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栋全家上下一致的热情的谴责声中，我带着三头酸白 菜(张栋的母亲，“回到南方你就吃不到了”)和满腔的歉意上了 火车，到南京还需要经过四十几个小时的颠簸。进了山海关以 后，酸白菜就开始化冻，水不断地从我脚边蜿蜓流到过道上。哈 尔滨籍的列车员(长相、说话都有点像张栋的大嫂，让我倍感亲 切)对我很有意见，我不得不把装酸菜的塑料袋挂到车窗的外 面。车里的暖气让我昏沉沉的，想吐，使我开始想念张栋家的烟 墙，那是多么舒服。我把整个哈尔滨之行回忆成一座晶莹剔透 的冰雕作品，作品的名字就叫“少女”,模特儿就是那个二毛子。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仿佛在兆林公园的冰雪节上亲眼看见过这座 冰雕。那个形象用坚硬的冰重新塑造以后变得更为确凿、更为 单纯，没有肤色、血统，没有了明确的年龄，也使注视她的眼睛感 到清凉、惬意。这时又有一涓细流缓缓地流到了过道上。列车 员恼火透了，拿着拖把过来，边拖边骂我。我感到很委屈，低头 往座位下看了看，下面什么也没有，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水。为了 得到这个座位，我在火车上已站了五个多小时，小腿都站粗了， 我没有力气和列车员争辩，闭上眼睛靠在靠背上体息。但是五 分钟以后那个列车员一脚踢在我小腿的酸筋上，她对我囔囔到， 你看!你看!我睁开迷迷糊糊的双眼，不解地看着她。我想她 那张方方正正的脸我已经看到得够清楚了，左边腮帮子上有一 颗小小的黑痣在厚厚的粉底霜下像颗雾中的星星在闪烁，我早 看到了，我不知道她还要我看什么。列车员把拖把狠狠地往两腿之间戳了过去。我低头一看，真是见鬼，我的脚下怎么有一 滩水。我连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列车员拼命地解释，这不是 我造成的!不信你可以看，我座位下什么也没有!列车员弯下 腰往座位下面看了看，又四外看了看，然后对我说，那哪来的水? 我说，我刚才在睡呢，我怎么知道?死车员用探询的目光扫视了 一遍坐在我身边的旅客，他们大都表现得与此事毫无关联，但是 对此事的发展很有兴趣。列车员把吸足了水的拖把放进铅桶 里，狐疑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问到，为什么在你的脚边，不 在别人的脚边呢?几乎整整一个车厢的旅客都在注意着我，我 感到耳根发热，我对她说，什么意思?列车员有些厌恶地皱起了 眉头，她说，问我?你自己心里清楚!说完，她提起铅桶气呼呼 地走了。
我嗔目结舌地看着她消失在车厢的尽头，真想一头撞破车 窗跳下车去。 一辆满装着烧鸡白酒的小推车重重地顶在我的脚 后跟上， 一个男列车员握着一把起毛的角票也不说话，歪着头等 我让开。我无奈地坐了下来，垂着头，不停地做深呼吸。我先抬 起左脚，又抬起右脚，看了看鞋底，然后又偷偷地瞅了一眼我的 胯下，都是干干的，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坐在我斜对面靠窗口 位置上的一个抽老式烟锅的老头在我抬头的刹那冲我摇了摇 头，示意我不要跟列车员计较，这个举动当时让我感动得够呛。 这个老头喜欢不脱鞋像只斑鸠蹲在座位上，被那个列车员也骂 过几次，他老人家心里想必也不甚痛快。我觉得好受了些，头靠 在靠背上，重新闭上了眼睛。但是我的精神还是高度紧张，过一 会就要睁开眼往脚下看一看。这个旅程已经让我厌烦了，我想 到即使自己能够充分地睡上一觉醒来之后也还到不了南京，心 里就控制不住地着急。我只好强迫自己想一些高兴的事，却发 觉那些所谓的高兴的事其实都带着淡淡的悲伤。有一个喉音很 重的噪门叫了一声：嘿!我警觉地睁开眼睛，是那个老头，他又蹲在了座位上，裤脚很短，都缩了上去，露出两截干巴巴的满是 鳞皮的小腿。他用吊着烟袋的烟锅指了指我的脚下，在我的两 脚之间又出现了一小汪水，正在向四周漫开。
