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 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 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当然,这顿壮 行的饭,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同时就是 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见得多么可观。 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 ·福尔曼去 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 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 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 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到今天,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 书中和大饭店的菜单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 的宴席之一。我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宴席之一。但他又说: 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 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 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 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的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 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 问题也不会匮乏。
这有一个问题,当我顺着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 四二年时,我发现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的重要性, 人为地夸大了。吃完豆芽和猪蹄,他是用一种上校的口气,来说 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 触目惊心。全省麦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 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 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 地,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
死了三百万。他严肃地看着我。我心里也有些发毛。 但当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三百万人是不 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 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 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 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 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邱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 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 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美国人、英国人,东南 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如一盆 杂拌粥相互搅和,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的桌前。别 说是委员长,换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 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所以,朋 友交给我的任务是小节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当时 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10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 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 邸。这些富丽堂皇地方中的衣着干净、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的 少数人,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之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这些世界的 轴心我将远离,我要蓬头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饿殍的河南 灾区。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 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最后一个问题是,朋友在为我壮 行时,花钱买了两只猪蹄,匆忙之中,他竟忘记拔下盘中猪蹄的 蹄甲;我吃了带蹄甲的猪蹄就匆匆上路;可见双方是多么大 意。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我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 国乡村如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 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 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都是白 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 与他们无缘,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 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 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 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 -九六〇年。老人家性 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 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人的存在而 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普良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 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 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 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 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 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 他们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 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 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 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 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比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 起了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无忘却的蝗虫与死 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 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 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 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 问:“没死的呢?”
姥娘:“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 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 记得, 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 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 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 九七二年,竟没有治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 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姥娘,你呢?”
姥娘:“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划着:“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 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 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四二 年大旱!”
我:“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一人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 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秋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 高,结不成籽。”
我:“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饿死几十口。”
我:“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 卖了田也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 一九四二年,范克俭 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 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 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 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 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 一九四九年以 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 的爹在镇反中给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 一直被管制 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 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 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 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 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 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 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 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 一开始范 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四九年以后实行的 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 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别提民国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大旱后起蚂蚱!”
我:“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饿死许多人!”
我:“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饿死许多 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毋得安,拿着几把大 铡、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 一时来俺 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我为穷人辩护:“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杆浸 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做鸟兽散!”
“唔”。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与范克俭舅舅分手,我又与县政协委员、四九年之前的县书 记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的、衰败的、患有不住摆头症的老 头。虽然是县政协委员,但衣服破旧,上衣前襟上到处是饭点和 一片一片的油渍。虽是四合院,但房子破旧,瓦檐上长满了枯黄的杂草。还没问一九四二年,他对他目前的境况发一通牢骚。 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牢骚多么有理,因为他的鼎盛时期,是四九年 之前当县书记的时候。不过那时的县书记,不能等同于现在的 县委书记;现在的县委书记是全县上百万人的父母官,那时的县 书记只是县长的一个笔录,何况那时全县仅二十多万人。不过 当我问起一九四二年,他马上不发牢骚了,立即回到了年轻力壮 的鼎盛时期,眼里发出光彩,头竟然也不摇了。说:“那时方圆几 个县,我是最年轻的书记,仅仅十八岁!”
我点头。说:“韩老,据说四二年大旱很厉害?”
他坚持不摇头说:“是的,当时有一场常香玉的赈灾义演,就 是我主持的。”
我点头。对他佩服。因为在一九九一年,中国南方发水灾 我从电视上见过赈灾义演。我总觉得把那么多鱼龙混杂的演艺 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当年的赈灾义演,竟是 他主持的。接着老人家开始叙述当时的义演盛况及他的种种临 时抱佛脚的解救办法。边说边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等他说 完,笑完,我问:“当时旱象如何?”
他:“旱当然旱,不旱能义演?”
我绕过义演,问:“听说饿死不少人,咱县有多少人?”
他开始摇头,左右频繁而有节奏地摇摆。摆了半天说:“总 有个几万人吧。”
看来他也记不清了。几万人对于当时的笔录书记,似也没 有深刻的记忆。我告别他及义演,不禁长出一 口气,也像他一样 摇起头来.这是在我故乡河南延津县所进行的早情采访。据河南省志 载,延津也是当时旱灾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但我这些采访都是 零碎的,不完全、不准确的,五十年后,肯定加杂了许多当事人的 记忆错乱和本能的按个人兴趣的添枝或减叶。这不必认真。需要认真的,是当时《大公报》重庆版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高峰的 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采访于当年,发表于当年,真实可靠性起码 比我的同乡更真实可靠一些。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豫灾实录》。 里边不但描写了旱灾与饥饿,还写到饥饿的人们在灾难里吃的 是什么。这使我深深体会到,翻阅陈旧的报纸比到民间采访陈 旧的年头便当多了。我既能远离灾难,又能吃饱穿暖居高临下 地对灾难中的乡亲给予同情。
这篇报道写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 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 ”的 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 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指旧历,仍是一九四二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 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 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 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 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日, 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 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 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指旧历)三四 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 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 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 未能灌奖,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 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 一位小朋友 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 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 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饿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 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 却陆续的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 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 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 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 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 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 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 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 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 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 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 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
△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
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 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 口人,买不回四斗粮 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梁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 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 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 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 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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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