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古绝今的证婚词
陆小曼刚跟王赓离婚，这边就急不可耐地和徐志摩结婚了。对于他俩的婚事，他们的亲友大都不赞成。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坚决不同意，并以断绝父子关系做要挟。徐志摩之前跟张幼仪离婚，已经让他颜面扫地，现在又要跟一个有夫之妇结婚，更让他抬不起头来。他虽是个商人，但也是有身份地位的人，而且受传统教育颇深，现在孺子如此乱来，他实在难以容忍。更何况，他当年让徐志摩迎娶张幼仪，是因为张家跟他是老友，属于联姻，张幼仪被抛弃之后，独自一人艰难支撑带着孩子，徐志摩如果再婚，对得起她么？
因此，徐申如表示，如果徐志摩想要再婚，必须争取张幼仪的同意。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张幼仪更加大度，她爽利地答应了徐志摩的请求。
徐志摩再来找父亲商量，徐申如还是不同意。并且又提出了三个苛刻的条件，声言，除非让梁启超做证婚人，让胡适做介绍人，才允许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梁启超看到自己的得意弟子干出夺人之妻这种事来，早已气得够呛，说什么也不肯去婚礼现场为他们证婚。耐不住胡适的再三劝解，才勉强同意。
婚礼当天，稀稀拉拉地去了几个朋友，与陆小曼第一次婚礼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梁启超当天的那一场发言，却使这场婚礼的知名度远超过上一场。
因为梁启超作为一个证婚人，却没有为新人祝福，反而痛骂了他们。他缓缓走上主席台，发表：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更不要再把婚姻当成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
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为你的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此生最后一次结婚！”
此语一出，满座皆惊。到场宾客无不失色，徐志摩也是满面羞惭，赶紧请求老师不要再说了，留几分薄面。梁启超也觉得说得有点过了，就止住了。
事后梁启超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的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兴夫人，与徐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兴离婚，实在是极之不道德。我在婚礼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他们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前所未闻之婚礼矣！……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在看着临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也想他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这个人太可惜了。”
他以“真是可怕”评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结合：“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会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位当头一棒，盼望她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得将来把徐志摩累死，但恐不过是我的极痴的婆心便了……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
梁启超不愧是一代宗师，他深知婚姻不是儿戏，要极郑重的对待，否则会陷入灭顶之灾。徐志摩最终的遭遇也验证了他这一点。
而徐志摩的好友梁实秋则表现得极为宽容，他以“与第三者何干”评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结合：“我恭陪末座，却喝了不少酒。听人窃窃私议，有人说志摩小曼真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也有人在讥讽，说小曼是有夫之妇，不该撇了她的丈夫王赓再试与有妇之夫的徐志摩结合。我的看法很简单，结婚离婚都仅是当事男女双方之事，与第三者何干？一般人最喜欢谈论着莫过于别人的婚姻离合，可是其中的实情并不见得是大家所熟知。”
