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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河岸上，指着对岸山脚下的屯子，对曼得拉说，那就是我的家。
曼得拉手往额前一抵，像猴子一样眺望。他眼睛骨碌碌地转，说是哪一家？
“最里面，只露出屋顶的瓦房就是。”站在曼得拉旁边的我弟弟说。
曼得拉又望了一会，像是看到了，“师太现在就在那里吗？”
我弟弟突然发出一声长呼。猿啼一样的声音传过河去，抵达对面的山，又向我们回荡。
曼得拉看着我弟弟，看看我，想弄明白我弟弟为什么呼叫。
“叫船。”我说。
“叫床？”曼得拉说。
我看着曼得拉，“你平时是这么叫床的吗？”
曼得拉笑笑，看着河对面码头的一条渡船。“我明白了，是叫船，不是叫床。”他其实清楚我弟弟呼叫的用意，也听懂我的话。
渡船上现在没人。
屯子里走出一个人，戴着斗笠。他下了对岸的码头，那是渡船的船夫。
送我们的车子掉头回去。
我们走下只能步人的码头。
码头陡峭、狭窄，仍然是老样子，亘古不变。我弟弟说你当了副市长，别说是修码头，连造桥的可能性都有。我回头瞪着弟弟，“谁说我要当副市长了？”
“报纸不是登了吗？”弟弟说，“你和李哥都榜上有名。你是第一名。”
“那只是笔试。”我说。
“你是第一名呀！”
“那也只是笔试。”
“面试呢？”
“不知道，”我说，“考砸了。”
弟弟表情一僵，手里的行李掉下，滚了两滚，被我用腿拦住。
我看着乱神的弟弟，“我都不慌，你慌什么？”
“乡里的人都认为你是十拿九稳的呀？！”弟弟说。他是车子经过乡府的时候跟我回来的。“那李哥呢？你第一名都没希望，他不是更没希望了？”
“正好相反。“我说。
弟弟疑惑的眼睛看着我，“不会吧？”
我看着裸露的河床和清细的河流，“你等着过桥就是了。”
我捡起行李，重新交给弟弟。
“李哥就是当了副市长，也不会给老家造桥的。”弟弟说。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水边。接我们的渡船正在靠岸。
“李哥在省里当那么多年的处长，手里又有权又有钱，乡里打了无数次报告，送给他，要修这个码头，”弟弟继续说，“就七、八万块钱，可到现在毛都没有。”
“说明他廉洁。”我说。
“屁！”弟弟冷冷一笑，“是胆小怕事，对家乡没有感情，明哲保身，怕自己的上头说他徇私，就不怕乡亲戳自己的脊梁骨！”
我看着尖锐的弟弟，说：“幸好我没当官的希望了，不然我也会遭乡亲们的骂。”
弟弟看着我，说：“哥，上船吧。”他神情落寞，像是对我很失望。他也许想不到他敬爱的哥哥竟是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人，考得上博士，却考不上一个副厅级的官职。他不相信当官比当博士、教授还要难。我弟弟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却轻易地考上了村干，又考上了乡干，还入了党，对他来说升官肯定比升学容易。他现在是菁盛乡党委的宣委，副科级干部。
渡船的船夫是我堂叔的小儿子，他摘下斗笠后我才看得出来。可我知道堂叔的小儿子几年前考上了大学，现在怎么当船夫了呢？
“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就回家呆着，”堂叔的小儿子说，“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他边划船边吟诵起宋代词人张孝祥的词，“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领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我、曼得拉和我弟弟听着堂叔的小儿子念念有词，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堂叔的小儿子回过头，看看我，苦笑着，说：“堂哥，现在我可是我们村历史上最有文化的船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看着河心的水，说：“我想这河里，一定会有会作诗的鱼，因为它们在水里，天天听见你吟诗诵词。”
“你放心堂哥，你回来了，我保证搞一条鱼，去拜你为师！”堂叔的小儿子说。
晚上我的家宴上，果然出现一条大鱼，是堂叔的小儿子搞来的。鱼带来的时候已经死了，它的身上没有伤痕，我想是被炸药炸，吓死的。它当然不能作诗了，却给我们家增添了融融的乐意。
饭桌边坐着我的家人和亲戚们，一共有十五、六个。每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像是过年。
最快乐的莫过于我的母亲。因为久别的大儿子的归来，我孤苦的母亲喜出望外，谈笑风生，就像是不曾守过寡，不曾结巴。她的嘴巴自从我进门的那一刻起就不曾合拢过，尽管在看到曼得拉的第一眼时，她差点吓晕了过去。
曼得拉一看见我的母亲，就从我的身后闪出来，给她作揖。“师太，您好！”
母亲看着眼前的黑人，立即就瘫软下去，以为见了鬼。我及时上前，扶起了母亲，用力掐着她的人中，方使她恢复神智。
我用家乡话告诉母亲，眼前的黑人是我带来的学生，他不是鬼，是外国人，外国人的皮肤跟我们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他们也吃羊肉么？”又愣了一会的母亲说。
