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用钥匙打开门时，家里空荡荡的，他警见了写字台上的一张纸条，崔玲如果有事外出的话，习惯在写字台上留言。水均伟走上去看到了崔玲那纤巧的钢笔字体：“均伟，水来在他舅舅家发高烧，我得尽快赶去。”水均伟吁了一口气，他坐在写字台前看着那张留言条，上帝保佑，水来只限于发高烧，在这个世界，对儿子水来的爱抵御着他的疲倦。现在，他终于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妻子崔玲用家里出事了概括了儿子在他舅舅家发高烧的事件。他将目光抬起来，看到天空已经暗淡下去，在不知不觉中星期天这一天快要结束了，黄昏正在悄无声息地到来。
儿子水来发高烧的事转移了他对妻子“出事了”的种种不祥的预感。发高烧毕竟是一桩微小的病，是每个人经常遇到的小毛病。他将脸浸在冷水里，用毛巾洗了一遍又一遍，现在他开始有一种新的感觉，在他身上，他所寻找的，希冀的，一直追寻的就是明天，从今天过渡到明天，从明天又过渡到新的明天，每每想到他写字台上那些谜一般难解的事件，他就会从内心升起对那些事件的向往，这向往附在他身上，在颤动，在呼吸，他凭推理想象着那些错综交织的地方，作为一个刑事律师，他要深入下去而下面则是犯罪者的深渊，他必须作为一名罪犯的代理人看到这深渊中的生活，只有看清深渊中的生活，他才能坐在辩护律师的位置上，他说出的话，他在那一刻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把那深渊中的真实生活公诸于世。这就是他内心升起的那寻求、希冀的东西。他将面庞从冰冷的水中抬起来，他看到了镜子中的面孔，他看到了自己已经四十岁，就从这儿开始，他因此看到的面孔跟十年前的面孔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年前，他记得自己在镜子中的面孔，在那张面孔中有汹涌的血液上升着，他记得十年前最不知道的就是疲倦，为了调查一桩案件，他曾经步行与他的同伴走了三天三夜的山路，在横断山脉中穿行，在途中遇到了巨大的蚂蚁和袭击他们的大蜂蛇，然而，他们仍然走出了那段浩瀚的山脉，寻找到了那名隐藏在峡谷中的惟一的目击者。在那时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他不知道疲倦是怎么一回事，洋溢在身体中的血液使他的胃和肺健康地生长，使他的腿可以横越过无数沟整。然而，同十年前相比，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双腿的变化，书上讲一个人的衰老是从腿上开始的，而腿上的疲倦就是衰老的信号，可水均伟才四十岁。他将面庞再一次从镜子中移开，水均伟从不在公共场所照镜子，哪怕是自己的妻子在身边也不行，像大多数男人一样，水均伟照镜子的习惯是隐蔽的，而在卫生间里照镜子是最为安全的行动，他可以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最难看的地方，也可以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虚弱。从镜子中看到面庞上的细毛，水均伟情不自禁地将手放在腹股沟形成的三角区域，他用手触到了自己的生殖器上面的阴毛。很快，他就抽出了手，他听到电话铃在屋外一遍又一遍地响着，宛如要将他从沉思的世界中彻底拉出来。
是妻子崔玲来的电话，一听到她那嘎樱的哭泣声，水均伟就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握住电话筒，仿佛在平静地等待着这场意想不到的事件到来，果然像崔玲因哭泣已经使他等待的最坏的结局一样，他终于看清楚了儿子水来发生的一切，而妻子崔玲奔赴的不是一场高烧，而是一场严重的事故，他们的儿子与另一个男孩，那男孩年仅15岁，他从12岁就会开车，那是一个星期六，也就是前天，水来跟随着那个15岁的男孩出门，15岁的男孩悄悄地开着他父亲的轿车出门，他们的车与另一辆大卡车相撞，那男孩当场死亡，水来没有死，但脑部彻底受伤，经过昨天的检查，他们的儿子水来保留住了生命，但已经成了植物人。水均伟听完妻子的叙述之后，有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等到他再说话时，电话已经挂断了，崔玲似乎是在医院给她打来的电话。