由此可见在当时那个动荡的环境下，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已经呈现出各种模样。梁实秋和徐志摩是深受西方教育的人，所以主张自由恋爱；而梁启超虽然也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是对于婚姻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认为家庭是一切的基石，当以稳定为主，不可随意拆散。
当然，对于陆小曼和徐志摩的结合，别人的褒贬都是小事，关键是要看当事人过得好不好。而以实际情形来看，只能说梁启超先生的预测是对的，因为两人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
婚姻不是诗句
徐志摩是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情，是虚无缥缈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如画一般的，一旦掉入了生活的琐事中，被柴米油盐酱醋茶世俗化，他就不喜欢。因为生活的本质就是平淡，它是一杯白开水，而不是一瓶烈酒。两人顶着俗世的压力热恋时，都只顾着看对方的优点，没有看到缺点，因此彼此在对方的眼里都是完美的。而一旦生活在一起，各自的缺点暴露之后，就会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他（她）怎么这样啊？这种落差，对于徐志摩这样的爱情完美主义者来说，是致命的。对于陆小曼这种被追捧惯了的名媛来说，是无聊的。因为前者感到失望，后者会感到无聊。
双方的性格也大有不同。一个爱动，一个爱静。一个喜欢热闹场合，不断赶场子；一个喜欢安静场所，独自写诗。不同的性格形成了截然相反的生活习惯。陆小曼经常拽着徐志摩去唱戏、跳舞，但徐并没有感到快乐，而是很厌烦。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去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陆小曼看到徐志摩不爱这些，就自己去玩。经常在外面玩到很晚，半夜归来，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徐志摩作为她的丈夫，却经常连个沟通的时间都没有。徐志摩多年来一直都想和陆小曼并肩散一次步，或同去吃一餐饭，看一场电影，也让别人看了羡慕，可是他守了几年竟然守不着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因为陆小曼没有一天不是有约会的，不是去这个聚会，就是去那个戏院。一个丈夫竟然连单独约会妻子的机会都没有，说来没人相信，但这就是徐志摩的生活。到后来，徐志摩也麻木了，他决定出国，临别前，想和陆小曼单独吃顿饭，都没有成功。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徐志摩在结婚前万万料不到的。
陆小曼的花钱方式也让徐志摩痛苦不堪。她从小家庭条件优越，又是名媛，一路过来，从未缺过钱。因此对于钱根本就没有概念。她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问价钱贵不贵，不管家里是否需要，不管这物品实用不实用，总之一句话，喜欢就买。有时候看见一款鞋子，很喜欢，就直接买五双一模一样的。家里有一大堆佣人，有私人司机、厨师、男仆、贴身丫头。住的是法租界的别墅，一个月光租金都得200多元，换算到今天，就是1.2万人民币。
单单房租一个月就要一万多，占去了徐志摩工资的将近一半，那其他花销就更不用说了。
徐志摩虽然是个富二代，但是他更在意精神享受，对于物质生活并不在意。他认为，奢侈的生活一定不是高尚的生活。对于陆小曼这种消费方式，他苦口婆心说过几次，陆小曼置若罔闻。又因为他与陆小曼结婚，惹怒了父亲，所以得不到家里的经济支持。没办法，他就只好卖力挣钱，来满足她的开支。徐志摩很听胡适的话，认为男人就要多负担，要把女性当牛马的文化转为男性自愿为女性当牛马的文化。他一人在上海、南京、杭州的几所大学同时任教，还办书店、办杂志、编辑图书、翻译图书，每月进账600到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六万人民币。但是这些还不够陆小曼挥霍。按照陆小曼的逻辑，挣钱是男人的事，没本事挣钱就不要娶她这样的名媛当老婆。既然娶了，就该赚钱养她，不能诉苦。
不得不说，陆小曼像是月亮，她必须靠着太阳的光，才能发出光芒。她自己才华横溢，却从没想过利用自己的才智去筹划一下生活，只想着自己活得逍遥自在，旁若无人。她这种人，需要找到一个既有很多很多钱，又有很多很多爱的人。但在现实社会里，有很多很多爱的人，往往挣不到那么多钱，有很多很多钱的人，往往没那么多的爱给她，因此她也很痛苦。
欲壑难填的人，痛苦是必将付出的代价。
陆小曼只顾自己潇洒，对于丈夫却毫不关心。徐志摩在桌子上写的诗稿，她也不收集，经常过几天就找不到了。徐志摩每月挣那么多钱，但是衣服却仅有可怜的两套，都还破旧不堪。有一次他去胡适家，被胡适太太江东秀发现袖子上有两个洞，也没人给他补，就让他脱下来，给他补好。而陆小曼在义演的时候，需要一身行头，二话不说，就买了一套。这些行头很昂贵，一般都是借的。但是陆小曼看到她的票友唐瑛、翁瑞午等人都有行头，自己没有觉得没面子，就直接买下了。可问题是，人家都是腰缠万贯的公子小姐，家里都经商的，而自己丈夫是靠工资养家的，怎能攀比。