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水是从哪来的，我审视着四周旅客的面 孔，他们全有点幸灾乐祸地神色。我隐隐地觉得自己处在一个 阴谋中，车厢里的所有人都可能是同谋，我无从查起。与其在这 里等那着那个列车员来骂，不如马上离开。我刚站起身准备走， 就有一个没有座位的包着头巾的中年妇女侧身坐在了我的位置 上。她的动作太快了，使我怀疑是她做了手脚。当我回头盯着 她的脸时，她连忙又从座位上欠身站了起来，问我还要不要坐? 那张平展展的脸是那样朴素，使人无法相信她会有什么坏心计。 我跌跌撞撞地一直走到两节车厢接合的地方，靠着车壁站了下 来。这里没有暖气，而且漏风，所以没人愿意呆久。但是我觉得 舒服了许多，虽然冷一点，但是空气新鲜，不像车厢里那么闷。 另外心情也放松了下来，我甚至站在那里睡着了一会儿。我双 手捂住一个短暂的梦取暖。我忽然想起行李还搁在行李架上， 有些不放心，想过去看一眼，谁知刚一迈脚，就听到脚下的响声 有些异样。我低头一看，天啦，站立的地方全是水，正顺着钢板 的缝隙滴向那条滚滚向后的铁轨。到底是哪来的水呀!我狠跺 了两脚，急得快哭了出来。我神经质地来到过道上向两侧的车 厢看了看，暂时没有人过来。我回到那滩水边蹲了下来。水看 起来很清，我伸出食指沾了一点，想嗅嗅有什么味。手指接触到 水时，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水冰冷的，就像是刚从雪山上流 下来的水。恍惚中我想到那尊叫“少女”的冰雕， 一定是她在通 往南方的路途中开始融化了。除此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可 能。如果我不想一路滴着水遭人嫌弃的话，我就必须尽快地把 她忘掉，那个冰美人只属于千里冰封的北国，你无法把她带走。 于是我凝神屏气地扒着手指数数，不让自己的脑筋有片刻的偏离，而且为了防止意外，只要厕所没人，我就让自己在有下水道 的厕所里站着。回到南京时已是大年三十。车过济南我就开始 发烧，我想我肯定是要病一场了。我一路硬撑着，直到最后提着 三头稀巴烂的酸白菜栽倒在刘贵祥的家里(学校宿舍肯定已经 封上了，我没处可去)。刘贵祥一见到我就冲我大喊大叫起来， 他嘴四周长了一圈的燎泡，显然他已经急坏了。放寒假时我只 给家里去了一封短信，告诉父母我不回家，想利用假期做一番 “社会调查”(这个词当时在大学里特别时髦)。他们收到信时， 我已经在路上了。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事先申请的话， 他们不同意。我也没有跟刘贵祥讲，因为他肯定会打电话去请 示我母亲。我父母收到信时立刻打电话给刘贵祥，后者放下电 话就直奔我宿舍，但是早已人去楼空。刘贵祥认为这是他工作 疏忽造成的， 一再向我母亲自我检讨，并且供认了曾付我四百多 块钱的事实。我母亲偏头痛发作的时候说什么都是有道理的， 她严厉地批评刘贵祥，怎么能给那么多呢，那孩子手上钱一多准 出事，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刘贵祥因此精神压力很大，所以要 对我大喊大叫，所以在对我大喊大叫一通之后要我把身上的钱 全部交出来。他说，先帮我存着，这是我妈关照的。然后他就下 楼给我家里打电话，告诉我父母他们的孩子安然无恙，并且已在 他的掌握中。那一年春节我是在刘贵祥家过的， 一则是因为不 赶趟了，从南京到我家坐长途汽车还有六七个小时的路，车次又 很少；二则是因为刘贵祥不想让我家里知道我已病倒。但是刘 贵祥家却倒霉了，只能用照顾病人的方式来过年。他老婆林志 敏在我昏睡的时候捏住鼻子把那三头已经发臭的酸白菜恨恨地 扔进了垃圾箱。
