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 像庄稼一样疯长的恋情
当我乘坐一辆手扶拖拉机去看望我的知青朋友时，我刚进入12岁。我的知青朋友叫梅姐。我从认识她的那一天就称她梅姐。当时我们住在镇公所，她到镇公所开会时，我认识了她。梅姐穿一双塑料白凉鞋，穿一身黄军装，出现在她所插队的大队正等候着我，从她身后冒出一个青年男人，温柔地看了看梅姐，同时也看了我一眼。从那以后，我就经常看见梅姐和这个青年男人一块儿到镇里来赶集。那个青年男人叫吴哥。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出现在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假期，我没有像以往一样通知梅姐，就悄然地出现在了那座孤零零的知青土坯屋外。
那是一个午后，一个炎热的午后，我把头轻轻地倚靠在窗口朝着知青屋看去，我看见了梅姐正在解开衣扣，也许她想午休呢。然而，吴哥出现在梅姐的身边，他好像从一团暗影中慢慢走出来。12岁的我能够感觉到他焦灼的等候，就在他的手慢慢地放在梅姐的肩头上，我突然把头埋在了泥墙上，这一幕我曾经看见过，在我父母的卧房之中，父亲也是这样把手放在母亲肩头上的。
在我父母的卧房之中，我无意之中看见了母亲滑下来的没来得及穿的胸罩，在我父母的卧房之外，我无意之中倾听到了一种细密的呻吟，仿佛是一阵欢快的泉水的流动声，常识告诉我说∶有一种事情现在发生了。所以，我的身体从泥墙下开始向着前面的麦地移动。在这样的时刻，我必须隐藏。
当我把整个身体隐在麦地里时，我的人性在培植着我的身心之花，我咀嚼着一根已经变金黄的麦秆，那种清香沁入我的心胸。我就这样隐藏在大地的迷宫中。直到我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已经走出了知青屋。我钻出了麦田，朝着我的朋友梅姐走去时，她根本不知道我已经在麦田里隐藏了好长时间。
隐藏。各种各样的隐藏∶只为了把身体藏住，在日后的岁月里，在各种场景中，当我学会隐藏的时刻，一定是我已经尝试到用身心孕育秘密的时刻。我们为隐藏而付出了一切代价，因为在任何隐藏里，我们都在学会人类的一切技巧和手段。因为惟其在隐藏里，命运会变得周转不息，或者维持原状态生长下去。
在这里，梅姐和吴哥显然恋爱了，直到后来，我才慢慢尝试到了爱情，同时，浮现出了他们在那个午后双双走出知青屋的那一刹那里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时刻，他们羞涩地走出来，也许他们尝试到了性爱。这是每一对青春期的男女在爱情之花绽放时必须尝试到的一种历程，任何男女都无法回避这一历程。总之，当我仰起头来在麦田中看到他们时，仿佛看到了他们像庄稼一样疯狂生长的爱情。
之后不久，我在镇医院的石阶上突然碰到了梅姐和吴哥，我到镇医院找同学时看到了他们。梅姐的脸散发出苦涩的笑，吴哥的脸也散发出苦涩的笑。事后，我同学告诉我说，我的知青朋友梅姐到医院做了一次堕胎手术。一刹那间，我的胸部仿佛吸入了一只飞蛾，它在我火热的、模糊的胸膛中飞舞着。
我又来到了知青小屋，吴哥怀抱吉他，正在弹奏着一曲我从未听到过的歌曲。那是秋叶凋零的季节，梅姐脸上出现了忧伤，那时候梅姐才20岁。吴哥21岁。我盯着梅姐的腹部；她有过短促的身孕，那个时刻对于她也许是喜悦，也许是磨难，也许是幸福，也许是伤口。然而，那个时刻已经离梅姐远去了，明天，吴哥就要先回城去，他已经解决了回城的一切手续，这显然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时刻。
他们不顾我的在场，在吉他曲的哀伤音符之中轻轻地依偎着，而当他们依偎时，我又走出了知青屋，我又开始隐藏在外面，那广袤的田野的庄稼地在收割之后散发出一种荒凉。我和20岁的知青朋友梅姐站在村口送走了她的男友吴哥。这个故事告诉我说∶时间之谜源自我们的一次离别之苦，它绵延着和解除了笼罩在我们身体中的一次缤纷的锁链。
1982年 偷情者的遭遇
