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乘风独向东
秋瑾的这个好友吴芝瑛，也出自名门。她比秋瑾大7岁，是安徽桐城人，是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
吴芝瑛和秋瑾一样，自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工诗词，写得一手好字，且为人正直，富有爱国心，除了不会武功以外，其他方面的品质几乎跟秋瑾一模一样。随着交往的频繁，两人情谊与日俱增，在1904年2月22日，两人义结金兰，交换兰谱，结拜为异姓姊妹。从那时起，秋瑾换上男装，不再穿女服。
在吴芝瑛家里，秋瑾还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是一个日本女人——服部繁子。服部繁子的丈夫叫服部，是一个博士，当时在京师大学堂任教员。服部繁子谈吐不俗，言行高雅，是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女子。这个时候秋瑾才知道，原来日本有女子学校，在学校里可以学到许多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而且最重要的是，学校里女子享受的权利和待遇跟男子是平等的。秋瑾听了之后，顿时萌生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
秋瑾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吴芝瑛。
吴芝瑛说，去留学当然好，但是你丈夫肯定会反对。因为你的儿女尚且年幼。再说，一个女子单身出洋也有诸多不便之处。
不过，秋瑾说，女子想要自立、求学，怎么能仰仗男子？依我之见，想要革命，就得先从家庭开始，先求男女平等。现在日本已经有了女学，几十年后，中国肯定也会有的。但是如果今天没有一个女子敢带头去读书，并且提倡女学，那女子就不会自立，以后也不会有女学。总得有人先去做这个事的。如果我丈夫反对，不给我钱，我就把首饰卖了当路费。至于孩子，可以让他们的祖母来带。
吴芝瑛看到秋瑾的态度如此坚决，就表示支持她。
秋瑾回家之后，就把自己想要去日本留学的想法告诉了丈夫王廷钧。王廷钧一听，当时就目瞪口呆，女人出国上学？千古未闻。等反应过来之后，就极力反对。他先是来文的。好言相劝一番，然后给秋瑾买了不少古玩字画，想要秋瑾沉浸在这些风雅之中，打消出国的念头。但秋瑾不为所动。没办法，王廷钧就来武的。他把秋瑾陪嫁的珠宝首饰全部藏了起来，断了秋瑾的经济来源。但秋瑾把自己佩戴的首饰全部变卖了，又从朋友那里借来一些钱，还是凑够了去日本的路费。
无奈之下，王廷钧使出绝招，他告诉秋瑾，如果你走了，孩子我也不管了，让他们俩饿死吧！将来他们肯定会怨恨你！
秋瑾说，一双儿女我可以带出国，我能养活。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王廷钧再无话可说，也退无可退了，只好同意秋瑾出国。两人协商，儿子留给王廷钧，女儿让秋瑾带走。
1904年6月28日，秋瑾回老家向母亲告别。在家里小住几天之后，到了天津，穿一身男装，怀揣一把刀，抱着不满3岁的女儿，从天津塘沽口岸登上日本人租借的德国客船“独立号”，踏上了去日本的留学之路。
在船上，看着茫茫大海，滔滔碧浪，回忆着以前幽闭无聊的日子、乏味的婚姻，憧憬着未来的天地，秋瑾不禁悲喜交加，感慨良久。后来到日本后曾写有一首诗，来表达当时在船上的心情：
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
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
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其中第一句“漫云女子不英雄”最为豪气，颇有花木兰之遗风。
还有一首乐府诗，更是豪气干云：
泛东海歌
登天骑白龙，走山跨猛虎。
叱咤风云生，精神四飞舞。
大人处事当与神物游，
顾彼豚犬诸儿安足伍！
不见项羽酣呼钜鹿战，
刘秀雷震昆阳鼓，
年约二十余，而能兴汉楚；
杀人莫敢当，万世钦英武。
愧我年二七，于世尚无补。
空负时局忧，无策驱胡虏。
所幸在风尘，高气终不腐。
每闻鼓鼙声，心思辄震怒。
其奈势力孤，群才不为助。
因之泛东海，冀得壮士辅。
此等诗，居然是出自一女子之手。
到了日本之后，由于不会说日语，秋瑾先去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这种讲习所类似于速成班，教外来人迅速学会当地语言，便于生活。第二年，秋瑾转入“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这所学校属于“东京青山实践学校”的一个分校，里面全是中国来的留学生。当时清政府虽然也有一些官派留学生，但是人数极少，大多都是自费留学的。而能够自费留学去日本的，一般都是要学习先进文化以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
