院的医生，有一次她和蓝思勤来菁盛看望韦正年一家，看了何菊的情况，将韦正年叫到一边，说：何菊的情况，可能是患了产后抑郁症。如果是，就很难办。韦正年说：那就治呀，倾家荡产都要治。蓝思勤的老婆说：我们县医院是治不了，广西的医院也治不了，上海的医院也不一定治得好。韦正年说：我晓得了。
韦正年跟何菊提出送她去上海治病。
何菊说：我没病。
那就回上海休养一段，行不行？
何菊迟疑一下，说：我带孩子们一起回去。
韦正年说：你是去休养，就要安心地静养，孩子去怎么能行？不行的。
我爸妈带。他们连儿子的照片都没见过。
那带儿子去就行了。
不。两个都要跟着我。否则，我不去。
韦正年只好同意。
何菊带着女儿、儿子去了上海。他们在上海住着。开始一个月，何菊能来一封信，简单地报告她和孩子们的情况。后来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短，像电报。
韦正年急了。他请假去了上海。
他来到位于南京路弄堂的丈母娘家，见到妻子和孩子。但他很不受丈母娘的待见，与他第一次上门有天壤之别。她把女儿何菊嫁给韦正年的事情，视为韦正年坑蒙拐骗，并狠狠地训斥了他。曾经的战斗英雄在她嘴里出来，变成了狗屁英雄，狗熊。那天恰逢儿子一岁生日。韦正年给儿子备的礼物，是他亲手制作的一把木头手枪。儿子很喜欢，却被丈母娘讥讽说是搅屎棍。看着丈夫被羞辱，抑郁的妻子依然抑郁，就好像任何事、任何人都与她无关。
韦正年想把儿子女儿从上海带回来，首先是丈母娘不让，她把外孙女外孙子抱进里屋，将门锁死。岳父也不同意，说有孩子在身边，对何菊的康复有帮助。何菊根本就不搭理，形容枯槁、心如死灰的样子。
回到广西的乡下，韦正年想他和何菊的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为了何菊的未来生活与健康，他必须做出牺牲。
离婚是韦正年提出来的。他在信的最后，感谢何菊的付出和给予他宝贵的爱情，他永远爱她，也永远爱孩子。
秋天的时候，前天，何菊回来了，还带着孩子。
还是一家子的他们去了上岭村。
上岭村风情依旧，迎迓他们的到来。媳妇何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的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变化大的是两个孩子，更高更胖了，这回是真正的健康的胖了。还是上海吃得好呀，是不是餐餐都有面条吃？面条是主产玉米的上岭最稀罕和珍贵的食物，所以这么猜测是有道理的。韦正年的嫂子已经四处去找面条借面条了。两个孩子的变化还有他们的口音和话种，村里人没有能听懂的，想必孩子说的是上海话了。小儿子就不说了，他离开上岭的时候才几个月。女儿却是能听懂壮话并能说三五句了，但这次回来也都全忘了。好在他们这次回来应该是不走了，重新学就是。小孩子易学易懂，与别的孩子混个两三天，上海话肯定就不讲不记得了，只讲壮话。果然，两个孩子一进村、一到家，就投入到与村里其他孩子的玩耍之中了，像羊进入羊群里，或水进入水中。
老婆和孩子回家了，韦正年却不见得高兴，大家都觉得奇怪。他在来探望的村人们面前，闷闷不乐，像是村人们欠了他的债似的。所以探望的人看脸色不对，坐不久就撤了。
韦正年与哥哥韦正万也少说话。饭桌上喝酒的时候，韦正年只顾闷着头喝，像是生怕有人抢他的酒喝一样。
哥哥觉得里面有名堂，用壮话问：
吵架了？
韦正年不答，喝了一杯酒，头一歪，像是摇头。
哥哥继续壮话问：
弟妹的病很重？
韦正年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不吭声。
那回来干什么，还得回上海去治呀。
韦正年这才开口：他们回来住今天，明天去县城，办个事，后天去上海。
哥哥尽管觉得住家的时间太短，虽有不舍，还是说：这回彻底把病治好了，再回来。
第二天，韦正年一家子要走了。已经知晓的村人都来送他们，几乎没有空着手来的。送鸡、鸡蛋，干菜、干果，说是带给上海的亲家。韦正年不好推拒也推拒不掉，只好收下。
到了县城，韦正年把活鸡和易碎的鸡蛋都给了蓝思勤。蓝思勤当场宰了一只鸡，招待韦正年一家子。一拖拉，影响了韦正年与何菊下午去办离婚。
翌日上午，韦正年与何菊把孩子留在蓝家，然后去民政局办离婚。办事员听过韦正年的报告，认识他，再看户口本，确认是韦正年，吓了一大跳。英雄也离婚？英雄怎么可以离婚呢？办事员觉得事情重大，不敢做主，去请示领导。领导说韦正年已经不是英雄了，老婆又是上海人，如果还过下去，太委屈人家了，让他们离吧。领导给办事员做完指示，却立刻给在财政局的蓝思勤打电话，说你的亲密战友在办离婚呢。
等蓝思勤赶到民政局，韦正年与何菊的离婚手续已经办清楚了。他痛心疾首，像是谁把财政救命的钱挥霍掉了，或者把来年的种子煮成了熟饭。
韦正年与何菊从蓝家接了孩子，去汽车站。蓝思勤夫妇要送，韦正年不让。
到了汽车站，韦正年放下女儿新梅，转抱儿子江上。他必须轮流抱，抓紧机会抱，否则就很难再抱他们了。
儿子的名字是韦正年起的。何菊是在凤江怀的儿子，在上岭生下，所以取名江上，上也有上海之意。儿子有一半上海人的血统。
韦正年抱着将去上海的儿子、将离别的儿子，心里无比的酸楚和悲怆。多少战友、亲人的生死离别，都没有他此刻这么悲楚。这是他韦正年的儿子呀，是上岭村的人哪，却要让他离开亲生父亲，离开祖籍上岭，到上海去。还有聪明可爱的女儿，也要离开他了。
他禁不住也等不及，又把女儿新梅揽了过来，与儿子同搂在一个怀抱。
女儿的名字也是韦正年起的。他这个人，最爱两种花，一种是菊花，一种是梅花。他娶何菊为妻，有了菊，生有女儿，取名新梅。那么，菊和梅这最心爱的花朵，他就全部拥有了。而很快，他将全部失去。
何菊去买了车票回来，望见前夫在那，柔情万种而结愁千绪地搂抱着儿子女儿。她停止向前，抑郁的眼睛还是阴郁，只是温润罢了。这个英雄的父亲，此刻已英雄气短，只是儿女情长。他慈眉善目、念念叨叨，殷情嘱咐儿女。可惜他表现已经太晚了，她发现也已经晚了。他不再是她的丈夫，她不再是她的妻子。等汽车一开走，他们便远别离，从此天各一方，再见，再也不见。
韦正年将何菊、儿子和女儿送上车，在汽车开动的最后几秒，他才倏地放开孩子，快速走到车门，猛地跳下去。
女儿和儿子这才忽然发现他们的父亲，没有跟他们一起走。他们在车里挣扎、摆脱、张手和呼叫，像是巢里饥饿的雏鸟。
足足有二十年，他们认为是父亲抛弃了他们，在1962年，那个肝肠寸断的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