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红军”
萧军按照老裴给出的地址，七拐八拐地找到了东兴旅馆。在茶房的引领下，他站在了萧红的房门前。
敲了几下门，门开了。是一个圆脸的女人，头发散落在肩膀上，大着肚子。
“你找谁？”女人问道。
“张迺莹。”萧军说。
那女人便拉开了电灯，放萧军进去了。
房内的陈设极为简单，一把椅子，一张双人床。空气里有股发霉的味道。萧军就在椅子上坐下，打量着屋子的四周。
萧军带来书的同时，还带来了老裴写给萧红的信。萧红读完信后，惊奇地叫了起来，“原来你就是三郎先生！”
说着，她扯过一张旧报纸，上面有一篇萧军的连载短篇小说《孤雏》，署名是三郎。老裴就在信里提到这个事，说给她送信的便是这位三郎。
萧军不好意思地说，是我。
由于书已经送到，信也送到，萧军就不打算做任何停留，他站起身就准备走。
萧红成天一个人在屋里，本就觉得孤独，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人，没待上两分钟就要走，心里就有点失落。于是就挽留道：“我们谈一谈，好吗？”
萧军一愣神，然后说，好吧。他并没有想过自己要和这个孕妇聊什么。
然后两人便开始了长谈。基本上就是萧红说，萧军听。萧红把自己一路走来的辛酸历程全部向萧军倾诉了。萧军静静地听完，然后顺手拿起旁边床上的几张信纸。上面有一首诗，短短的几句，却有很隽永的意味：
去年的五月，
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时节，
今年的五月，
我生活的痛苦，
真是有如青杏般的滋味！
萧军看了，禁不住呆了。这一首诗，一下子让这屋子亮堂起来了，也让他眼前的这个女人散发出光彩来了。在这一瞬间，他觉得她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他抬头看了看萧红，觉得自己是在仰视这世界最高贵最晶莹的灵魂。他感觉，自己的胸口被爱神丘比特的神箭给射中了。
他站起身，看着自己身上褪色的学生装，打着补丁的裤子，裂着大口子的皮鞋，不禁为自己的形象感到不好意思。但是他很快又平复了，因为萧红的衣着打扮并不比他好到哪里去。
他看到桌上有半碗高粱米饭，就发问道，这就是你的饭吗？
萧红木然地点点头。
萧军顿时为自己女神的遭遇感到悲凉，他低下头，在自己的口袋里找了半天，最终找到了五角钱，放在了桌子上，说，买点什么吃的吧。然后匆匆而别。
没了路费，萧军便步行回到了老裴家。在路上，他不断地谋划着，怎么来拯救萧红。
第二天晚上，萧军急不可待地再次来到东兴旅馆。两次长谈，让他彻底坠入爱河。他疯狂地迷恋上了萧红。他跟萧红热烈地相拥，激吻，做了恋人该做的一切事。萧红此时已经经历了两个男人，头脑也清醒了很多，她并不认为目前的处境是恋爱的时机。但是，她很快就被萧军的爱给击倒了。她一度绝望的内心开始在希望中复苏，她确信眼前这个男人可以给她带来青春的力量。因此，她热烈地回应着，把萧军称作她的“初恋”，即使萧军告诉她自己已经有妻子，她也毫不在意了。于她而言，只要有人爱她，而她也爱那人，就行了。世俗的种种，她都不愿去理会。
然而，被人爱又能如何？她还大着肚子，房费依然没有还上，吃喝穿依旧很粗劣，住的还像是个笼子。就是这个爱人，也不能天天来，而且又因为他们相爱的缘故，报社的人为了避嫌，也不再来了。寂寞和饥饿，日复一日地蚕食着她的内心。
正当萧红百般无聊的时候，松花江发了大水，哈尔滨市区被淹了。旅馆一楼的房客都跑了个精光，外面乱成一团，到处都是呼喊声，哭号声，人们都在寻找船只离开。而在这危急时刻，房东还不忘来催缴房费，萧红一个铜板也拿不出，房东也不能怎样。好在他为了逃命，自顾不暇，就带着家小走了。萧红看着窗外的洪水，震骇不已，水面已经漫过二楼，很快就到了她住的顶层了。她想到了萧军，萧军怎么不来接她呢？难道她就在这儿等死不成？
事实上，此时的萧军也在心急火燎。他满屋子地找东西，想要当一点钱，去租个小船把萧红接过来。可是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一件制服，等他跑到当铺的时候，发现当铺也关了门了。他气得解下皮带往自己的身上抽了几下。幸运的是，萧红在窗口看到了一个运柴的船，就大声呼救，最终算是得救了。
运柴船把她放到安全地带，她按着萧军给她的老裴家地址，走了过去。
于是，老裴家又多了一个吃饭的。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裴家已经够朋友了，让萧军住了那么久，现在又多了一个孕妇。偶然间表现出不满情绪是很正常的。为了减少摩擦，萧红和萧军就尽量不待在屋里，白天一直在大街上游荡，到了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回去。萧红觉得，他们俩就像是被主人收留的两条野狗一样。
