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蝉声唱》后记
《蝉声唱》完成了，我跨时两年的小说，在秋风萧瑟中休止键盘，像一台揪心的戏剧落下帷幕。
失去父亲的悲伤，仍淤积在我的心房。他是在我未完成这部小说时去世的。他的骨灰至今仍寄存在青龙岗。在他未入土为安之前，我的哀思也无处安放。他的魂灵或许已到达天堂，或许还在我身边。怎样都可以，总之父亲在我心中是永久的存在。如今我越是看不见他，他的音容在我心目中却愈加清晰。
小说还是要写，就像生活还要继续。
更何况我的这部小说，父亲差点是全程的见证者。事实上初稿完成的时候，他还活着。可是我还要改，改了还要再改。父亲没有等我改完这部小说就走了。他走时像是很安详，或许因为他能和所有的子女都见了最后一面的缘故，也或许是因为医院给他使用了镇定的药。谁知道他有没有痛苦呢？父亲一生都是坚强和达观的人，即使大半辈子都是病魔缠身，但我从没见他喊痛。这个上岭村的男人，是上岭村最伟大的男人。
《蝉声唱》正是献给上岭村的男人的，是献给上岭村男人的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虽然故事里没有我的父亲，甚至真实的上岭村的男人也没有在故事里。唯一真名实姓在故事里的樊家宁，他的故事大半是虚构的。但是这部小说的后记，我必须要讲真实和真正的上岭村的男人。他们其实也是小说的一部分。不讲他们，这部小说的意义达不到最大。
我要讲三个男人。
第一个男人是樊家宁。他是我的本家，扯远一点我可以叫他堂哥。我读高一的时候，他读高二。那年月高中是两年制。樊家宁高中毕业不久就当兵去了。那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樊家宁应征入伍，是我们上岭村唯独的一个。我们菁盛乡跟他一起入伍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罗梦迂，另一个我记不住姓名了。他们三个人入伍的欢送会，我去了。他们胸前的大红花，戴在各自往日穿的衣服上。我插在敲锣打鼓的人群中，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因为看上去他们的确很光荣。在那个年代，只有政审和身体都合格的人才能有那样的荣光。那时候我还想，如果一年后我报名参军，政审一定是存疑的，因为我父亲和母亲的原因（什么原因我后面会提到）。所以他们能参军，我羡慕是有道理的。我以欢喜和凝重两种心情送走他们，回学校继续念书。那年的雪居然下到山下的学校里来，被我们触摸。而往年的雪都停留在山顶上，白白的一片，让我们观望而已。那时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不好的兆头，恰恰相反，我觉得来年我一定能考上一所学校，至少是技工学校。
之后不久的一天，我在家，忽然望见河对岸的公路，驶过几辆解放牌的汽车。车上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兴奋地呼叫。后来我知道那是隔壁金钗乡支前的民兵。
再不久，自卫反击战打响了。我天天看着报纸，都是胜利的消息和英雄的事迹。我记得最深的一位英雄，他叫岩龙，是个普通的战士，却是神枪手。他一下子干掉了几十个敌人。但是有一天，他胸前挂着一副缴获的望远镜，被敌人以为是指挥官，不幸中弹牺牲。我开始为我的堂哥樊家宁担心。
过了些天，乡里通知学校师生去参加追悼会。在乡政府的操场，我看到的两张遗像，并不是我的堂哥樊家宁，而是另两个与他一同参军的我菁中的校友。他们的遗像还是穿着便服，说明他们连军装照还来不及拍就上了战场。我还记得名字的罗梦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副好嗓子，他的歌喉我认为后来的刘欢、孙楠也比不上。但是他牺牲了，不到二十岁。
又过了些天，几辆解放牌汽车又从我家河对岸的公路驶过。是支前的隔壁金钗乡民兵回来了，他们悄无声息，人数也比去的时候少了。我继续担心我的堂哥樊家宁。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堂哥樊家宁活着回来了。他只是负了伤，臀部被弹片削去了一块，因此复员后被安排在乡供销社，当工人。他上班时我见过他一面，他在卖酒。我上前和他打招呼，他没有理我。他对待其他人话也很少，非说不可才说的样子。我估摸他还在被战争的硝烟笼罩着。我问他至亲的人，他在战场上都经历了什么？他们说他什么都没告诉，只知道他在的部队是战地救护运输队，他是专门收尸的。我顿时毛骨悚然，再不敢去见他。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我先分回菁盛乡中学工作。我在菁盛乡工作的一年，只远远见过他一次。他踉踉跄跄，像是喝醉的样子。但是我听说他结婚了，生了孩子。
