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归向何处
在中国遥远的北方大地上，有一座小城。这座小县城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松花江的一条支流呼兰河从城中穿过，因此小城得名为呼兰。
这本是一座不起眼的城池。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大地上，类似这样的县城数不胜数。呼兰作为一个小县城，也没有什么出名的特产，自清朝雍正十二年建城以来，就一直默默地立在那里，不为外人所知。但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一个女婴的诞生，打破了长久的沉寂，使呼兰城从众多小县城里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名城。
这个女婴就是萧红。
“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但就是这样一个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却有一个苦难的童年。
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些苦难又何尝不是一份上天赠予萧红的特殊礼物。不幸令人激进，这些经历唤醒了萧红向往自由的灵魂，成就了她的文学之路。
她的一生都在奔波，为生活、为爱情、为文学、为自由。爱折腾，不愿守本分，这便是她，一个真实的萧红。
不幸的童年
萧红本姓张，名迺莹，生于1911年的端午节。当时的东北可谓是一片荒芜，以前在这里繁衍生息的是满族人。满族为游牧民族，不会耕种。后来满人入主中原，将东北地区给隔离开来，作为满人贵族的退路，不允许关内百姓迁徙此地。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山东地区的百姓为谋生计，纷纷越过山海关，来东北逃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勤劳的山东人在东北的不毛之地上拓荒、开垦、种植，把汉族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带到了东北，并促进了东北的发展。
萧红的祖上张家就是闯关东大部队的一员。张家在阿城安定之后，艰难地耕种，苦心经营田地，省吃俭用积累财富并购置恒产，最终发展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不过传到萧红的祖父张维祯这一代时，家道已经中落了，不复有当年气象。但依旧分得40多垧土地、30多间房屋和一座油坊。张维祯就把这些不动产卖掉，离开了阿城，举家迁到了呼兰。
旧中国是农业社会，一向遵循的是耕读传家的传统，但凡家里日子过得去，有些余钱，都愿意供子弟读书。更别说地主家庭了。一个地主想要在当地有威望，光靠钱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文化、有功名，儿孙们或者出个举人，或是考上进士，这才算是士绅一族。最不济的，也要有个秀才。张家自然也不例外，自从发迹后，就非常注重培养子弟读书。即便不能考上大官，至少也增加点文化底蕴，沾沾书香气。
张维祯就是张家的一个读书人。他通文墨，懂诗文，性情懒散，不治生产。靠着祖上留下的家产，日子也颇能过得去。家中事务都是自己的妻子打理，但实际大权却掌握在儿子手中。他的儿子张选三，即萧红的父亲，是别人过继给他为子的。张选三为人和他父亲大不相同，他父亲不擅长应酬交际，他却长于此道。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他花钱托关系，得到了一个师范科举人的功名。随后进入汤原县农业学堂任教员，并担任呼兰农工两级小学校长、呼兰县教育局长、巴彦县教育局督学、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等职位。一路青云直上，在官场上圆滑通融，八面玲珑。在外面，张选三一直保持着一个谦谦君子的模样，但是在家里，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
暴君。
张家有个老长工，是张维祯的远房侄子，跟着张家干了30多年活，不管是从主仆关系上说，还是从亲情层面说，都应该受到一定的待遇和尊重。萧红就经常问他喊“二伯”。但是张选三对这位有亲情关系的长工，动辄打骂，有一次当众把他打倒在地，弄得头破血流。下手极其狠毒。
张家有一些空房，出租给房客使用。有一家房客因为交房租迟缓了些，张选三就把他的全套马车赶回家来，房客找到张维祯，跪着向他哭诉，张维祯就赶紧把两匹棕色马解下来还给了房客。张选三知道后，跟老父亲吵了一个晚上。
对父亲尚且如此，对女儿就更不用说了。萧红挨打是家常便饭，偶尔打碎一个杯子，就会被父亲骂到发抖。萧红总感觉父亲看她的眼神不是在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只蚂蚁，那样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萧红每次从父亲身边经过，都仿佛是身上长了刺一样难受。