现在我得交待一下刘贵祥和我的关系，说起来还颇有渊源。 他是我母亲的学生，不是顶优秀的学生，但是是顶好学、顶听话 的学生。刘贵祥读中学那阵子，正是我们家最灰暗的时期，父亲被隔离审查(海外关系、特务、发报机),母亲从县中被遣送到一 所条件简陋的农村中学教《物理》。那个年代没什么人读书，尤 其是在农村，偶尔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偶尔有一个愿意教的，更 偶尔有一个愿意学习的走运碰上一个愿意教的。但是刘贵祥最 早出人我们家与学习无关，是带着重要的任务来的。他家庭出 身不好，是镇上小业主的后代，脸又太白(是惟一一个抹雪花膏 的男同学，常被讥笑),他被组织上派来监视我母亲的一举一动。 因为我母亲被怀疑是特务父亲当然的同伙，但是她不好惹，不管 是教师、学生还是工作队都惧她三分，刘贵祥想好好表现，发现 一些蛛丝马迹，也好改善一下他的现实处境。当时框式收音机 还是稀罕之物，但是我们家有，是红灯牌的。刘贵祥固执地把它 拆开，以证实里面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隐藏着一个发报机。他 把零件拆得到处都是，但是无法把它再装回去，被我母亲骂得狗 血喷头(当时他还不是无线电迷，我母亲还没有为他启蒙)。他 把我们家七八摞旧报纸统统搬出来，掸去灰尘，翻出其中的《参 考消息》,一期一期地核对，发现少了两张，怀疑已被我父亲弄到 国外换了美金。最艰难的工作是他试图破译我们家的密码。我 的父母都是闽南人，他们彼此用闽南话交谈。我奶奶在世的时 候，我家里只讲闽南话，因为我妈妈不懂普通话。在苏北话的氛 围里，闽南话恍若天音，很自然地被怀疑成特务组织的联系暗 号。刘贵祥拿着一支笔和一本工作笔记，三天两头地像件新家 具赖在我家里，只要听到我母亲说一句闽南话，就立刻上前追问 那是什么意思。我母亲心情好的时候就告诉他，他如获至宝地 用汉语拼音把它记下。我奶奶经常拿着条帚像撵小鸡一样把他 撵出门去，刘贵祥便向上面汇报说，这个南蛮奶奶目光凶狠，很 有可能是这个特务组织隐藏最深的头子。可惜他的工作两边都 没讨到好，只使他在学校里更加被人瞧不起，他有一个优点，任 凭我母亲怎么骂，刘贵祥都不生气，脸涨得通红低着头坐着，但是就是坚持不走。有时他看看四下没人，还迅速地把家的水缸 挑满水，或者帮我家拉一车煤球。
到我记事的时候，不愉快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我家的境况 有了明显的好转，刘贵祥还是常到我们家来，但是已不是密探， 而是一个无线电迷，在我母亲的指导下，正在成为一个不可救药 的无线电迷。他起初学无线电有着非常实际的考虑，因为家庭 的原因，招工招干招兵都不会轮到他，刘贵祥想有个一技之长 以后也好摆个摊子帮人修修收音机什么的。是我母亲纠正了 他， 一个年轻人不能这么计划他的未来，他应该有高一点的志 向。我母亲这个人心地宽厚，对我父亲以外的任何人都能做到 既往不究，而刘贵祥一直觉得心中有愧，从此对我母亲毕恭毕 敬，言听计从。经过这么多年，事实已经证明他对我母亲的尊敬 是真实的、由衷的。插队的那段日子是刘贵祥最绝望的时候，他 一有机会就一身泥巴地跑到我家里来哭诉，我母亲总是耐心地 安慰、鼓励他，借书给他看，并且帮他跟校长说，让校长同意他把 学校厕所里的大粪挑到他所在的生产队去交差。后来我母亲又 跟校长说，让他帮忙把刘贵祥弄到学校实验室来做临时工。这 是关键的一步，刘贵祥终于有了时间和条件去补习功课，重新树 立过一种有知识生活的信心。再后来还是我母亲跟校长说，让 他出面四处找关系，最终让刘贵祥得到了去南京上学的机会。 我母亲对校长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因为这个校长就是我父亲。 