我女友王小丫的偷情生活开始于1982年夏季。当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是第一个了解这个秘密的人，所以，我劝诫着她，我甚至搬出了文学史和世俗史中所有的偷情者的悲惨遭遇，然而，当我描述这些遭遇时，王小丫的眼睛一片明亮。胸脯起伏着对我说∶“我就是爱上他了，没有办法，我无法阻止自己去会见他。”
在小小的县城，一个偷情者注定会有一批偷窥者，因为一个县城的世界实在太小了。王小丫就是这样不停地变换着地址----与她偷情的现实世界会面。有一次，王小丫事前对我说能不能把我的房间借给她几小时约会一下，我皱着眉头，因为我看到了王小丫眉字间的沟壑，毋庸置疑；爱无藏身之处已经成为横隔在她面前的最大的沟壑。玲珑、秀气的王小丫不知道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偷情这条道路。所以，当我把钥匙递给王小丫时，我对她的遭遇充满了怜悯。
那个星期天的黄昏，我站在我房屋之外的广场上徘徊着，我置身在那些家庭组合的散步队列中，置身在若隐若现的男女的影子中，我徘徊着，我也在窥望。因为这是王小丫出现的时刻，也是那个男人出现的时刻。我想藏在我的世界看看那个让王小丫神魂颠倒的男人的模样，我想由此判断王小丫偷情的世界到底是荒谬还是幸福。
我从不把这种偷情放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去评判。因为我是诗人。慢慢地出现了王小丫，她穿着喇叭裤----那是我们不久之前请上海的裁缝夫妇缝制的摩登喇叭裤。为此，王小丫差一点爱上了那个上海裁缝。不过，我总是提醒她说这个男人看上去年龄太大了，像王小丫这样的女孩子，大概特别容易喜欢气质成熟的男人，所以，王小丫注定要爱上一个有妇之夫。这就是王小丫的遭遇。
王小丫在不远处出现，她的衣着，她的色彩，她翘首期待的目光，她的犹豫，她的勇敢都是她爱上一个男人的佐证。终于，一个男人朝着王小丫走来，但他和她的目光只对视了一下，看上去，他们仿佛是一对陌生人。那个男人并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高大，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然而，我知道王小丫爱上的是一个外科医生。
我只给了王小丫两个多小时，我之所以限制时间是为了让王小丫的偷情简约一些，我知道越是简约的东西越是安全的东西。我现在明白了，我除了做一个窥视者之外，我也是一个守望者。我之所以徘徊在外，是为了防范别人进入王小丫的世界。我脆弱极了，仿佛与那个有妇之夫偷情的是我，而不是王小丫。我脆弱的神经让我体验到了四周筑起的墙壁，而我就在这些墙壁下面漫步着。
两个多小时的漫长足可以让广场上的人们逐渐地散去，我现在明白了，当我渐渐地看到已经越来越少的散步者时，我明白了，从本质上讲，我希望王小丫在这两个多小时的世界里获得她幸福的时刻。我就这样屏住呼吸，当我再一次看手腕上的表时，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王小丫是在两个小时过去十多分钟走出来的，那个男的已经在她之前离开了。王小丫把钥匙递给我，脸上洋溢着一种像飘忽的云彩一样的无边幸福。我不知道这种幸福到底能延续多久。王小丫的偷情世界依然在日后延续下去，就在王小丫和那个男人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奔赴一座200公里之外的火车站的那个秋天，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王小丫了，当她在火车站目送着一列火车远去，迎候着一列火车降临时，那个男人准时地来到了她身边。然而，还没等他们走进月台，一个女人的手伸出来抓住了男人的手臂，这个像幽灵般折射出幽蓝色的光斑的中年妇女冷笑了一下低声说∶"我终于抓住你们了，我终于抓住狐狸的尾巴了。”就这样，王小丫偷情的世界在火车站的一列火车进入月台时结束了，那个男人比王小丫所想象中的要怯懦十倍，比王小丫所想象中的爱情要苍白一千倍，就这样，王小丫偷情的遭遇结束以后，她坐上火车上出走了。
1984年 我的历练我的伙伴
