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这是一个撕裂灵魂的时刻，我大声叫出了炽然的名字，然后想扑进他怀抱，炽然却站在三郎面前，跟他流畅地说着日语，大意是说这个英国女孩有可能受到过什么惊吓，有可能携带什么精神病。三郎沉虑了片刻说：“她有可能在梦中见到过你这样的中国青年……”，炽然纠正或否定了三郎的想法说：“我可从来没有梦到过她，从来没有，她一定是患上了臆想症，在战乱中，很多妇女人都会患上臆想症，这并不奇怪。”三郎让他看我正在绘制中的地图时，炽然说：“我并不知道通往中国的道路，尽管我的父辈都是中国人，因为我在幼年时就到欧洲去了，我先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去了欧洲。所以我会说汉语、日语和英语。”三郎说：“你是从总部来的翻译，对于我们来说，你的身份很重要，因为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进入中国。”
在两个男人对话时，我确实已经感觉到自己正在发疯，仿佛真的已经患上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战乱之苦的妇女性们所患上的臆想症状，因为近在身边的恋人竟然不认识我，把我排斥在他生活之外，而且，我所迷恋的中国青年竟然做了侵略他国家的翻译，也可以说是中国汉奸。他们很快就可以离开帐篷，而且我感觉到，炽然想离开的念头是如此地强烈，他几乎不看我的脸庞，也没有感觉到我离他已经很近的颤栗声；我似乎已经在他的记忆中遗忘，或者说他在战乱中已经患上了全世界普遍患的遗忘症。这样一来，我似乎可以平息住那种灵魂的分裂：既然在他眼里，我是一个患上臆想症的英国女人，那么，在我看来，他仿佛也是一个身患遗忘症的中国青年。
怀着这种悲悯之情和仁慈的理解力，我接受了这种残酷的现实。目送着他们的消失，我不知道，在炽然消失的这些日子里，他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他一定经历了我看不见的、难以想象的折磨，否则，他就不可能患上遗忘症。从那一刻开始，我每时每刻都想离炽然近一些，尽管在一座营区，人们相隔却如此遥远——这是一段可怕而充满梦魇的距离，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的帐篷移植到了慰安妇的区域，外面有士兵日夜坚守着。这样一来，我就看不见炽然的存在了，事实上，炽然从来不出现在我眼前，惟一出现过的一次也是跟随着三郎。在这个世界上，我似乎已经失去了面见炽然的机缘。然而，三郎却可以随时走到营帐来，他来，显然是为了那幅地图，他似乎所有的热情都已经倾注到地图上——因为日军面临着撤离开这座小镇，寻找到通往中国的道路。我握住彩笔，最早绘制这幅地图时，我就在大胆地使用着彩色笔，因为最早的记忆源自身体的感受力：当炽然伸出手指在我裸露的脊背上，绘制出从缅甸通往中国的道路时，我已经感觉到了那是一种缤纷灿烂的触须。
中国是一个已经被我的灵魂所承载和收藏的国度，所以，现在，我愿意为它绘制出那张身体中的地图，我画得很慢，三郎在我绘制出的图像之中突然感悟到什么，噢，也许是一条道路，他笑了，如果不在战争时期，他的微笑是多么地神秘啊。然而，战争扭曲了他的微笑，使我看到的只是蜕变了的声音。
14．
当他说着好极了的时候，同时也在说着他的帝国有希望了时，在窗边，却是肉欲之声。这是离开小镇的头天晚上，每到这样的时刻，慰安妇女们的身体将为陷入战争中的士兵服务，这也许也是鼓励战争的一种愚蠢而残酷的暴力活动。三郎来到了我身边，他伸出手来，我已经不再抵抗他的双手。在这里，在这个黑暗而窒息的热带世界，捍卫自我的尊严显得如此地渺小；我已经失去了力量，阻碍他的双手，所以，他的双手伸出来，只是想抚慰我。在那一刻，他确实想抚慰我吗？
我回过头去，看到了他抑制住的泪水，他说：“我的未婚妻因为阻止我参战，而卧轨而死，我抱起她身体的时刻，她的身体仿佛玻璃碎片……”他在倾诉什么？我似乎溶进去了，因为他的倾诉之声是如此地真实，真实得让我逼真地看到了一个鲜活的女人，在卧轨之后，顷刻之间化为玻璃碎片的命运。我惊悸地叫了一声，他拥住了我的身体，泪水终于沿着他的面颊奔涌而出，我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为了那个抵抗战事的妇女，为了她献出的身体之谜。我闭上双眼，怎么也不可能抛弃那种卧轨的场景，这场景因为通过他的描述越来越真实，而逼真地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于身体的一幅画面。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忘记这个时刻，渐渐地，这个时刻已经成为了我使用并回忆的一种武器。
