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冷的旁观者
跟母亲和姑姑住在一起之后，张爱玲就没有再回到父亲那里去。她参加了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获得了第一名。因为战乱，没能够去伦敦大学，就拿着伦敦大学的成绩单，去了香港大学。
在港大学习的课程并不是张爱玲喜欢和擅长的，而她除了在作文方面有极高的天赋以外，在其他学科上并无多少天赋，为了完成学业，她发奋用功。努力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结果每门功课都拿了第一名，并且连续两年都得到了奖学金。有一个教授甚至给了她从未给过的分数。
在香港大学里，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张爱玲本来可以自由地游山玩水的，但她却是在图书馆和教室里度过的。经过三年的积累，她对西方历史、文化、文学的了解有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开始形成了自己稳定的人生观。这对于她后来刚出校门，就写出一堆成熟的作品有着莫大的帮助。
就在张爱玲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时候，日本人打了过来。1942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张爱玲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上海。几年前，她因为欧洲战争未能去英国留学，几年后，她的留学计划再次因为战争而中断。不过这似乎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因为这让她提前就进入了创作状态。当时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守城工作主要是由英国驻军完成的。英军的一座军事要塞挨着香港大学，日军的飞机过来轰炸的时候，张爱玲和同学们就躲进宿舍最下层的箱子间里，听着外面突突的机关枪声，犹如骤雨打残荷：心里说不出的惊恐。好不容易等到警报解除，大家纷纷钻出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几天后，学校就停办了。同学们无处可去，就相约着去防空总部报名做志愿者，帮助守城。张爱玲领了证件，组织给她分了一些米和黄豆，但是没有油，也没有燃料，她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做成食物。
其实，挨饿的经验都是次要的。真正让张爱玲刻骨铭心的，是她察觉到生命的脆弱。在大灾难来临之际，个人就如沧海上一叶孤舟，随时都可能被巨浪吞没。“……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间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这种不安全感，再加上她年少时在父亲和母亲那里受到的待遇，使她深刻认识到个体生命的渺小。她感觉历史、社会的运转是被一股不可捉摸的力量所控制的，在这股力量面前，个人是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只有茫然，只有等着被打翻。这种悲凉的洞悉人世本质的世界观，在她以后的小说里都会作为一种底色存在。弄明白这点，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何她的小说大部分都是悲剧。
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张爱玲在香港战乱的氛围中，一直做着一个冷冷的旁观者。她用挑剔而冷静的眼光去审视所有的人，包括她自己，然后从众人的反应里观察人性。她发现人们在这种巨变之中，都好似一只乌龟，缩在自己的壳内，对于外界麻木不仁，得过且过。她的女同学，因为战时物资紧缺，买不到相应的时装而犯愁；日军的飞机在天上轰炸，人们躲在门洞子里得到了暂时的安全，却都在无谓地争闲气，谁都振振有词；一个年轻人受了轻伤，暂时成了众人的中心，他就洋洋得意起来；空袭警报刚刚解除，人们又“不顾命地轧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所有这一切都让她觉得战争其实并不能带来真正的震荡，并不能改变人们小市民本质。他们一边本能地惶恐着、惊怕着、躲藏着，一边继续虚荣、贪小便宜，对战争形势的严重性毫无危机意识，这些丑态闹剧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并且不会被战争所影响。