我说吃，什么都吃。
母亲兴奋起来，吩咐我弟弟准备宰羊。
我弟弟去后山唤回了放羊的我弟熄，宰了羊群中的一只羊。两夫妻手脚麻利，两个小时不到，一顿丰盛的晚宴就准备好了。而此时，母亲也把所能叫到的亲戚都请到了家里。
母亲在饭桌边频频地给我夹肉，给曼得拉夹肉。肥厚的羊肉、鱼肉一块接一块地放到我们面前的碗里，生怕七十斤重的羊和九斤的鱼不够全家吃似的，她要保证她的大儿子和大儿子的学生吃够，仿佛她的大儿子和大儿子的学生在城市里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曼得拉给我母亲敬了好几杯酒，母亲每次都喝了，劝都劝不住。农村的酒杯跟城市酒楼的杯子不一样，要大许多。母亲每次端着拳头一样大的杯子和曼得拉干杯的时候，我就心里发怵。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没有酒量的，六年前当我第一次带她的大儿媳妇回家的时候，狂喜的她都没有喝这么多。但今天她的酒量却特别惊人，如得神助。
看着酣畅痛快的母亲，我不敢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她，也没有告诉我的弟弟。他们以为人在英国的曹英还是我的妻子，还巴望着她为我们彰家生子，传宗接代。我弟弟彰文合已经育有二女，是不可能再生了，除非他敢冒被开除公职的风险。
但是口无遮拦的曼得拉却酒后失言，他一句“中年男人三大喜：升官、发财、离老婆，您儿子呀占了两喜”，让听懂普通话的我母亲突然惊诧。她快乐的表情一收，审慎地看着我，“你当官啦？”
我说：“没有。”
“您儿子就要当市长啦！”曼得拉附声在我母亲的耳边说，“是考上的。”
“你别听他瞎讲，”我对母亲说，“考是考了，没考上。”
母亲不理会我，问曼得拉：“市长是个什么官？”
“大官！”曼得拉说。
“比乡长大？”
曼得拉举起拳头，“比乡长大得多。”
“跟县长一样大？”母亲说。
曼得拉摇摇头，“比县长还要大！”
母亲说：“考上的？”
曼得拉点点头，“考上的。”
母亲也点点头，她相信了曼得拉的话。然后她看着我，脸上又露出快慰的表情，“哦，涨工资了，当官了呗。”
曼得拉笑着摇摇头。他的这一笑又把刚浮在我母亲脸上的快慰荡掉了。
母亲绷着脸，瞪我。
我说：“我是发财了，也要当官了，没错。” 我想起李论给我母亲的一千块钱，把它掏出来，“喏，这是奖金，我考官考了第一名，奖给我的。妈，给你。”
母亲仍然绷着脸，瞪我。
看着母亲威严的眼睛，我不敢再骗她。
“我和曹英离婚了。”我说。
母亲没有说话，她蓦地站起来，走到墙边，拿起一条鞭子，又走过来，将我一把拧起，扯到我父亲的遗像前，命令我跪下。
我跪下。
母亲先是一鞭打在我身上，再说：“曹英有什么不好？你要和她离婚？啊？”
“曹英没有什么不好。”我说。
“那就是你变心了，是不是？”
我说：“我没变心。”
“还说！” 母亲又是一鞭打在我身上，“不变心是什么？你当了官了，有权了，哦不，官还没当上呢，就丢老婆不要了！你的心让狗吃了吗你？”
“不是我丢老婆不要，是曹英她不要我，是她要和我离婚的。”
“她要和你离婚？她为什么要和你离婚？你外边一定是有女人了，是不是？”
我说不是。
我的身上又挨了一鞭子。
“还说不是？”母亲说，“曹英不在你身边这几年，你打熬不住了，花心了，找野了！”
我说我没有，我冤枉。
“冤枉？我打死你都不冤枉！”
母亲继续用鞭子抽打我。她边抽边骂，我越是申辩，她就打得越狠，也骂得越狠，就像是打骂自家的跑到别人家造孽的狗。
我记得二十三年前，母亲也曾这么打过我。那时我读高二，父亲死了，我卷着铺盖回家，不上学了。母亲拿起鞭子，勒令我跪在现在跪下的这个地方，然后打我。她打我时除了骂，还有哭。凌厉的鞭子和悲愤的哭骂声在我们家响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一早我拿着铺盖重新返回学校。
母亲现在打骂我时，没有哭，或许是因为心里没有哀伤，只有愤恨。她愤恨自己堂堂正正的儿子竟变成了一个负心、黑心的男人，因为她坚信是儿子背弃了儿媳妇，当官了就变坏，所以她要体罚儿子，执行家法。既然二十多年前她能用鞭子，把逃学的儿子抽成一名门牌大学的学生，那么现在，她也要用鞭子，把堕落的儿子抽成一个好人。
曼得拉看着自己的导师被痛打了一番后，才过来替我挡了一鞭子，然后从我母亲手上夺下鞭子。他看着如太后一般威仪的我母亲，说师太，够了，再打下去，你儿子就残废了。
母亲看着我，咬着牙，眼睛里却含着泪水。她突然一扭身往屋后跑去，脚刚出门，哭声就像决堤的水喷轰隆震响。巨大的哭声扑向屋后的山壁，再打回头，传进门，像倒灌的洪水，将我们一屋子人的心漂浮起来。我的弟弟和弟媳最先抢着出去，劝戒母亲，要堵住让本来和美的团圆饭变得祸患的源头。母亲仍然在哭。
然后是我的一帮子亲戚出去。他们是要回家。
母亲立刻就不哭了。
散开的亲戚们被赔着不是的母亲请了回来，他们重新坐在饭桌上，为难得的家族团圆，为家族中产生的最大的官——除了我无一不信的宁阳市副市长，舒畅开怀地庆祝。
餐桌上的笑容，只有母亲是装出来的，我知道。她不认为我当官是好事情，因为当官要使她的儿子变坏，至少现在儿子已经把她又能干又善良的儿媳妇给离弃了，这是儿子走向深渊的开始，也是当官的路造成的。她再怎么咬牙不哭，也不相信我和妻子的离异其实与当官无关，更何况我能不能当官，现在还是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