徐志摩受不了陆小曼的这种生活状态，就受胡适的邀请，去北平定居。徐志摩到北京后，多次写信让陆小曼北上和他一起生活，但陆小曼贪恋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觉得北京的生活不够刺激，所以一直不肯北上。随着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陆小曼对徐志摩也更加冷淡，每次徐志摩来信，她都像回复陌生人似的，冷冷地写几个字。徐志摩每一封信几乎都在谈钱，恳请她节制一下，她都不以为意。甚至为了治疗胃病，她还听翁瑞午的谗言，开始吸食鸦片。每天都要卧在烟榻上，和翁瑞午相对吞云吐雾，消耗掉许多时光。
徐志摩无奈之下，只好到香山去看正在病中的林徽因。同时，也对朋友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
有一次，徐志摩在说完自己婚后的不幸和对陆小曼的失望之后，哀怨地说：“看来，我这一生不会再有幸福了。”
对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林徽因十分能理解他，就尽可能多地安慰他。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别人的安慰能起到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想要真正解脱，还须问自己的内心。
几天后，徐志摩真正解脱了。他将再也不为这些事烦心，而陆小曼也不用再看到他寄来的讨厌的信了。
因为他死了。
1931年11月10日晚上，徐志摩去梁思成、林徽因家里拜访，因为梁思成和林徽因有事外出，没能见面。他就在客厅里留了个字条，上面写了一行字——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
这几个字，颇为不祥，林徽因看到之后，内心涌起一阵不好的预感。她当即就拨通电话，询问徐志摩的行程，并且让他不要再坐飞机。
徐志摩接到了电话，大咧咧地说，你们放心，飞机是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做更伟大的事呢，哪能便死？！
林徽因的紧张心情被徐志摩的轻松语气给舒缓了不少，她觉得自己好像有些敏感了，就岔开话题，让徐志摩在上海多住几天，照顾陆小曼。
徐志摩说，不行，我还要回北平上课。
林徽因说，下周我也有课，要在协和礼堂给外国使节讲建筑。
徐志摩赶紧问清了日期，并表示要飞回来给林徽因捧场。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中国邮政的班机从南京飞往北平。在途经济南党家庄时，飞机遭遇大雾天气，飞行员不能辨别方向，撞上了一座山峰，机上两名机师加上徐志摩一共三人，全部遇难。
噩耗传来，徐志摩的亲友们都惊呆了。大家在悲痛之余，纷纷去徐志摩家里吊唁。在那里，他们看到了陆小曼。她躺在沙发上，目光呆滞，客人来了之后，她只有气无力地打声招呼。所谓哀莫大于心死，郁达夫说，陆小曼当时悲伤的模样，连他都觉得难以用文字语言去形容。她清醒之后，坚持要去山东接回徐志摩的遗体，被朋友和家人力劝，最后是由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去接回的。
徐志摩的遗体运回之后，陆小曼看到了现场的唯一一件遗物，是徐志摩随身携带的一幅山水画。这幅画是陆小曼1931年春天创作的，颇有水准，徐志摩准备把它带到北京请人加题，因为装在铁匣子里，所以没有毁掉。陆小曼睹物思人，悲从中来，一看到这幅画，就想起徐志摩，此后，她一直珍藏着这幅画，不肯轻易给别人看。
徐志摩死后，社会舆论纷纷指责陆小曼，批评她的消费方式，批评她对丈夫不关心，他的好朋友胡适、林徽因、金岳霖、何竟武等纷纷与她断交。连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听说之后，都愤愤然道：“她（陆小曼）出了什么毛病？打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相信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共有的那种爱情了。”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刚刚经历了丧妻之痛，现在又痛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内心的苦可想而知。他写了一副挽联，读来让人揪心：
考史诗所载，沉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而陆小曼自从徐志摩死后，就再也没有出去交际。她一边忍受着众人的指责和非议，一边开始整理徐志摩生前的文稿，编辑出版他的日记、诗集等等。从她给徐志摩的挽联里，可以看出她的变化来自心底：
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
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