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爱怎么都可以
失恋并不可怕，生活还是要继续。庐隐在大学期间读了很多书，而且经常研究社会问题，很快就和学校里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打成一片。
她剪了短发，穿着套衫和裙子，豪迈得和朋友们自诩为“战国四公子”，她被封为“孟尝君”，她们四公子的名气渐渐在学校里传开。
后来，因为喜欢谈论和研究社会问题，她加入了简称S·R的社会改良派，每星期都会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小伙伴聚集活动。
在这里她结识了同为福建老乡的郭梦良。此时，郭梦良还是北京大学法科哲学部的学生，在闽籍学生北京联合会担任一些职务，常常在《京报》《时事新报》《青年之报》等报刊上发表作品，是一个才华横溢、思想进步的有为青年。
庐隐在结识了郭梦良之后，便被他身上的特质所吸引，他思想超前，文章写得好，很得庐隐的心。他睿智，在大会上侃侃而谈，举手投足间无不在深深吸引着庐隐的目光。
而郭梦良也欣赏恋慕着庐隐。两情相悦的爱情是美好的，可现实是残酷的，郭梦良向庐隐坦白他是有家室的，他的妻子叫林瑞英，20岁时父母包办的婚姻。
他没有爱情，坦诚他和妻子之间没有爱情，婚后一个月，他进入北大。郭梦良和他的妻子没有爱情，但是先入为主，终究是他的妻子先得到了他，庐隐有点迷茫，不知道他们之间的爱情该不该继续下去。
她在作品《海滨故人》中清晰地表达了她的苦闷和迷茫：“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
看得出，庐隐很喜欢郭梦良，她甚至有了跟她度过余生的想法，可是她又被他有家室这一点苦苦缠住，烦闷至极，又迷茫得很。只好召集朋友们征求意见，她苦闷地说道：“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
结果朋友们的态度竟然出奇地一致，就是请她慎重考虑，甚至谴责了她一番。庐隐意识到人言可畏，连她的朋友们都不理解她，旁人就更不用说了。她动了离开郭梦良的念头，无奈，她陷得太深，已经觉得自己离不开他了。
庐隐是个倔强的人，为了爱情，她有义无反顾的决心。面对家人的反对、朋友的责难，她毅然决定和郭梦良在一起，她向郭梦良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这句话一时被人称颂。
1923年，庐隐和郭梦良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但是，婚后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新婚的快乐总是短暂的，余温一过，剩下的就是生活的苦涩。
郭梦良没有离婚，所以庐隐其实在郭家是做小的，她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女子，在和郭梦良回家探亲期间，她深深地感受到了小老婆的卑微和无奈，受不了冷遇和屈辱，她写信向好友程俊英抱怨：“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让庐隐感到郁闷不已，她以前常常恐惧结婚，现在看来，这种恐惧也不是没来由的。
好在他们很快就回到了上海，婚后的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本以为有了女儿，生活会恢复以往的甜蜜，却没想到郭梦良忙于事业，根本没有时间陪伴庐隐。
庐隐彻底沦为了她不愿意成为的那种女人：周旋在家庭和生活之中，没有了自我的小女人。她写信向程俊英感叹：“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
这样的人生不是她想要的，在家庭的琐事中沉浸了半年，庐隐就醒悟过来，她不能这样，再这样下去一定会迷失掉自己的。于是她开始重拾自己的写作，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优秀的短篇小说。后来又出版了她人生中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
她在写作生涯中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乐趣，然而这样的乐趣并没有维持太久。1925年，厄运降临，郭梦良过度劳累再加上疾病缠身，撒手而去。
他们的结合，顶住了世人的俗见，忍了亲友的苛责，却败给了生活、败给了命运。庐隐仿佛搭配不当失掉了所有的力气，她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下去。
在崩溃的边缘
郭梦良和庐隐的女儿连一岁都不到，庐隐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他们才在一起两年多，他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她们。