作为防空员，张爱玲和同学们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她对于防空工作一无所知，只在里面看书。她找到一本冯梦龙的《醒世姻缘》，便津津有味地看了下去。图书馆的楼顶上有一架高射机枪，日军多次来轰炸，炸弹一颗颗落下，张爱玲心里就想，让我把这本书看完再炸死我吧。还有一部《官场现形记》，也是在废墟里找到的。此时她已经得了高度近视，但是她不担心自己的眼睛，反倒担心炮火会不会容她看完。此时，她也不曾思考读书有何意义，只管去读。换作他人，一定会想，要是被炸死了，读再多书又有何用呢？
18天后，日军攻陷香港，不再有炮火了。幸存下来的人们都欢呼雀跃，家园被强占，本来应该悲伤的事，人们却无暇顾及，而是四处找吃的。满大街都是小吃摊，连以前西装革履的体面人都改行卖饼了。人们立在小摊前面吃饼，旁边就是在空袭和巷战中死去的百姓的尸首。“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
出名要趁早
在这劫后的狂欢中，张爱玲发现，如此重大的一件事，人们的意识里居然没有反省的成分，更多的是想到吃。本来，吃是生存的最基础条件，由于战乱时被剥夺，现在恢复了这种条件，人们就如同受到天赐一样，表现出巨大的满足。这种可怜的动物本能，让张爱玲直观地感到了人性的盲目和可笑。
这之后，张爱玲觉得在香港无事可做，就和好友炎樱一起乘船回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虽然已经沦陷为敌占区，但是繁华依旧，是国际性大都市，被称为“东方巴黎”，与之相比，香港不过是弹丸之地，边陲小城。到了上海之后，张爱玲跟她姑姑住在了一起，在静安寺赫德路192号公寓6楼65室里。此后大概十年的时间，张爱玲一直和姑姑一起生活。自从她离开张家后，就基本上跟张家人断了联系。她弟弟曾经来看过她几次，但她都冷冷的，不甚热情。
张爱玲对她的姑姑非常赞赏，因为姑姑是一个独立女性，一直单身未嫁，在一家外国机构里做事，有一段时间还做过电台的播音。她比张爱玲的母亲要随和得多，人很有幽默感，可谓是乐天知命。张爱玲的散文里人物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她的姑姑。她非常认同姑姑的生活方式，自己挣钱自己花，清净自由。幼时问父亲要钱遭拒的痛苦经历使她产生了强烈的自力更生的渴望：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
于是，安顿之后，张爱玲就决意用自己的笔来谋生计。她要卖文为生了。
她写了一篇《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里面配有12幅自己绘制的发型、服饰插图，被《二十世纪》英文月刊的主编克劳斯·梅乃特看中了，选登在月刊上。克劳斯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篇文章，并且称赞张爱玲是个很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张爱玲的英文功底很好，因为中学是在教会学校里念的，而教会学校对英文自然很是重视。在港大上大学时，张爱玲苦练英文，三年内狠心不用中文写字，连通信也都是用英文，英文书拿起来就能看懂，不管是物理还是化学。而且她一向很崇拜林语堂，林语堂也是以用英文写作著称的中国人。所以她也选择了英文创作。此后，张爱玲便一发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散文。用轻松风趣的行文，巧妙地讽刺了当时中国人的种种陋习。如《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从看戏的热闹说到中国的拥挤，批评中国人缺少私生活意识；在《更衣记》里，写中国古代服饰上无聊繁琐的点缀，来讽刺有闲阶级贵族生活的低级趣味；在《银宫就学记》里讽刺中国教育的荒唐……一系列好文章。
张爱玲的散文，用活泼轻松的语气将中国的世态向读者娓娓道来，极其风趣地对中国文化进行探幽入微式的分析，且在幽默中含有讽刺、挖苦。它更像是一篇篇杂文，挑出中国人的诸多毛病，裸露在文字里，使人触目惊心。几十年后，她曾与人谈起，说最推崇鲁迅对中国人性格阴暗面的揭露和对劣根性的鞭挞，因为没有这些热烈的“恨”，便没有真正的爱。那些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一味夸奖自己民族的作家，其实是在“文过饰非”，没有什么价值的。
以上的这些文章，全用英文发表，因此读者也都是洋人。但张爱玲并不满足于此，她心中的中国情结还是最重的，她自小就钟情于古典小说，念念不忘的还是写小说。但对于洋人来说，她只能写一些介绍性质的文章，小说他们是看不懂的。思来想去，张爱玲决定回归传统，用中文写小说，给中国读者看。