后来我调走了，十多年没有回乡，也没有回上岭村。我每年都回上岭村是2007年以后的事情。我每次回上岭村，也没有见樊家宁，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屯，而且那个屯在高山的弄场里，我不上去，他不下来。我只是知道他下岗了，妻子还和他离了婚。就在2014年，我回上岭过清明节的时候，才知道他不在了。他从山上下来，就在我们上岭村的码头，跳河死了。
我难受了好几年。一直到现在，每次回上岭过河，我就会想起他，仿佛看见他在码头边的石崖上站立然后往下跳，河水迸溅出巨大的浪花，像是一颗炸弹在爆炸。他的生命和命运就终结或沉没在那波浪滚滚的河水里。我真想写这个男人的生命和命运。
《蝉声唱》写作的初衷、动机或灵感，的确和樊家宁有关或来自于他。我把他单独构思了很久，迟迟没有开始写。我觉得光写他一个人还不够，或者说光写人的苦难还不够，我还得在小说中，倾注足够的温情。
就在2016年，我的叔叔樊宝明去世了。我十分的悲伤，他是我二十年来去世的至亲的人。二十年前去世的我至亲的人是我的外婆，再往前是我的爷爷。他们的去世也让我悲伤，但过了那么多年，我的悲伤已变成了思念。如今叔叔去世，悲伤再次袭击了我，让我猝不及防。
叔叔樊宝明是我要讲的第二个上岭村的男人。
我在叔叔去世的当晚，在殡仪馆，用手机写了一段文字，复制如下——
叔叔，在这个夜深人静时刻，在望州路308号—所有活着的人惧怕来的地方。安灵厅6，我静静地守您，怀念您。几天后，我还是在这里，送您起飞，去往没有疾病、倾扎、贫困、欺凌的天国。您在人世遭受的疾病、倾扎、贫困、欺凌的折磨，终于摆脱给源源不断步您后尘的人，像辛劳一辈子的牛，卸掉了沉重的轭。
您是我的恩人，叔叔。在我十五岁那年高考落榜后，在我在建筑工地卸水泥搬砖五个月后，您找到了我，把我带来南宁，在您服务的高校高考补习班补习。
在和您居住的半年里，您比我父亲严厉，却比我父亲更疼我。我第一次吃苹果、雪梨，是您买给我的，虽然一周只有一个。没有高考补习那半年，我肯定考不上大学。没有您，我肯定是另外一种我不愿意的命运。
您是我们家族的骄傲，叔叔。您不用作弊、不走后门考上大学，是我们家族第一代也是您那一代惟一的大学生。大学毕业直接留校，官至人事处长。但你大儿子至今是农民，小儿子依然下岗。他们现在正守在您身边，无怨无悔地披麻戴孝。
您不仅是我们家族惟一的共产党员，也是我见识的对党最忠心的人。在您的告别会上，我希望能看到您所在的单位党委，送的花圈。
八十四岁的叔叔，您现在已经确定比您八十八岁哥哥先行来到望州路308号。你们两兄弟从小失去母亲，相依为命。如今您先走一步，我们还没敢把消息告诉您哥哥—我的父亲，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承受得了失去您的打击。如果我们决定欺骗他，请您原谅，叔叔。
夜更深更静了，望州路308号阴沉闷热，我却不感到害怕。您众多的亲人在守着你，他们大多来自上岭，那是您出生的地方，也将是您永生的地方。“一个士兵不战死沙场，便要回到故乡”。您不是士兵，您是孺子牛，更要回到家乡！上岭青青的草地和洁净的河流，等待您的归去。
叔叔火化后，我们将他的骨灰接回了上岭安葬。他的坟就在我们祖屋后面的半山腰上。从那里往下望，可以望见祖屋、田地和田地里亲人的坟墓，还可以望见长长的河流和河流两岸青翠的竹林。人们见了都说，那是上岭村最好的风水。我信。
安葬好叔叔回到南宁，我蒙在鼓里的父亲像是有兄弟间的感应，忽然问：你叔叔怎么样？我很惊愕，差点忍不住把叔叔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但我最终没有。接下来父亲的举动变得奇异——他常拿起座机的话筒然后拨号，但他是不会打电话的，怎么都不通。我母亲问他干什么？他说我给宝明打电话。母亲说宝明这个时间休息了，不要打扰他。后来父亲要求我送他去师院看望叔叔，我又骗他说叔叔已经接回上岭疗养了，那里信号不好，也打不了电话。叔叔去世后，叔叔的子女常来看望我父亲，父亲开口必问叔叔的情况，得到的答案跟我说的一样。父亲似乎相信了他的弟弟仍然健在，沉寂下来。