应该说刘贵祥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从小就学着我父母叫他小刘， 他有了儿子之后我还是习惯叫他小刘，只是到了这几年刘贵祥 老得厉害，甚至看起来比我父亲还老，我才改口。但是一改口麻 烦了，我真不知道叫他什么合适，干脆什么也不叫了。我小的时 候有望呆的毛病， 一望上就不知道回家，有路我就顺着走下去， 没完没了。有好多次都是小刘把我找回去的。小刘喜欢带我 玩，和他在一起，我妈就比较放心，但是我不喜欢跟小刘玩，印像中他惟一有趣的地方就是会双手倒立，但还不是通常所说的拿 大鼎，他必须借助一面墙或者一顶树才能勉强立起来，动静特别 大，但是经常不成功，为此还摔伤过脖子。每次我不高兴时他就 双手倒立来取悦我，我估计在我成长过程中，刘贵祥为我做过一 千五到两千次这样的双手倒立。在我上学以后，母亲有意把小 刘树立成好学、听话的榜样，让我向他学习，但是遗憾得很，我从 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向榜样学习的人。后来父母决定让我报考南 京的大学，也是我高三那年寒假中刘贵祥最终促成的(他每年都 要带上礼物从南京回来看望我父母),他向我母亲担保，他可以 照顾好我。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日子越过越好，我母亲 偏头疼发作的主要病因慢慢地集中到了我身上，但是当她想到 我的榜样正和我呆在一起时，心里就宽慰了许多。
据我所知，我的榜样刘贵祥三十岁以前的情感生活并不单 调，有一个恋人和两个性伴侣，那个恋人姓吴，叫吴线电。那两 个性伴侣和他的关系都十分和谐， 一个姓左，另一个姓右。拖到 三十岁他才迫于各方压力经人介绍认识了偏黑、偏矮、偏胖的林 志敏。但是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带着林志敏坐上长途车风尘 仆仆地赶到我家里，请我母亲帮他决断。我母亲烧了一大桌子 菜款待他们。刘贵祥小心地钻到厨房里追问我母亲到底觉得林 志敏怎么样，我母亲不想负这个责任，只好随口说，挺好，挺好。 谁知刘贵祥脸一沉说，不对，老师肯定觉得不好。我母亲说，没 有啊，你怎么这样想呢?刘贵祥非常认真地说，我听出来了，老 师如果真想说好，不是这种语气。我母亲被他逗乐了，换了一种 语气，提高音量对他又说了一遍，挺好，挺好!这么说总相信了 吧?于是刘贵祥和林志敏回南京就不久就登记结婚了。当时我 读小学五年级，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饭桌的一 角我留心听着大人的谈话，眼睛盯着林志敏看，因为我从来没见 过鼻里长着那么多黑毛的女性，像黑色的火焰喷薄而出，照亮了她脸的下半部。我心想小刘一定是到很远的地方才找到这样一 个女人的，小刘我知道在土壤研究院工作，而我又听说林志敏在 水利研究所上班，于是我马上联想到刚刚学会的一个生词“水土 流失”,并且脱口而出，饭桌上的大人都被我说愣了。小刘问我 什么意思，我便自作聪明地解释了一下。我母亲认为这个词不 吉利，让我闭嘴。这一个细节我自己不记得了，是刘贵祥后来回 忆起来的。离婚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他都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 向自己证明他离婚是必然的，好像他准备和林志敏再离一次似 的。经刘贵祥再三提醒，我也不能完全肯定我说过那样一句非 凡的谶语，不过我被迫有些后悔了，真愿意当时自己说的是“水 土保持”,兴许他们会有一个好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