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母亲用过的旧箱子拎在手中，从1978年秋天开始，我离开父母独自去生活， 我工作了。我们那一届已经没有插队落户的必要，于是被我分配到县水电局当打字 员，那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了，那一年县里安置了大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到糖厂、瓷厂、水泥厂、纸厂、气象站及政府部门工作。
我没有到水电局报到，而是到一个村庄报到，因为在那座叫三友的村庄里 住着县委工作队，我将去工作队驻守的村庄学习打字。那对我来说是兴奋的， 头一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因为我的人生将从那里开始，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未来 在哪里，没有人告诉我，有一天，我会成为诗人，我只是很兴奋。母亲很郑重 地把一只木箱交给我，属于我自己的人生就是从那只箱子开始。所以在我以后 的文学记忆里，箱子经常在语言的中途出现。
1978年秋末的一天，最无限神秘的自我之路竟然在一座村庄等待着我。我 对村庄并不陌生，我经常随同做农技师的母亲往返于乡村之间，并且我的小哥 哥是中国知青队伍中最后一批知识青年，因此我对乡村的迷恋不亚于我对自己 灵魂的那种呼唤，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我去乡村报到，是为了学习打字。
在村委会的驻足地，我找到了县委工作队的成员们，他们百分之百都是党 员。我怯生生地站在村委会门口，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畏惧。从那天开始， 我被安置在一个知青屋中，与最后一个留守的女知青暂时同住。她叫夏桂子， 家在县城，正等待着最后一批知青返城分配工作的通知。她很开朗，也很漂亮， 最为重要的是她很欢迎我与她同住，因为只有她一人孤零零地坚守着那间宽大 的知青屋。 一见面，她就跟我倾诉她的孤独无助以及她的恐怖，她最难打发的 光阴自然是夜晚，当点燃煤油灯时，房间里就像有鬼影飘忽。知青屋闹鬼虽然 是一种传说，不过却已根深蒂固地附在了她身上。在我走进知青屋的时候，同 样也附在了我的身上。
从我住进知青小屋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要跟那种传说搏斗。第一个夜晚 降临了，来了许多村里的姑娘，她们是来跟夏桂子做伴的。她们一在煤油灯下 坐下，就开始绣鞋垫。她们是几个还没有出嫁的姑娘，正在准备她们的嫁妆。 她们一来临，闹鬼的传说便游离了我们，但她们一离开，房间里马上就似乎鬼 影幢幢，我和夏桂子总是点着煤油灯睡觉。那一切，仅仅是因为知青屋曾经有 人上吊而亡。
1978年深秋的夜晚，我仿佛躺在一张深不可测的网中睡 觉。那个鬼魂始终也没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出现，但我们 却总是被死者的影子所纠缠。我们总是盯着漆黑的天花板，
在黑夜深处，想着遥远的死亡，颤颤悠悠地积累着人世间焦 虑和恐怖的经验。我的想像力就在那漫漫无际的黑暗中成长。
学习打字的生活其实很简单，我是县委工作队惟一的女 孩，也是惟一的女人，刚进入十六岁，因为高考落榜来到那座村庄报到。如果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或许就不可能 体验到那黑暗的无穷无尽。当夏桂子到县城去时，那些村里 的姑娘陪伴着我，她们一边绣鞋垫， 一边讲鬼故事， 一座村 庄的鬼故事就像缠绕的树藤纠缠不休。
夏桂子回来了，她告诉我用不了多长时间她就要离开， 她已经被分配到县瓷厂工作，她是回来办理一切手续的。她 很高兴，两年的知青生活终于结束了，她再也不用住在充满 鬼魂的老房子里了。她显得很轻盈，是年轻女孩被新生活激 荡起的那种轻盈。而我继续敲击着键盘，在那种流行于20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打字机上想象着我的未来。
夏桂子走了，她搭上一辆拖拉机回县城去了。而我也即 将离开，到县水电局做一名打字员。1978年冬天降临时，我在 那座知青小屋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一天早晨，我刚要把一只 水桶抛进水井里时，我看见了自己的面孔，那是我第一次仔 细端详自己：我的目光清澈明亮，我的脸犹如浮沉在水井中 的镜子照亮了我的一些旅程。
当我拎着箱子，以和夏桂子同样的方式搭上一辆拖拉机 前往县城时，我知道我的人生已经开始了。县委工作队的一 位年轻男人送我上了拖拉机，他看着我的面孔说： “你真漂 亮，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子。”他一边说话， 一边把 雨伞撑起来。那天下着冬日之雨，他的目光很暧昧，很炽热， 但我已径直向前，扑进了拖拉机车厢里。
我坐在车厢里，车厢里面有一包不知是谁留下的行李， 我倚依着那包行李，在傍晚随着拖拉机前进。当拖拉机开到 县城郊外时，我下了车，因为拖拉机不能进城。我像一个乡 下人一样拎着那只木箱，朝着灯影之处缓缓走去。我的心怦 怦跳动着，我悄然地、有条不紊地进了县城，从城外进入城 里，那只是我的开始。
那时，永胜县城的男女已经开始散着步。我终于再一次 进入了民主广场，1965年我曾经迷失过的那个广场。在广场 的一个角落，我发现一对男女很亲热地对坐着，膝头相碰…… 我又回到了县城，在这座县城，我将寻找到图书馆和写诗的 那种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