然而，即便是这样小心，还是惹到了老裴太太。裴太太嫌他们俩成天在外面乱逛，名分也没有，萧红又大着肚子，街坊邻居都对他们指指点点。于是就对萧红说：“你们不要在街上走，在家里可以随便，街上的人多，很不好看呢！人家讲究起来很不好呢！你们不知道吗？在这街上我们认识许多朋友，谁都知道你们是住在我家的，假如不住在我家，好看与不好看，我都不管的。”
萧红原话不动地向萧军复述了一遍，萧军生气道，难道穷人不许恋爱？
两人只好躲到公园里去。
没过多久，裴馨园一家又搬了出去，老裴的岳母住了进来。如此，又隔了一层关系，萧红和萧军更不受待见了。
更糟糕的是，萧红的产期快到了。她的肚子时不时地就会疼，发作的时候，她在泥炕上滚来滚去。等到临产时，萧军却拿不出一分钱做住院费。他情急之下，使出自己的大兵脾气，强行打开产妇房，不通过医生，就把萧红送了进去。医生没法，只得给萧红接生，于是她诞下一名女婴。
当护士把婴儿的小床推到萧红面前时，萧红神经质地大叫道：“不要！我不要！”
几天后，她就把婴儿送给了一个前来领养的长衫妇女。
并不是萧红绝情，而是她知道，自己没有做母亲的能力。孩子跟着她，只能受罪。
一个星期过去了，医院的产妇都陆续出院了。而萧红却因为体质太差，身体不能恢复，而继续住在产房里。院长对她说，住院费不用交了，但你得赶快搬出去。萧红也不能忍受医务人员对她的歧视，她就催促萧军把她带走。
但萧军却说，出去能到哪里去呢，外面也没有住的地方。你不如在这里休养，他们供应牛奶和面包，你吃不完的话，还可以给我留一点儿……
萧红听后，只有无奈地叹息。
有一天，萧红问萧军，我一直不搬，他们肯定又催你交住院费了吧？
萧军说，我进门的时候他们就要过了。
萧红说，你怎么说？
萧军说，我说只要你好了，钱我自然会给他们。
萧红问，哪来的钱？
萧军顿了一下，说，总会有办法。大不了就把我送牢里去，关上两个月，就能抵债了。
萧军的这番话，让萧红记了一辈子。她从心底感激这个男人，在她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与她共渡难关。这也是他俩日后产生纠纷时，萧军数次伤害她，以至于她离家出走，却最终还不忍割舍这份感情的原因。
又过了几天，萧红又得了重病，医院推三脱四不肯医治，萧军便冲那些医生吼道，如果今天你们不医好她，她要是从此死去，我就杀了你们全家，杀你们院长全家，杀光全医院的所有人！
大夫被他吓懵了，回过神后赶紧给萧红打针，萧红这才好转起来。
萧红出院后，两人刚回到老裴家，就与新主人大闹了一场，于是萧军带着萧红搬了出去，在一个欧罗巴旅馆住了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固定收入，两人生活十分困苦。其后，辗转来到上海，并有幸结识了鲁迅。鲁迅是爱好提携后进青年的，早在杂志刊物上就知道他们俩的名字，因此不仅在创作上给他们指点，生活上给他们帮助，还特意在梁园豫菜馆请客，把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在日后都成为萧红的朋友，对萧红的人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3年，萧红和萧军合著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出版。《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轰动，在受到读者的好评的同时，也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两人为免遭迫害，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逃到山东青岛。随后，两人在青岛的青山碧海中生活了一段时间。萧红终于有了安定的生活，在这里，她创作了《生死场》，并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虽然它只有短短的一年。
《生死场》问世后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萧红凭此一举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
1936年6月15日，萧红和鲁迅、茅盾、巴金等67位作家联合签名《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号召文艺工作者创作有利于抗战的文艺作品，反对内战。
萧红的活跃，给她与萧军的感情带来了麻烦。因为萧军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他认为，萧红虽有才华，但只是自己的陪衬，并不足以与自己相比。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萧红的文学才能胜过萧军时，萧军就受不了了。他开始故意找碴，跟萧红吵架。二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萧红为求解脱，只好远赴日本。
