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冬日的最后一天，我在海惠陪同下搬到了昆明莲花池边的一间出租小 屋中生活，那时候我已经到云南人民出版社上班，因单位无房，我只好自己租房。 那是一座三层小楼，我住二楼，我们楼上住着一位贵州青年，楼下则住着一对浙 江夫妇带一个孩子。当我拎着箱子走进那里时，无疑是走进了昆明混乱而又故事 丰富的一个角落。
阳光照着那些阴暗窄小的巷道，我知道在里面，在最幽暗无边的里面，我可 以找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在与房东见过面后，我很快就有了钥匙，打开那道 门的钥匙。那真是一个可以收藏住语言飞翔之声的小屋，它突然闪现出我身体中 那些黑色或灰色的碎片，闪现出那些碎片之中一种飘忽不定的光亮，仿佛是那只 水瓮中予以肯定过的诗句，突然脱颖而出了。所以，女人必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我推开房间窗户，竟然可以看见莲花池， 一个没有波浪，没有流动的水池。 在那里，夜晚，我可以看见闪烁的星空，清晨可以看到南来北往的红嘴鸥飞到水 池中间。莲花池周边地区基本上都是出租房屋，大量的外省人拥聚在那些不规则 的出租屋中生活。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每天除了上班，就藏在那间小屋中写作。 每到节日来临，附近的派出所便全体出动，在黄昏敲响我们的房门。他们是来查 身份证的，如果没有身份证，就会被取消租屋的权利，并受到一番审问，比如
你是干什么的，你从哪里来等等。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身份证有多重 要，有了它，就不用为自己的身份、出生地和户籍所在地解释。我也只在这个时 候，才意识到那一切有多荒谬。
当派出所的民警敲响我门时，我正在写诗。我拉开门，将身份证递给他们。 我感到虽然我已经置身于城市，但因为没有自己的家，安静的生活依旧会受到打 扰。并且因为我是个怯懦的人，所以我更无法忍受那种尖硬的敲门声，因此，很 多年以后，当我有了自己的房间时，我很少把住址告诉别人，我害怕别人在我写 作时敲门 ……往往是一声敲门声会就让我惶惑很长时间。那时候我还听到了一些 小人物生活的碰撞之声，住在我楼下的浙江夫妇经常吵架，他们的声音往往在半 夜碰撞着夜色中的栏杆。而我楼上的那位贵州青年人，总是慌乱而颓丧地上楼或 下楼，不知道他靠什么维持生活。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也没有人知道我住在出租 房屋中，悬挂起那道绿色布窗帘，是为了写作。
到处是味道，不是芬芳的味道，而是从出租房中飘出来的两性之间的味道，嗓 子里叫喊的味道，煤气炉灶的味道，以及发霉的味道……而我就置身在那些味道中， 但是我并不厌倦，相反当我呼吸着它们时，感受到了现实，那些无限神秘的味道是 从身体中散发出来的，是从身体交往的多种热血中散发出来的，是从鸡肉和鹅肉的 并存中散发出来的。
那时，我经常穿行阴天时的小巷，遇到一个又一个从小巷中钻出来的外省人。 他们有的也许开着裁缝铺子，倒卖着廉价服装，有的也许是地下贩卖者，也许是游 手好闲者 ……不过，他们始终在挣扎着，就像我挣扎在语言中一样。不过，我只跟 他们有些许的来往，偶尔我会到巷道里的裁缝铺去，修裙装上的一条拉链， 一条旧 拉链消失了，新的拉链又来到裙装上 ……那就是生活吗?当然，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外省夫妇开着裁缝铺子，他们在里面生育了孩子，靠手艺维持生机，他们脸上荡漾 着笑容，在那笑容里，生活就像一把缓缓张开的剪刀，裁剪着菱形或三角形的时刻。
1992年，隐晦的私人生活并没有什么浪花，内心贮存的语言驱使我始终不渝地 期待着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在出租屋中，我写下了长诗《归根结底》和中篇小说 《出发》。就像每个人都围绕着一团火焰燃烧自己一样，我也在燃烧自己，我要尽 可能地把自己燃烧成一朵玫瑰的灰烬，那是生命给予我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