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归根
“八宝箱”虽然告一段落了，但是对于凌淑华来说，只能更难过。原本能说上话的朋友都离她而去了，徐志摩不会再回来了，与胡适似乎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亲密，林徽因怨恨她。
你看，就是这样，她在感情的事情上总是拎不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但是有一点，她很拎得清，对于创作，她是近乎执著的，断不可能停滞不前。与陈西滢结婚后，她经常跟随丈夫辗转各地，纵然如此，她也从没停止过创作。
朋友离去后，她心灵的创伤就只能通过创作来缓解了，陈西滢总是那么忙，婚后的生活也不如她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她总是在想，是不是一开始就走错了，不应该结婚，或者说不应该那么早就结婚，这样自己的生活也许会好过一些。
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再加上挚友的相继离开，让凌淑华不愿意敞开自己，她把自己密封起来，不让别人了解更不愿别人触碰，家人也不行。
和朱利安的婚外恋就是她对这段婚姻表达不满的最好佐证，朱利安年轻、狂热，根本给不了她安全感，但似乎是她烦恼心事最好的听众，朱利安的青春也能让她沾染一些活力。朱利安死后，凌淑华又把自己封闭起来，她的生活并不幸福。
在武汉经历了出轨风波后，抗日战争爆发了，日寇侵略的步伐逐渐威胁到了武汉，凌淑华不得不随校前往四川，而后又到了燕京大学任职，战乱使她的生活一团糟，她很痛苦，情绪也不稳定。
后来她写信向朱利安的姨妈著名的女作家弗吉尼娅伍尔芙诉说自己的痛苦，她鼓励凌淑华把自己的生活和亲身经历的事情写进文章中，凌淑华本是个极为注重个人隐私的人，但她还是听从了夫人的建议。
她很喜欢俄国作家契科夫和英国女权作家曼殊菲尔，所以她的作品深受他们二人的影响，这段时间她的创作虽然不多，但是对东方的艺术和喜剧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沉迷其中，这让她暂时忘却了痛苦。
1946年，陈西滢收到国民党政府的委派，到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随后凌淑华带着女儿陈小滢与丈夫会合，从此定居在欧洲。
这期间的生活过得并不好，陈西滢的工资待遇不高，时尚之都巴黎的生活压力大，高昂的生活费，让他们无法在巴黎继续生活下去，只好搬到了伦敦。
凌淑华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出身，但是本身并没有那些小姐们身上的娇气，在异国他乡，生活条件不好，凌淑华也一样能吃苦。她没有娇滴滴的哭喊着要摆脱这样的生活，为了家庭，她真的付出了很多。
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需要操持日常的家务活。为了补贴家用，她不得不为人撰稿和卖画。
她的画对改善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作家这个身份，她还是个闻名中外的画家，侨居他国期间，她曾不止一次的办个人画展，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
最轰动的一次是在巴黎，那是1962年的冬天，为了纪念博物院院长和著名汉学家逝世十周年，凌淑华应邀到法国巴黎举办画展。这次盛大的画展，她不仅展示了自己的几十幅作品，还展出了她收藏的国内著名画家的名作和文物古董，法国电视台和电台为这次画展广为宣传。
凌淑华在作画方面的成就很高，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雅致，秀韵入木，一度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法国著名的传记作家莫洛亚曾称赞她是一个才华横溢、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
凌淑华对自己的画作很有自信，她作的画大多属于文人画，这种画是画家很好的思想表达，真正表现出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韵味。
对于这一点，莫洛亚有很深刻的体会，他是这样理解的：“在这种富于诗情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其中的静与空白和线条，所表现的并无不同，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人常把书法、绘画、诗歌融为三位一体的艺术，文人画便是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这三种要素而成的。中国艺术家虽受传统熏陶，但并不抄袭古人作品，而是努力摆脱窠臼，显示出自己的境界。他们并不呆板地以模仿自然为能事，而认为重要的是能创造一种诗的意境，所以凌淑华的工夫并不在表现面上的努力。她画的那些雾气溟俶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在朦胧的梦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她的艺术的另一特色，则是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捷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
莫洛亚的理解很精准，不论是对凌淑华，还是她的画作。这样深层次的理解，绝非想当然而说，一定是经过深刻的研究和探索，能引起一个优秀的外国艺术大师的注意，只能说凌淑华值得。
凌淑华是一个文人，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不会放弃绘画和写作，这俨然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不放弃是因为热爱，或许也是为了填补她内心孤独的缺憾，虽然客居他国，但是凌淑华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她想念中国，想念史家胡同的家，想念国内的挚友。
1964年，实力渐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陈西滢被法国政府责令离开巴黎的住所，从这之后，陈西滢的身体垮了下来，精神状况一日不如一日。
1970年，陈西滢在英国去世，留下了与他相伴四十多年的妻子凌淑华。丈夫去世后，凌淑华感到更加的孤独，她常常给国内的好友冰心、巴金等人写信，告诉他们自己想要回国的愿望。
也许是人到了晚年，都会尤为念旧，就像凌淑华这样，想家想朋友想回国。1985年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先生去世，这件事情更加剧了凌淑华想要回国的心情，世事无常，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的离世，她再也不愿在国外待下去了。
她在给冰心的信中伤感的写道：“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好了，你已经够难过，我不应再招惹你了！我现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国，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
可直到四年后，1989年12月，凌淑华才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地方——北京，回京后她就因为腰伤而住院，第二年的90岁生日是由亲朋好友和文艺界人士在医院陪同度过的。
回国的喜悦还没过去，凌淑华曾患的乳腺癌却复发了，她的情况越来越糟了。这个时候的凌淑华是最敏感的，虽然一连昏迷了数日，但她自己的身体情况，心里像明镜似的，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
她不想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遗憾，就请求家人和医生，说她最后的愿望是看一看北京城。为了满足凌淑华的愿望，家人和医院同意她躺在担架上，由救护车护送游览。
在逛到童年时光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园时，凌淑华终于再也忍不住潸然泪下，不住的夸赞北海公园的风景依旧那么美。最后，她来到了生养她的地方——史家胡同，随着岁月的变迁，这里已经变成了一所幼儿园，知道她要来，孩子们个个手捧鲜花列队欢迎她。看着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凌淑华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童年，不禁感慨万分。
突然，她想到自己《古韵》中的一处结尾：“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现在她终于拥有了这份“幸运”。
这次北京游之后的第六天，凌淑华在北京与世长辞。生在北京，死在北京，她的离去平静得像一摊水，正如她所愿。
落叶归根，就是凌淑华最好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