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院弛慢舒缓，沪上日军振旅肆练。蒋氏又返溪口而群臣赴靠，圣嗣往率英伦而众侪推挤。今日过萨家湾，只见各部高人们于没有上司的欢畅中享受而自得，这厢秘书聚会，那处次长宴请，热闹得喜人。若不是问了旁人，倒不知今日星期有几了。一院五部，正副院长、代院长、秘书长、部长、政务次长多不在京，于是偌大的长江街便成了游鱼的幽海，水草蔓锁了江面的浓雾，叫一切船只的往来与水波的行纹都见识不清。我赴财政部，方说见不了一位责任人，又赴政院本堂，甚至有两室挂摇着晃荡的新锁。问话便是伦敦、上海和溪口，真不知蒋孔翁出趟门究竟带走了几十万的脑髓。更有甚者，在班值的厅堂里听见几只麻雀来去地唤着：“中午打打牌，下午去周秘书家吃酒。”我国的政治，看来不只是人治、甚而是麻雀牌治，一切都优先顾着麻雀戏的花绿，而非工作日正常的应变。连院部首魁间的定时公务都有此疏漏，更难想象中间官僚的接洽，在人人南下西走的今日究竟有多么混乱。这样的黄金岁月，倒确是一副无为而治的大道景态了。
因其部台不在，财政实业二部有部分文书递到部里，繁琐的手续低效着冲溃了精细的文理。我们只能顾着校正，却无法对其中一行之粗疏说至太多。电话与电报仿佛未发明一般地被囚闭在搓洗着麻雀牌的班底之外，人们又闲论着人民阵线派危害民国的种种，声调里的白丝仿佛出自戴季陶的发丝里攒烧出了一笼窒息的心火。
我何苦留着呢？可又做着些比麻雀牌更高明的戏了？
饭后散步时，得闻沪上又有骚动，电话尤秘书而不得，又回了一趟部院，见值班的青年辛苦，告吴妈送来一些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