不甘身先死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萧红身在日本，得知消息之后，悲痛不已，连忙写信给萧军，寄托哀思。1937年1月，萧红回国后，立即就去了上海万国公墓拜谒鲁迅的墓。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打响。萧红和萧军跟着上海的文化人撤到武汉。在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地流亡来的青年作家。其中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因为和萧红萧军同是东北人，因此关系很快熟稔，成了好朋友。
1938年1月，萧红、萧军、聂绀弩、艾青、端木蕻良等左翼作家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民族大学任教。后来由于形势紧张，又撤到了西安。在这期间，萧红和萧军正式分手，而和端木蕻良住在一起。萧红和萧军这两个名字，本来是取“小小红军”的意思，但在萧军奔赴延安的时候，萧红却和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结婚了。
这年年底，萧红生下一个孩子，结果孩子没能保住，夭折了。
1939年，萧红回到重庆，在文艺界的邀请下写了几篇纪念鲁迅的文章。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
1940年，萧红跟着端木蕻良来到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这一年里，萧红创作了她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这部小说一反之前风格，脱离了从前的左翼思想，而转向了文艺性，被认为是萧红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她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创造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文体。虽然因为政治倾向因素遭到了左翼人士的批评，但是在艺术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萧红以她半生的凄惨命运为蓝本，深情地回忆和歌颂了自己的故乡，使读者看了深受感动。《呼兰河传》在艺术上的成功说明了好的艺术不仅要有政治思想的灌注和技巧的锤炼，还要有生命的投入和最真实的感情。
1941年，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从中国回国，途经香港，去看望了萧红。她看萧红的身体状况很差，就建议萧红去玛丽医院做个全面检查。结果一下子就检查出了肺结核。于是萧红开始住院，接受西方先进医疗手段——打空气针。由于萧红觉得在医院里受到了歧视，所以接受治疗没多久，就出院了。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入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名庸医对她诊断时误诊为喉部问题，就给喉管做了手术，导致萧红不能饮食，本来体质就弱的她，这下更弱了。1月15日，端木蕻良将萧红再次转入玛丽医院，经过医治，精神好转了一些，能够看书写字了。在一张纸上，她写下了犹如遗言一般的文字：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大概她也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了吧。
1月21日，日军接管玛丽医院，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设立的临时医院，未及安顿好，第二日便与世长辞，带着寂寞的灵魂离开了这个给她带来无数动荡日子的世界。年仅31岁。
她这一生，似乎一直都在漂泊，也似乎一直都在跟男人纠缠。她的父亲张选三，她的男人陆振舜、王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都曾在她的生命中烙下印记。她一边靠着男人去争取自由，一边又因为男人而不得自由。在临终前，萧红总算看清了命运的面孔，找到了困顿自己一生的枷锁：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与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