三郎只有在这个时刻才会变得如此地虚弱不堪，我感觉到了他的身体犹如一团已经坍塌倒地的废墟，这是惟一的一次，自从我认识三郎的那一刻开始，他似乎只有这惟一的一次变得虚弱。在别的时刻，他是如此地清醒和坚忍不拔，尽管他的未婚妻为抵抗战争，而卧轨殉难，他依然坚定而无畏地为他身后的帝国服务，这就是我和他的分歧，也是永不可能溶为一体的现实。即使他在那样一个时刻，变为了废墟，他也在站起来，因为他是军人，他又像往常一样从我们之间温情的关系中脱离而出，因为他看见了地图的存在。
整个夜晚，我都在走近那个为抵抗战争而献身的日籍女人，她的容貌和体姿一定像鲜花一样绚烂。尽管她已经变成了碎片，然而，她的身体之谜依然像我画中的女人一样摇曳着。下半夜，我从已经窒息了很长时间的颜料中虚释出了彩色缤纷的颜料，在我费劲地虚释出颜料时，我不时地听到从旁边的帐篷中发出的肉欲的尖叫声，它们是这个地区惟一的喊叫声，在雀鸟也不愿意飞来的践踏区域，那些即将入侵中国的士兵们正在发泄出他们的兽声，而躺在他们身体下的女人们尖叫着。
15.
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从热带的气候中挤出了干涩的颜料，它们被我从遥远的伦敦带到了这里，也许是为了绘制永未完成的地图之谜，尽管它的线条在战知己并不自由地朝前延伸着，然而，它却始终在朝前递嬗，犹如伟大时间的魔法之谜终有一天会被我们解出谜底；也许是为了职业的秘密，我画人体，这是一种想通过人体而揭示时间变幻的艺术行为，作为一个职业人体画家，箱子中不可能不携带着颜料，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画出那个女人变为玻璃碎片的故事了。记载并复述人体的命运可以彻底地再现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所以，我开始大胆地使用颜料，直到拂晓已经降临时，我才意识到离开的时刻已经降临。
三郎钻进了帐篷，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与这个世界联系得最为密切的人竟然变成了三郎，这真是一种天大的错误，也是战争给我带来的劫难。他来，是为了让我尽快地收拾行装，跟随部队一块出发。这时候，他的鼻孔嚅动着，他一定嗅到了画布上还没有彻底晾干的色彩，也许他嗅到了从身体中虚释出来的鲜血，或者更远一些，如果他现在依然充满灵魂的话，他的灵魂一定会奔逸热带的缅北，到达日本北海道的一条铁轨上，他会看到奔溅的鲜血，红色的身体碎片……所以，他绝望地奔向那幅油画，我从未看见过他如此地疯狂，他双手举起画来，就在他掷地时，他的双手突然又收回去了，他的嗓音又恢复到了低沉的状态：“准备好，半小时后出发”。我本以为他会毁灭那幅画，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理智战胜了疯狂。由此，我保留下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幅身体的油画。
那个日籍女人的身体在颜料中，用鲜血绽放着，我画出了黑暗中的一条铁轨，仿佛像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女人的双臂，柔软而潮湿地朝前奔涌，企图扭转那些从铁轨上奔涌到亚洲战场中的日本士兵。她的脸绝望地喊叫着。自此以后，这幅画就开始跟随我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似乎成为了我亲切的伙伴，伴随着我从缅北到中国的国土。而在那个早晨，当我拎着箱子，背着画框钻出帐篷时，我又一次看见了炽然。他站在三郎身边，同时站在所有已经列队成行的日军面前，空气中回荡着三郎的宣言，我似乎想用松针叶塞进耳朵，我不想听见任何声音，那些日语的杂乱之声，越来越令我的感官感到厌恶。
16．
我的视线集中到了一个人的存在之上，他就是炽然，我来自中国的恋人，而令人费解的是他正置身在入侵他国家的敌人的队列中，他头戴日军帽，脚穿日军皮靴，只有身体上那件白色的衬衣似乎是麻质制作的，也许来自他的国家。因为，在伦敦桥头边的出租公寓楼里，我触摸过他的白色衬衫，他喜欢穿白色的衬衫，无论在何时何地，衬衫总显得很干净，他曾经告诉过我，在他的故乡，当地人自己在织布机织出麻质土布，这种布料似乎对身体的存在很亲切。