针对父亲的暴政，叛逆的萧红毫不示弱，有机会就进行反抗。她知道父亲如何强横的原因，“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这让她很不解，“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
等长大后，她知道了，这不仅是个父权社会，更是个男权社会。她家里的问题，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她所遭受的痛苦，是很多妇女儿童都正在承受的痛苦。
这份认识，更加刺激她向自由之路上走去。
萧红对自己的父亲曾有过如此评价：“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父亲是个暴君，母亲呢？
萧红的母亲姜玉兰在萧红9岁的时候病故。姜玉兰对萧红不好不坏，按照萧红所说：“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萧红回忆起母亲病危的时候，她垂下头，走到母亲床边，拿出母亲给她买的小洋刀，泪眼婆娑地说：“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
她知道，母亲一旦逝去，就没有人再给她买小洋刀了。
萧红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物质以外的东西，比如爱、尊严、自由。对于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她从小就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渴望。因而她也要比较高的标准。在她看来，母亲送的洋刀并不稀奇，值得珍惜的是母亲表现出来的那份爱。只不过这份爱的分量太少了点儿。
好在，萧红还有一个祖父。
萧红刚懂事的时候，祖父就已经快70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张维祯能活到这个年纪，也算不错了。他身材高大，拄着拐杖，嘴里含着一根旱烟管，一天到晚四处溜达。年轻时候就基本没有工作过，老了更不用说。整日赋闲，甚是寂寞。萧红的祖母当时还活着，但是跟祖父关系并不好，常常骂他。萧红就爱跟祖父待在一起，祖母有时候就连她也一起骂。每逢她破口大骂的时候，萧红就赶紧拉着祖父逃开，走到后园去，让祖父给她讲故事，教她背唐诗。
萧红家的后园，犹如鲁迅家的百草园一样，是一块儿童的乐土。那是一个崭新明亮的世界，里面全是些花草植物，飞鸟鸣禽，到了这里，孩子和老人的身心就彻底跟大自然融为一体。春天来了，园子里的玫瑰花开了，蝴蝶也飞过来了，忽上忽下的，翩翩而来又翩翩而去。萧红跟着祖父一起铲地、拔草、栽花，祖父教她辨别各种植物。秋天的时候，她躺在蒿草上，听蟋蟀的吟唱，看着蓝蓝的天空，惬意、幽静。或者是一骨碌爬起来，去草丛里逮蚂蚱。所有的一切于她而言，都是莫大的乐趣。
等下了几场秋雨之后，园子里的景色就不见了。后园就被家人封闭了起来，她于是就开始找别的乐子。找来找去，她找到了一间黑屋子。那是一个陈旧的储藏室，里面放满了杂物，蜘蛛网遮住了窗台和房梁。她钻进去，在里面找来找去，结果找到了很多以前的小物件，绣花领子、花鞋、手镯、耳环、木刀、小灯笼、小木锯、鹅翅扇子……很多很多物品。她把它们都拿出来把玩，被祖父母看到了，勾起了他们的回忆，大家就都叹息起来。
后院不能玩儿，萧红就经常去前院。前院有很多租户，拉磨的、赶车的、养猪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萧红亲见他们的不幸和苦难，听他们讲生活中的种种艰辛，禁不住发了同情心。她经常跑回家，从厨房里偷出鸡蛋和馒头，分给这些穷人的孩子们。有一年的冬天，下了雪，她看到前院有间屋子里，一个小女孩穿着单薄蜷缩在炕上的角落里，就回家把母亲给她买的新绒衣给了小女孩。回来后便遭到了母亲的
责骂。
萧红的二伯，就是前面说的那个老长工，是萧红除了祖父以外最爱的人。二伯常年给他们家干活，却只能吃一碗饭，没有一点儿工钱。他的住所非常简陋，几乎没有多余的衣服，因此也就没什么行李。铺盖也简单，铺的是一张破烂的毛毡，被子很薄，被角还露着棉花，枕头里都是荞麦壳，一动就哗哗地往外流。二伯经常受到父亲的打骂，萧红很多次都听到他要跳井上吊的消息，并且听他在屋内哭泣。因此她没事就和二伯待在一起，帮他干活，给他缝衣服，从家里偷出好东西给他吃。
这些苦难者的悲惨人生，成了萧红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也使得她无论在创作任何作品时，每次下笔，总是不由自主地把重点放在他们身上。因此在她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于底层劳动人民命运的同情和关怀。
似乎大部分的作家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或少年，鲁迅、张爱玲，外国的高尔基，都是这样。萧红也没能逃过这个宿命。好在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幼时不幸的生活经历，也是她日后成为一名作家，拿起笔来反抗旧世界的一个诱因。
苦难，是上天赐予每一位作家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