从1984年开始，有一个叫杨的男人总是从滇西的另一条道乘长途客车进入我生活着的县城。他当年30岁，而我22岁，他从客运站下车以后，总是到客运站旁边的旅馆事先住下来，然后，穿过永胜县城的那些像血管一样纤细无比的小巷，而当他穿越小巷时，我毫无预感，我正在文化馆的那间单身宿舍小屋写诗或者看书，那一个时期，文化馆宽松的环境为我提供了这种条件。然而，那一时期，也正是我生活中最单纯或毫无目标的时期。杨出现在我的单身宿舍门口时，仿佛一封信，一封从邮差手中到达我手中的信----洋溢着1984年我的一种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而且杨也会给我写信，写信的周期很短，有时候一星期一封，有时候三天或半个月一封。但杨每一次到县城来看我，总是出其不意地降临。杨降临时总是有理由，比如∶他会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一棵树下或者在一根绳子旁边伫立着，我在他梦中总是同那些缤纷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比如，花朵、河流，比如，绳子，鞋子和赤脚。每当他在梦中看见我时，总会使他毫不拖延地搭上一辆客车，来到我身边。
杨总是会给我带来书籍，在那座小县城无法买到的书籍，有弥尔顿的《失乐园》，这本书从杨温热的掌心到达我手上时，我从杨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一种湿润，在我一生中，不断地来来往往，而从来没有发生过爱情关系的就是杨和我的关系。我知道，杨那时候已经结婚，然而，这并不是阻止我们发生爱情的障碍。
《失乐园》在1984年已经来到我手中，诗人弥尔顿的那个世界犹如杨用目光传送给我的一束光斑，我需要这种光斑已经很久。我和杨会走出县城外去，走在那些县城的乡间小路上，杨跟我谈很多话题。第二天一早，他就会离开，所以，我们通常会到一家县城的小酒馆，落日前夕的小酒馆永远洋溢着那种色彩∶弥尔顿《失乐园》中的那些舒缓的诗句的落叶，飘零在杨的肩头，飘零在杨的衣袖之间，飘零在杨的语言之中。我看着杨，我说话很少，我更愿意听杨说话。
杨吸烟，甚至杨降临时就会裹挟着一种浓烈的香烟味道。杨还喜欢喝木瓜酒，当小酒馆老板娘从一只巨大的容器中将呈咖啡色的木瓜酒倒在小酒杯里时，杨的目光变得游移起来。他是惟一的没有用性勾引过我的男人，他甚至从不跟我谈论性别，也不跟我谈论爱情。即使在日幕合拢之时，在他被小酒馆的黄昏所笼罩成一个弥尔顿《失乐园》的诗歌中爱神的形象时，他也从不用手触摸我的手，每一次会面，我们的手都从未碰过。然而，他关心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就像我时常在他梦中出现一样，也许，他从梦中传递出的意象中看到了我也许会变成一朵花，也许会变成一棵树，也许会跌进沟壑，也许会靠近悬崖。
他惟一抓过我的一次手是在车站，那时候是冬季，天空中飘着雪花，他突然送我一双手套，亲自把我的手抓住，他给我戴手套时，我已经感觉到了他的手，他的手可以同别的男人的手区别开来，因为他的手不会使我或他产生欲望。直到如今，我仿佛仍在历练着，仿佛在《失乐园》中被历练着。因而我听见盲诗人说话∶“在不忠的队伍里，虔诚的只有他一个，在数不清的伪善者中，不受影响，不动摇，不受诱惑，不受恐吓，他保存了他的忠心，热爱虔诚。”我在杨的目光中历练着我的身体，我毫不动摇的勇气。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杨，数年之前，杨已经谢世，消息从电话中传来时∶我的肢体已经桂满了一种人世间的幽暗，我愣了一下，随即从书架上抽出了《失乐园》，杨送给我的书已经变得暗黄。我的历练之书同我的历练之躯体都在那一时刻尽可能地寻找着我昔日的伙伴。
杨的墓地在滇西，一个像《失乐园》一样的世界里，然而，直到看见墓地时，我还在回忆，我还在力图回忆杨给我戴手套时，我从他手指上感觉到的一阵灼热，他递给我的一束光就像他从未给予我的爱一样成为不解之谜。就像口诀，只可以默念，不可以被朗诵。
1986年 我的姐妹，我的影子