炽然仿佛是一个陌生人，他对我的存在熟视无睹，仿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这样一来，我坚定不移地质信，炽然已经患上了失忆症，他已经把我排斥在外。在他眼里，我也不过是一个患上了臆想症的英国女人而已。很快我就无法看见炽然了。在我疑惑间，我已经被迫似地加入了慰安妇的队列，贞子走在我身边，她的神态似乎并没有我的想象中的那样沉重，相反，她似乎怀着一种翘首似的期待站在队列中。
她像我一样年轻着。我们都很年轻，在被这场战事所圈入了其中，我们的命运就像山羊一样失去了自由。有时我感到荒谬无比，置身在这荒漠似的空气中，幻想和谈论任何自由是多么地无知和可笑。贞子走在我身边，问我为何闷闷不乐，看上去，她似乎已经习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她的个人历史所带来的灾难。后来我才弄明白了一件事，在日军队伍中，因为有她爱慕的男人，尽管她是一个慰安妇女，所以，她的生活仿佛被爱情所笼罩着。
这是一种不可能纯净起来的爱情，也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却被她深深地呼吸着。
17．
仿佛在呼吸着缅北丛林中的瘴气弥漫，这是一种显然是有毒的气体，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在逃避毒气。由于漫长的行走，我和贞子离得很近，而且她似乎也喜欢跟我接触，对于她来说，我的存在似乎也是一个谜。然而，我却不可能讲述我的中国恋人的故事。有一点我似乎已经感知到了：在我和三郎、炽然之间，存在着一种扑朔迷离的关系，有几次，三郎似乎想试探我跟三郎的关系。那是中途，我们又再次搭营帐的时刻，也许由于三郎的关照——我依然可以独立的拥有一顶营帐，这关照，绝非是为我个人独立的存在，而是为了地图的存在。
在营帐脱颖而出之前，我随同慰安妇女们来到了附近的一条河边洗澡。似乎每个慰安妇女都在到达了一座目的地之前，第一桩事情就是迫切地寻找干净的水源，因为热带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汗淋淋，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在慰安妇那里，身体已经变成了她们的职业活动，她们之所以参与战事——就是用她的身体为日本士兵服务。所以，一种职业的习惯，使她们奔赴水源地时，仿佛林中野狐疯狂地追踪着就要到嘴边的猎物。
就这样，我可以凭助于我职业的诱引，研究她们的身体。在河边的野草中，她们开始脱衣服，这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脱衣，一种已经训练有素的脱衣舞；她们不感觉到耻辱，也不感觉到会有什么人窥视着他们的身体。
也就是说她们无任何捍卫自我身体的言词，她们可以当着男人飞快地脱衣，也可以在缅北的热带旷野，风情万分地脱衣；她们像是从热带中长出来的植物那样天性裸露，她们无视世界的任何一种存在和眼睛，因为她们是慰安妇女。
即使面对我，她们也不存在芥蒂，也不存在羞怯。我就这样站在她们之外，起初是小心地窥视，后来是颤栗，然后才是脱衣。面对一条显然是清澈而迷人的河流，我们不知道河水的源头是哪里，它要流到哪里去？我们没有力量和时间研究经过我们身边的一条看上去很温柔的河流的存在，因为我们是一群女人，因为战争被捆绑在一起了。以后，在很多年以后，我用几十幅油画记录了在缅北一条河流边，日军慰安妇集体脱衣的场景，以及在水中洗澡的几十种画面，这些油画在欧洲国家巡回展览时，引起观众们的热烈反响，对于一场已逝的战争，我再现出了肉体的沦陷史。
而在河流中洗澡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孕妇，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也是一种惊悸的现实。我越过水中青苔，离那个妇女越来越近时，我看到了这样动人的场景：那个来自中国东北的慰安妇女，正伸出她年轻的手去，从手中抚摸着她已经开始微微隆起的腹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