在叔叔去世半年后，父亲的身体忽然衰弱得十分的厉害。他像一台不停使用了八十多年的机器，已经无法正常地生活。开始还能用拐杖走一走，很快拐杖也不起作用了，只能躺床或坐在轮椅上。然后是部分失忆和意识模糊，常常把看望他的这人误认为那人。但是父亲对上岭的记忆却非常的清楚，一提起上岭的人，许多人四十年六十年都没再见过面，他却还记得，并说出他们往事。
父亲卧床不起后的2017年夏天，我开始写作这部小说。对生命的无常和时间的流逝，让我有了紧迫感。最主要的是，我的构思成熟了，就像井里已经蓄满了水或油，我要让它流出来或喷出来。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父亲的病情日益严重，频频住院。病情稍微稳定，再把他接出来，居家照顾。
在父亲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光，姐姐时常从防城港过来，悉心照顾他。我在美国的哥哥、嫂子和侄子也轮流回来看望他。我们兄姐弟自小因为分散读书、工作，聚少离多，因为照顾和看望父亲，这居然是我们共同在一起时间最长、较亲密的日子。有哥姐的照顾和关怀，使我的写作得以断断续续地进行。
接着我该讲上岭村的第三个男人了。实际上我已经在讲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樊宝宗。
关于我的父亲，这个给我生命和这个人世间最爱我我也最爱的男人，在1996年，我曾经写过一篇以他姓名命题的文章，复制如下——
樊宝宗
现在，我请求尊敬的编辑，不要删改文章的题目，因为这是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我的父亲今年七十岁，他桃李芬芳，但他的名字却从来没上过报纸。他不像他的儿子，年纪不及父亲的一半，就有了许多的虚荣。这些年来，我写过许多的人物，但父亲的名字却从未出现在我的任何文章里。如今回头一想，我真是很傻。我的父亲当了一辈子的教师，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而他的名声却远远小过他的学生、他的儿子，更小过他的奉献和价值。对比我写过的诸多人物，我其实早应该或最应该以父亲为题写一篇文章，为父亲扬名，尽管我的父亲早已越过功名利禄的欲望和年龄。
父亲的一生厚重、高尚，如他教过的书，又普通渺小如一支粉笔，或如他儿子的名字。
就像我是父亲的亲生骨肉一样，我的名字是父亲所赐。我先后有过两个名字。樊益平——这是我父亲为我起的第一个名字，它像一份零乱芜杂的自留地，为我耕用，直到我中学毕业。
一九八〇年的那场高考，是父亲为我填报的志愿。在填写志愿之前，他首先修改我的名字。凡一平——父亲在为儿子修改名字的时候，是多有勇气啊！他居然敢于把祖宗的“樊”姓给革了。而在这之前，他已把我哥哥的名字改为凡平。从“樊”到“凡”，父亲用心深长，而寓意、愿望又显而易见。而河池师范专科学校，我父亲的选择，成为我至今感念不忘的母校。那年，我十六岁，我还理解不了父亲，然而我的血液决定我无法像很多人一样鄙视教师的职业。我进了这所学校，是这所学校焕发了我的真情。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着教师的荣辱在我心灵的回旋喷薄。
我正式用父亲亲手为我修改的新名开始发表作品。我记得当我把在《诗刊》发表的处女作《一个小学教师之死》寄给父亲时，我附信中说：爸爸，我正在理解你为什么叫我做凡一平。
从此“凡一平”一直被我使用着，它像一盏普通的灯放出的光，为我照明。这些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人煽动我，把名字给改了，改换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没准能在文坛出大名，我说，我不改，因为我的名字是我父亲给我的。
此刻，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父亲就在我的身边。但是他看不见我写的东西，因为他弱势严重得几近失明——父亲弱视到无法批改学生的作业才离开山村小学的。他告别煤油灯和手电筒，被我接来南宁居住。然而不论城市的灯火如何灿烂，都不会使父亲的眼睛感到刺激或受到影响。他看不清书和电视。时常有亲友来访，他屡屡将我误看成他人，与我握手。现在，就算我把他的名字写得再大，他也看不见。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敢将父亲的名字登报。
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