水均伟久久地坐在电话机旁边，他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只是屋子里的寒冷，这种南方冬天的寒冷从屋子里的各个角落悄无声息地袭来，这种在他身上无孔不入的寒冷尖锐地从屋子里的箱子中袭来，从煤气管道中叮叮当当地传来，从门和窗的外面——守恒不变、复杂多样、无所不在地传来。他呆滞地坐在沙发上，看着地上的一只小虫，那只小虫——水均伟无法叫出它真正的名字，他就把它当作一只虫子，那只虫子他从前从未看见过，从未在他们家的屋子里自由地透巡，也许是水均伟从未有机会像今天这样目光呆滞地坐在屋子里，任凭屋子里无所不在的寒冷包围着他，他从未有机会垂下头来看着这只虫子在木地板上东看看，西看看……那只虫子现在已经向着水均伟的鞋袭来，由于水均伟的鞋一直一动不动，那只虫子以为水均伟的鞋只是一件东西，所以它正带着它的一场梦和一个幻想往上攀援着。水均伟想伸出手来将那只虫子捉住，他就果然弯下腰伸出了手，他的手在捉那只虫子时颤抖了一下，最后他又放弃了捉那只虫子的欲望，他的脚移动了一下，只一下就惊动了那只爬在鞋面上正往上攀援的虫子，接下来那只虫子就转移了方向，向着鞋子下的木地板轻盈地逃窜而去。
水均伟现在将头抬起来，他已经从那守恒不变、复杂多样、无所不在的寒冷中看到了儿子水来的面庞，那个喜爱足球的儿子和他的命运此刻成为全家的命运。
水均伟是在星期天晚上的九点钟驱车来到了路上，在路的前面，他儿子的命运等待着他，儿子水来转眼之间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植物人，那是一种什么人呢？他想到一种身体，瘦得可怕，眼睛深凹，而喉结突出，大脑处于永远的瘫痪之中，那就是植物人，他们已经脱离正常人的状态，除了吃喝之外，他们的肉身实际上已经宣判为死亡。水均伟现在已经从屋子里那种寒冷中脱离而出，他将车窗敞开，南方丘陵地带中的另一种寒冷，从窗外看不见的灰尘中干燥地到来，水均伟呼吸着干燥的寒冷，他竭力想呼吸到一种树和草的味道，那种露水般的清香可以滋润他的喉咙，然而，飘入车窗内的除了灰尘中寒冷的干燥气息之外，没有任何味道。水均伟保持着那种姿态，继续前行。
车祸，一个15岁的另一个男孩带着一个10岁的小男孩擅自驱车与另一辆大卡车相撞，每每想到这样的情景，水均伟的手就发忧，完全是一场孩子的游戏带来的悲剧，完全是一场游戏似的悲剧，水均伟呼吸着从车窗外荡来的干燥而晦涩的泥土味，想着轿车与大卡车相撞的那一会儿，两个孩子，在突如其来的车祸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面对着一场孩子的游戏带来的悲剧，他们之中的那位15岁的男孩迅速地在车祸之中丧生，而那个年仅10岁的男孩却变成了植物人，也就是说10岁的男孩虽然活着，但却已经死了。水均伟克制着一阵阵干燥而晦涩的泥土味对他喉咙和内心的侵袭，越过一片黑色的山冈，在那些丘陵或深谷里，连一丝声音也无法听到，通往水来舅舅家的道路过分的漫长，透拖曲折的路交叉地盘旋在看不清楚的寂静之中，丘陵中一条公路的寂静可以用手触摸到，水均伟握着冰冷潮湿的方向盘，他的双手触摸到了丘陵地域之中最细微的声音，他的双手透过方向盘中转弯的方向和驾驶中的一块块招牌上危险的信号，那上面写着请减速，前面道路曲折，于是水均伟又本能地感受着一个人在这丘陵中前进的寂静，那些寂静在静止不动的空气中似乎想让水均伟的轿车发出惟一的声音，所以，在这寂静中如果有声音的话，那就是车轮下的声音，在声音中可以触摸到车轮摩擦着冬天干燥的泥土，摩擦着公路上的一片片残枝败叶，摩擦着来自寂寞的丘陵地段中潜伏着的腐烂的泥土，呈红褐色，来自死亡或被时间移动着或者啃噬着时发出的含混不清的声音。
晚上两点钟水均伟到达了水来舅舅家居住的那座城市，水均伟总共在路上走了6个小时，他一直坚持着不把车速增快，如果按照他平常的驾驶速度，他4小时就可以到达。然而，在扑面而来的寂静或泥土的干燥味中，水均伟第一次将车开得那么缓慢，他不是惧怕车祸，而是害怕面对10岁的儿子，惧怕面对着悲伤至极的妻子崔玲，儿子水来几乎是妻子的全部希望，在任何时刻10岁的儿子都是妻子的全部希望。所以，水均伟害怕面对已经变成植物人的儿子躺在医院的病室中，所以，他宁愿将车速减慢，独自一个人承受着一片茫茫无际的南部丘陵中的寂静，然而，轿车前往的地方是儿子受挫的地方，他终究要将车子开进那座城市。