当两只沉重的行囊将我和海惠联系在一起时，她已经成为我的朋友和我旁边的一道影子。1986年3月，我和海惠决定去走黄河，被一种现实和虚无的梦境所折磨着的我们，首先应该准备的是两只行囊，这是两只军用行囊，是一位部队的友人送我们的。那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时期，然而，我们的行为却一点不浪漫。因为黄河流域有荒原、困兽；有野狐的传说，有孤独的踪影，有壶口瀑布的咆哮，有漫无边际的草原，有红枣、大米和玉米棒交织的红土高原。而在出发之前，我们已经成为朋友，并达成了这样的契约∶我们一旦已经出发，就不再是可以分离的影子，我们将尽可能地像一根绳子一样扭在一起。
因此，我们变得现实起来，首先是行囊，它必须配制药品，每当配制药品时，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地设置出这样的场景∶当我们置身黄河源头上的荒原中时，当狼扑向我们，我们的躯体时，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药品；当我们突然遭遇到疾病的危机时，我们需要的同样是药品。这种虚拟的场景，后来在我们出发后都一一地被我们所经历过。我在黄河源头差点被流感夺去生命，是那些药品救了我。荒原上的饿狼离我们时近时远，但因为那一时期正是大量的淘金人疯狂地扑向荒原的时刻，所以，那些饿狼只是时隐时现地出现又消失了，我们随身携带的药品不仅救过我们的命，我们还在黄河流域的小村庄将药品送给一位咳嗽不止的老人。那个老人的形象像一棵百年老松树，直到如今，在我记忆中，仍然像一棵老松树。
当我们配制指南针时，我们显得很激动，我们面颊绯红，仿佛陷入了迷失彼岸的世界，我们在准备指南针时，一次又一次地虚拟出我们所迷失的黄河源头的一片荒漠，一座村庄，一片森林……这虚拟使我们配制好了圆形的指南针。当我们配制匕首时，我们从刀锋中触摸到了寒冷，我们虚拟出了一个凶手的影子，一个敌人的影子，一个暴徒的影子……所有这一切在黄河流域都与我们相遇，不过，我们却迷失在一片荒漠之中，那时候指南针确实标正了我们前行的方向。
我们还配制了各自的牛仔衣裤，1986年是一个普及牛仔裤的时代，我和海惠都喜欢那种深蓝色的牛仔裤，这也许是我们最为浪漫的时刻，我们从小商贩手中买回三条牛仔裤，它占据了行囊的一角，并使行囊一下子变得饱满起来，当我们虚拟出我们穿上深蓝色的牛仔裤出现在黄河流域时，我们的躯体仿佛变成了布帆，正沿着河流漂动。除此之外，我们还准备了笔记本，这对我们意味着在语词中记录着现实，在语境中解决我们内心生活的一大堆问题。我喜欢深黑色的笔记本，它更像诗歌，而海惠喜欢蓝色的笔记本，也许蓝色就像她的年龄19岁。
除此之外，我们还准备了一台劣质的照相机，在1986年，照相机显得很稀罕，就像但丁的《神曲》一样稀罕，不多见，也不会出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经过斗争，我们依然从不多的经费中抽出了一部分，用来购置一台照相机，一台在那个时代显得光彩照人，在今天显得过时的劣质的照相机。当然，我们在拥有它之前已经虚拟出了它的重要诗性∶它将十分准确记录下来我们的幼稚，我们的激情，我们的身体与黄河有关系的一切瞬间生活。
而我的姐妹，我的影子就在两只行囊的旁边，就在她19岁的日记中跳动着。在宁夏一座县城，海惠看见了马尔斯的《百年孤独》，当她把这本书和但丁的《神曲》装在行囊中时，1986年夏天，我们已经在黄河流域行走了很长时间。我们不断地抛弃行囊中的东西，比如已经写满的日记本，我们会在一所小邮局，把它们变成包裹，邮寄回我们的老家；比如，当我们觉得肩膀已经无力承担行囊时，我们会不断地瓦解那些罐头瓶和液体，不断地瓦解已经磨破的牛仔裤。
1986年，有整整一年，我的姐妹我的影子，一直伴随在我旁边，在我身前身后，像一只蹦跳的彩虹，又像一只忧郁的蝉----给予了我足够的勇气，让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条河流。所以，她是我的朋友，可以写在诗歌和笔记本上的，伴随我晕眩和伴随着我影子挂在树上，犹如挂在相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