当时的日本社会高度发达，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西方的先进思想早已扎根发芽，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之类的理念深入人心。对于来自封闭落后专制国家的清朝留学生来说，这里无疑是一块乐土，是一个崭新的天地。他们纷纷组织社团，建立会盟，办报纸，骂清政府。秋瑾自然也不甘落后，她在努力学习的同时，积极结交革命人士，认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陶成章、徐锡麟、陈天华、鲁迅，等等。这些青年人经常在一起开会，商讨排满大计。
秋瑾为人豪爽，口齿伶俐，非常善于演讲。在宣传革命的诸多方式中，秋瑾最推崇的就是当众演说。她认为，中国的大众，当官的整天迎来送往、吃花酒逛窑子，一门心思巴结大官，根本没空去看报纸；生意人呢，钻到钱眼里，也没那觉悟看报纸。而下层劳动人民，整天为生存奔命，也没那时间去看报，何况一万个人也难找到一个识字的，所以最好的宣传方式就是演讲。因为演讲是随处就可以讲，还不要钱，关键是人人都听得懂。对于宣传革命最为有利。
因此，在日本的留学生们就成立了演说练习会，教学生们演讲，以便学成后将来回国应用。秋瑾讲话抑扬顿挫，条理清晰，最能渲染会场气氛，带动大家的情绪。因此留学生都爱听她演讲。
在投身革命的同时，秋瑾也不忘救济别人。有一次，她遇到了一叫蔡竞的中国女子，被丈夫抛弃了，在日本又人生地不熟的，举步维艰。秋瑾帮她解决了衣食住行等问题，还在回家省亲的时候把她带到自己的老家，送到绍兴的手工学校学习，并且托自己的哥哥照顾她。还有一个小姑娘，父亲在日本病死，举目无亲，秋瑾也在第一时间向她伸出了援手。
湖南人陈范家里有钱，去日本留学时带着两个小妾湘芬和信芳，秋瑾极力劝说湘芬和信芳，让她俩离开陈范，自力更生。后来陈范恬不知耻，为了私利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广东富商做小妾，秋瑾从中阻挠，才使得陈范恨恨作罢。
为革命赴汤蹈火
秋瑾到日本的第四个月，就参加了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三合会”。1905年6月，在陶成章和徐锡麟的介绍下，秋瑾加入江浙光复会。当时的革命组织很多，规模较大的还有广东兴中会和湖南华兴会。光复会的主要成员是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江浙人士；兴中会的主要成员是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广东人士；华兴会主要是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湖南人士。这些组织都是以老乡团为主，虽然都以反清为革命主张，但毕竟是分散的，各自为政，力量不够集中，不便于跟清政府斗争。在孙中山等人的努力下，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组织达成协议，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强大的组织——同盟会。
1905年7月30日，由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召开预备会议，会议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半个月后，秋瑾又经人介绍，加入同盟会。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副总理，制定《军政府宣言》，以《民报》为机关刊物，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同盟会把总部设在日本，在国内外和南洋华侨那里大力发展成员，在国内南方各省组织了很多次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其中1906年萍浏醴起义的规模最大，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中国南方进行的最大一次反清武装斗争，也是同盟会成立以来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起义。此次起义牺牲的义军将士及其家属超过万人。
虽然这些起义都被清政府扑灭，但也给清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内外交困的清政府疲于应付这些起义，就利用外交手段，要求日本政府驱逐正在日本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留学生。日本政府狼子野心，素来都想侵占中国，并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也不同情和支持中国的革命，因此就颁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规则》一经颁布，就在留学生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陈天华，愤而跳海自杀。临死前留下一份绝命书，控诉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歧视和侮辱，并号召大家继续革命。