庐隐忍着伤痛带着女儿扶柩回乡，等着她的，不是婆家的接纳和温情。她是小老婆，生的又是女儿，没少受婆婆的气，现在那个可以为她撑腰的人已经不在了，这样的日子她受不住了。
她自怜道：“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郭家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郭梦良不在了，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为了女儿，她必须振作起来。庐隐从福建回到了上海，她一边在大学担任女生指导，一边在附中任教，为了节省开支，她甚至住在女生宿舍。
她的收入并不多，一个女人还带着孩子，生活过得很艰难，课余时间，她还坚持写作，没日没夜的工作和学习，让她变得更加愁苦，她常常向身边的人感叹，自己是被爱情和男人毁了。
上海的日子不好过，庐隐想到了北京，对她来说，北京就像是她的家乡一样，有着不可分割的感情。一封朋友的来信，唤起了她对北京的记忆，她决定回到这个让自己长大的地方。
在北京，她担任了北京市立女子中学的校长，校长不是什么人都能胜任的，需要每天和各色打官腔的人会面周旋，学校里的大小事务都需要处理，对庐隐来说，真的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她自己也清楚，她说：“当校长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脸的打官腔的人们会面，并且还要谨慎，还不能乱说一句话。现在不要说作品，真是连文学的感情，也消逝得干干净净了。”
校长表面看来风光，但并不适合庐隐，她看清楚这点后，便果断辞了职。懂得取舍，拿得起放得下，在这点上，庐隐一直做得很好。她一直辗转在各样的职位上，教书、做编辑，总也做不长。
倒是她的写作事业，一直没有放下，她创作的小说、散文、散文诗多次发表，很受欢迎，但是这些作品的风格大抵逃不过一个“悲”字，她的短篇出版后，集成一册，名为《曼丽》。
她评价自己这部短篇集时说：“这个时期是我的悲哀时期，这本集子里充满了悲哀，虽然这是一种浅薄的衷感。我觉得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她话中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人生的消极感叹，这样的人生态度让她感到更加的空虚和悲哀。
人越是在难过的时候就更想要看悲伤的故事，庐隐在悲哀时期尤其喜欢看叔本华的书。
受到叔本华著作的影响，开始相信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观主义思想，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正在被悲哀掌控，无论看什么东西、什么事情，都会被她自动镀上一层悲哀的色彩。美好的事物不再在她心里产生共鸣，她更加理解人们的泪水和叹息。
她就这样悲哀的活着，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似乎只有这样的悲哀才能让她忘记死亡，让她的灵魂得到安慰。
庐隐变成这样，是被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的确，她太苦了，这段时间是她人生的低谷，她不断的经历生离死别，似乎人生中所有的不幸都在她身上一一兑现。
先是母亲的突然离世，小时候她一直对母亲心存怨恨。直到后来母亲去世，她才明白真相。真相就像是一根刺，狠狠地扎在她的心头，原来母亲是爱她的，只不过母亲的爱来得有点迟。
庐隐坚持要和初恋林鸿俊在一起时，母亲是为她考虑过的，嫌弃林没有学识而提出大学没有毕业不能结婚，是真的；庐隐借来的200元学费是母亲悄悄资助的，也是真的。事实证明母亲没有错，当年庐隐的年龄还太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广阔，最终庐隐也确实没有和林鸿俊在一起。
后来，庐隐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坚持和有家室的郭梦良成婚，这件事更是让母亲在邻里乡间抬不起头来，女儿怎么也是读过书，见过大世面的人，却选择了做别人的小老婆。受尽了屈辱，母亲郁郁寡欢，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现在庐隐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只是，这样的真相来的太迟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丈夫去世后，庐隐的好友石评梅一直陪伴她、开解她，她们一起散心、唱歌和跳舞。但好景不长。
石评梅去世后，庐隐更加孤独，成了一个没有人陪伴的孤独旅客。她说：“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过慢性的自杀。”
直到她哥哥的去世，她终于再也支撑不住，悲哀的沸点爆发，她一下子就病倒了，整个人变得萎靡不振。