他在一只磁卡电话旁站住，将磁卡片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他拨通了水来舅舅家的电话号码，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那就是妻子崔玲的母亲，听到水均伟的声音，老人已经哑了的嗓子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告诉水均伟，他们一家除了她留在家里外，全都到医院里去了。水均伟放下电话，盯着夜色中寂静的街灯，此刻，他挪动着步子钻进车厢，轿车行走了20分钟后水均伟已经将车开进了他所到达的医院。一个管理车辆的老头从停车场旁边的那间小屋钻了出来，他不住地打着哈欠指挥着水均伟将车移动进去，夜色中看不清楚他的面庞，他的嘴唇不住地在说着什么话，水均伟听不清楚老头在说些什么。他问老头外科住院部在哪里，老头眯着眼睛想了想，抬起手来指着最前面的那些楼房说：“往里进，最里面的那栋楼就是。”老头现在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水均伟在他的声音中已经看到了那座灰色的楼房。
水均伟钻进了外科住院部那寂静的电梯里，没有一个人乘电梯，只有他独自一人。电梯门张开时，他的脚迟疑地跨进电梯，宛如迟疑地走进一座受到侵蚀的屋子里去，他在电梯里盲目地看着电梯一级又一级上升，直到电梯到了最顶层。他从电梯里出来看到了一位巡诊医生的身影，她端着一只盘子正走向前面的走廊，水均伟跟在女护士的身后迟疑地移动着脚步，女护士将他带到了一间病室，那正是他儿子居住的病房。里面站着他的妻子崔玲，她正在看着女护士那尖而长的下巴发呆，女护士放下盘子，正在给水来注射针水，妻子崔玲的眼睛不眨地盯着女护士的下巴，她的眼睛已经干湿得没有一滴泪水，再过去位立着水来的舅舅，一位三十多岁的牙科医生，他的脸平静地注视着这一切，他的旁边站着他娇小玲珑的妻子。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团阴影里，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的命运，因而，他们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感受到水均伟的到来，直到护士为儿子注射完了针水，护士站起来端着盘子离去的刹那，他们才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水均伟。是崔玲最早看到了水均伟，她的嘴唇抽搐着，她想爆发出剧烈的哭泣声，但是她用手蒙住了嘴唇，水均伟直奔向儿子水来，10岁的儿子似乎像永久地睡着了。水均伟伸出手想抚摸儿子的小手，但是他害怕那双已经被命运改变了的小手，从前那双小手接触过铅笔、羽毛球、自行车、钥匙和郊外的石头；从前，那双10岁男孩的小手接触过硬币、冰淇淋、足球……而现在这双手藏在被子里，看不见他的指甲，看不见那双手的移动，随同身体那双手在不久之前曾经欢呼雀跃过，为他喜欢的足球而欢呼雀跃。现在，水均伟清楚地知道，这以后再也不会看见他的儿子欢呼雀跃了。水均伟用手抚摸着儿子的前额，现在，只有他会睡过去，只有他会处在他自己已经完全改变了的命运之中，水均伟的手停下来，他的目光看到了崔玲迷悯、绝望交叉的目光，她的身体已经被儿子的遭遇完全笼罩住了，浓密的泪水顺着她的指头往下滴落，水均伟走上前，本能地抱着她的肩膀。此时此刻，在这种情况下，水均伟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家庭正在分裂，他第一次不得不开始怀疑以往的那些梦想，包括他的辩护词中洋溢的真理是不是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那些梦想中的活动正在与今天的一切对抗着，水均伟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压缩，而且是正在被压缩成一片荒缪的枯叶。而且，妻子崔玲被绝望笼罩的那张脸就是那片枯叶，儿子熟睡的面孔也是那片被压缩的枯叶，在那一瞬间，水均伟浮现出电影《尘埃浮沉》中的两个场面，两个场景，两个情节——女主人公出现在尘埃之中，她与她的男友面对面选择着生活，而生活也就是选择道路或方向。在那尘埃中，时间像鸟一样飞翔着。他想到了芳沙蜷曲在粉红色沙发中的命运来，他那时候曾经由此升起对那个电影明星的怜悯，他觉得她不该那样，她才三十多岁，她不该有那本病历册，她不该属于那一种震耳欲聋的疾病，那病就像魔鬼的闪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