陈天华的死给留学生带来了新一轮的冲击。秋瑾一向视陈天华为开启她智慧的老师。在悲愤中她清醒地意识到：在异国他乡宣传革命，效果毕竟有限，还会受到别人的歧视。与其这样，还不如回国去，实实在在、真刀真枪地跟清政府干。
打定了主意之后，秋瑾就去找自己的同乡、朋友，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准备相约回国闹革命。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然后在留学生会馆的锦辉馆里召开陈天华追悼会。由于鲁迅也是绍兴人，跟秋瑾是同乡，因此也在邀请之列。但是鲁迅是官派留日学生，对于秋瑾的回国闹革命并不赞成，认为那只会白白牺牲。
1905年年底，秋瑾坐轮船回到祖国。次年年初，回到了久违的家乡。家乡的亲人们看到秋瑾回来，都非常高兴，她自己也是激动不已。在老家休息了一阵子之后，经过陶成章和徐锡麟的介绍，秋瑾来到南浔镇浔溪女校教日语。当时的中国已经有女校，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很多方面，女人都不能跟男人平等。秋瑾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就常在课余时间给学生们讲国外女人们的待遇，宣扬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要解放。学生们都很爱听，围着她很认真地听。当时，秋瑾注意到，每逢她讲这些道理的时候，班里面一个叫吴珉的学生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里，不与众人一起讨论。秋瑾就去问她为何如此。吴珉说，秋先生说得都对，但是我是一个童养媳，连自由都没有，怎么好去解放别人呢？秋瑾一听，二话不说，就带上钱去吴珉所在的大户人家，把吴珉赎了出来。吴珉感念秋瑾的大德，从此跟随秋瑾走上了革命之路。秋瑾死后，吴珉改名为吴惠秋，成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秋瑾在女校里大力宣扬妇女解放的做法引起当地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感觉秋瑾的言行会给当地带来危害，于是就使出下三滥的招数，散布流言蜚语，对秋瑾进行污蔑和攻击。秋瑾一向行事光明磊落，受不了这窝囊气，就离开了学校，不再任职。
之后，秋瑾觉得女子解放迫在眉睫，必须尽快解决，因此想办一份报纸呼吁大众都来关注妇女权益。她辗转来到上海，在北四川路租了一间房子，在那里创办了一份《中国女报》。为了申明报纸的宗旨，秋瑾写了一篇《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发刊词。为了使更多人能够看懂，秋瑾在行文时，几乎完全采用大白话，因此文章风格通俗易懂，很接地气。其内容十分精彩，观点鲜明准确，纵然是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觉得振聋发聩，句句切中时弊，点中要旨。
本着奇文共赏的精神，现将此文摘录如下：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地看待；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
这还不说，到了择亲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要是说一两句抱怨的话，或是劝了男人几句，反了腔，就打骂俱下；别人听见还要说：“不贤惠，不晓得妇道呢！”诸位听听，这不是有冤没处诉么？
还有一桩不公的事：男子死了，女子就要带三年孝，不许两嫁。女子死了，男人只带几根蓝辫线，有嫌难看的，连带也不带；人死还没三天，就出去偷鸡摸狗；七还未尽，新娘子早已进门了。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试问天下没有女人，就生出这些人来么？为什么这样不公道呢？那些男子，天天说“心是公的，待人是要和平的”，又为什么把女子当作非洲的黑奴一样看待，不公不平，直到这步田地呢？
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当初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陈后主兴了这缠足的例子，我们要是有羞耻的，就应当兴师问罪；即不然，难道他捆着我的腿？我不会不缠的么？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我们难道不会和他分辩，就应了么？