这段时期，庐隐遭遇了人间最不幸的死别，一个接着一个，根本没有给她喘息的机会。她的精神徘徊在崩溃的边缘，她的《灵海潮汐》和《曼丽》两个作品集中满含她这个时期的情绪思想。
情不自禁
在她濒临崩溃的时候，一场病挽回了她。在病中，她想明白了很多事情，觉得人不能这样的活着，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也要为了自己的女儿。
病愈后，她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她在自传里写道：“虽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我只要有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
庐隐的一生已经足够悲哀，她需要一股力量来帮助她走出悲哀和痛苦，这股力量只能是爱，只有爱。
就在这时，她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李唯建，一个乐天派的青年诗人，他们相遇的时候，李唯建还是个清华大学的学生，比庐隐整整小了九岁。
李唯建就像是庐隐的救星，庐隐活得悲哀、特立独行，但是李唯建恰好与她相反，他是一个乐观派，长得挺帅气，还很有才华，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信心。
庐隐没有轻易地接受李唯建，她自己陷在绝望和痛苦之中，已经没有了那种为爱情义无反顾的心情了，况且李唯建年纪太小，这样的姐弟恋，庐隐怕自己承受不来。她违心地拒绝了李唯建的追求，她有点害怕爱情的到来，不是不爱，而是不敢爱，怕伤害自己，更怕伤害那么优秀的李唯建。
李唯建是个很有责任心的小伙子，他敢爱敢恨，相对于庐隐对爱情的退缩，他显得更加勇敢。他直白地向庐隐发出爱的誓言：“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
他是了解庐隐的，他知道庐隐早已对他动心，只是生活的磨难让她不敢勇敢地去爱。他向庐隐勇敢地表白，告诉她：“你的一切我都可以承担，不要再有什么顾虑。”
不得不承认，庐隐被这样大胆的表白感动到了，她甚至想要冲去找李唯建，告诉他，她也爱他，她愿意和他在一起，但是理智告诉她，不可以，她是一个被生活捆绑的女人，她不能去拖累他，未来是怎样，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知道，她和李唯建在一起后，会不会再次被命运击倒？她还是不能挣脱内心封闭的枷锁。
李唯建没有气馁，大有一番不能抱得美人归誓不罢休的势头，怀着这样的心思，继续对庐隐展开攻势：“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
庐隐终于再也受不住了，她本来就是爱他的，拒绝只是一点点的理智在强撑着她，现在最后一点的理智也被爱情的火花吞灭了，她回应他说：“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
李唯建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奔跑者，冲进了庐隐的生活中。庐隐不再像以前那样整日整日的忧虑和悲痛，李唯建的出现，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庐隐未来的路，驱走了庐隐心中的阴暗，把她变成一只快乐的鸟儿、一朵五彩斑斓的花朵、一阵无忧无虑的清风、一颗耀眼的明星。
庐隐曾经这样评价李唯建：“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李唯建大概是适合她的，庐隐对待爱情，不追求所谓的金钱、地位和外貌，但她对待爱情的态度也绝不是没有条件的，精神高度的一致是在爱情中最重要的，只有上升到精神高度的交流，爱情里才是平等和快活的，这才是两个人相爱的基础。
那个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庐隐又回来了，纵然没有人看好他们之间的姐弟恋也没有关系。他们沉浸在属于他们俩的爱河中，别人越是不看好，他们就越是高调，互相传递表达爱意的情书，更是浓情蜜意。1930年，她毅然决然的同李唯建完婚，向世人宣告这段姐弟恋终成正果。
婚后，他们东渡日本，在日本郊外艰难生活，但生活过得倒是怡然自乐，他们还把他们之间的68封情书集合，取名《云鸥情书集》出版。那个时候敢于把情信公开出版的人不多，他们这样做就是在向世人宣告，他们有多幸福，姐弟恋不该受到指责。
随着日元升值，他们在东京的日子开始过不下去，只好去了杭州。在这个美景迷死人的城市，庐隐那被压迫了许久的灵感，终于爆发了。在这里她写成了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和短篇集《玫瑰的刺》。
杭州再美，他们也没能待得太久，1931年，他们回到了上海，庐隐又开始了一面教书、一面写作的生活，她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创作了优秀的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