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体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做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长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它缠了，使男人看见喜欢，庶可以借此吃白饭。至于不叫我们读书习字，这更是求之不得的，有什么不赞成呢？
诸位想想，天下有享现成福的么？自然是有学问、有见识、出力做事的男人得了权利，我们做他的奴隶了。既做了他的奴隶，怎么不压制呢？自作自受，又怎么怨得人呢？这些事情，提起来，我也觉得难过。诸位想想，总是个中人，亦不必用我细说。
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姊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情，尽力做去。比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为人了。老的呢，不要说“老而无用”；遇见丈夫好的要开学堂，不要阻他；儿子好的，要出洋留学，不要阻他。中年做媳妇的，总不要拖着丈夫的腿，使他气短志颓，功不成、名不就；生了儿子，就要送他进学堂；女儿也是如此，千万不要替她缠足。幼年姑娘的呢，若能够进学堂更好；就不进学堂，在家里也要常看书习字。有钱做官的呢，就要劝丈夫开学堂、兴工厂，做那些与百姓有益的事情。无钱的呢，就要帮着丈夫苦作，不要偷懒吃闲饭。这就是我的望头了。
诸位晓得，国是要亡的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们还想靠他么？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诸位！诸位！须不可以打断我的念头才好呢！
秋瑾的发刊词写好之后，她的两个编辑陈伯平、徐双韵都赞不绝口，但问题是，文章写好了可是没钱去印刷。为了能让报纸发行，秋瑾四处筹钱，还在别的大报上登广告募捐，可惜应者寥寥，没人来理会她。弄到最后，才筹得几百元钱，远远不够用。看着这死气沉沉的局面，秋瑾不免有点丧气。但她并没有消沉，而是更加积极地奔走、借钱。在四处碰壁之后，她忽然灵机一动，对了，自己的夫家是经商的，有的是钱，为什么不回去拿点？
于是，在这年秋天，秋瑾回到丈夫家——湖南湘潭王家。
当时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正在北京，并不知道秋瑾回家了。因为秋瑾自去日本留学之后，几年来夫妻二人未曾通过一封书信，恩义几乎断绝。而且王廷钧在秋瑾离开之后，还纳了妾。秋瑾后来得知后，非常气愤，要求与王廷钧离婚，王廷钧当然不会答应，但两人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秋瑾曾经写过一首《古意》，表达对丈夫的怨恨：
金屋无人见泪痕，坠欢如梦黯销魂。秋风一夕捐纨扇，雪落人间弃妇恩。
王廷钧的父亲王黻臣看到秋瑾回来，以为二人和好了，非常高兴。但不料几天之后，秋瑾并没有表现出要安分过日子的样子，而是开口问他要钱，准备拿了钱就走人。所以，王黻臣断然拒绝。
迫不得已秋瑾只有使出自己在外面闯荡时的江湖手段，她闯进公婆的房间里，嗖一下拔出尖刀，插在桌子上，说今天要是不给她钱，就要杀人。王黻臣看她来势汹汹，就让管家给她拿了两千元钱。
秋瑾拿了钱，迅速返回上海，加上别人的捐助，才把第一期的《中国女报》给刊行了出来。《中国女报》的封面上有一个妇女，双手高举一面旗帜，寓意着觉醒和前进。这份报纸深刻地阐述了男女平等的重要性，秋瑾在文章里多次把解放妇女跟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相结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女性读到以后都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并且相应地做了斗争。
可惜的是，由于资金问题，《中国女报》只办了两期便夭折了。
报纸办不下去了，秋瑾就在徐锡麟的邀请下，去绍兴主持大通体操学堂。在1906年的年底时，徐锡麟就对秋瑾发过邀请。但秋瑾当时正忙着办报，抽不开身。此时正好无事，就应邀来到大通体操学堂。大通学堂是徐锡麟和陶成章在1905年8月创办的，目的是培养军事人才，凡是这里的学员，都要加入光复会，为将来革命做准备。因此名义上是学堂，其实就是革命党人的一个基地。秋瑾文武双全，正好可以做新学员的教官。她到任以后，先是整顿校政，然后就带着学员们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她的领导下，校风为之一振。
浙江的会党林立，但也鱼龙混杂，虽都以反清为目的，但有的是革命人士组成的党派，有的却是江湖大哥们组成的黑帮。这些会党遍布全省，有的在通都大邑，有的在林里山间。秋瑾的主要任务就是联络这些分散的力量，把他们聚合在一起，一起进行反清革命。于是，秋瑾多次骑着马穿梭在金华、义乌等山水之间，有时候风餐露宿，睡在野外，但她丝毫不惧。后来，诸会党帮派首领纷纷跟她歃血为盟，结为生死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