几个月后，张爱玲带着她的新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找到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周瘦鹃。由于“鸳蝴派”小说主写风月情事，是游戏消遣文学，因此常被新文学阵营攻击。周瘦鹃笔名紫罗兰庵主人，是鸳蝴派的泰斗式人物，常常被新文学阵营列为攻击对象。当时的文人还颇为看重门第，听说张爱玲是名门之后，周瘦鹃就很高兴地和她见面了。张爱玲本来就对年纪大的人感到亲切，因而一老一少谈得非常融洽。周瘦鹃看张爱玲的作品，看到名字的第一眼就被吸引住了：沉香屑。这样传统的名字在当时的风气影响下已经不多了，“五四”之后的青年大多都把旧小说看成是落伍，而眼前的这个姑娘，居然逆着潮流坚持自我，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他当时内心里便有了采用的想法了。
等到看完了张爱玲带来的两篇小说后，周瘦鹃更是喜出望外，他不仅看出这两篇小说有《红楼梦》的影子，而且还有英国小说家毛姆的风格，于是就在《紫罗兰》出版了。但是由于《紫罗兰》杂志的知名度有限，张爱玲的两篇《沉香屑》并未引起轰动。为了尽快打响自己的名气，张爱玲就开始找名气更大的杂志。
当时有一个《万象》杂志。《万象》本来也是一个写风月的杂志，但是新主编柯灵来了之后，对编辑队伍做了调整，风格大变，变成了新文学杂志。柯灵性情温和，为人宽厚，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因此对于鸳蝴派作品并不排斥。有一次在看《紫罗兰》杂志时，无意间看到了《沉香屑》，当时眼前为之一亮，不仅感到惊喜也感到可惜。喜的是居然有此等好文章，可惜的是这种好文章居然登在了《紫罗兰》上。他踌躇再三，也不好意思去找周瘦鹃邀请张爱玲为《万象》写稿，毕竟张爱玲是人家才挖掘出来的新人。
也是因缘巧合，正在柯灵犯难的时候，张爱玲却带着稿子找上门来。柯灵当然是求之不得了。于是从那时起，几乎《万象》的每一期杂志上，都会刊登张爱玲的作品。《琉璃瓦》《金锁记》《连环套》等，引发了诸多评论家的注意，张爱玲的名气越来越大。
靠着自己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在文坛上一炮打响，才气之大震惊了当时的文艺界。1944年9月，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以《传奇》为名。四天后便脱销，迅速再版。散文集《流言》亦是如此。对于她的才华，有识之士既兴奋又忧虑。因为当时捧她的杂志有日伪背景，容易带来祸患。因此郑振铎要柯灵劝说张爱玲，不要急着发表作品，可以先把稿子给开明书店，由书店先付给她稿酬，替她保存。柯灵也劝说张爱玲不要急于一时，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于世。但是张爱玲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少谈到政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再说了，“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1945年7月的一个夏日的黄昏，临近日军投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将张爱玲捧红的《杂志》出版社在上海咸阳路搞了一个纳凉晚会，座上嘉宾就只有两位。一位是当时沦陷区风头最劲的电影明星李香兰，另一位就是张爱玲。张爱玲在炎樱和她姑姑的陪同下去的。这个晚会，完全是一个社交应酬性质的，张爱玲本来性情孤傲，不善此道，所以在会上就冷冷地说了几句话。
当时在上海文坛，还有一位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叫苏青。苏青原名冯和仪，是浙江宁波人，比张爱玲大四岁。苏青大学学业未完，就奉父母之命结了婚，婚姻生活颇不顺心，就开始反思婚姻制度、女子教育。她从自身经历探讨妇女的权利和义务，并写成文章，投给《论语》，结果一投即中，并且接连发表了《生儿育女》《我国的女子教育》《现代母性》《论离婚》等文风颇为大胆泼辣的文章。当即就引起了轰动。她的丈夫勃然大怒，不许她再写这类文章，于是她就跟丈夫离了婚。然后出了一本《结婚十年》，里面内容基本都是自己亲身经历，有夫妇之间的矛盾，姑嫂之间的嫌隙，婆媳之间的吵闹等。但最惊人的，是里面居然有大量的性描写，以诉说性生活的不和谐和苦闷。因而被冠以“性贩子”的帽子。然而正是这个噱头，给这本书造成了很轰动的影响，引起人们的争相购买，出版一年多，就再版了18次。按照张爱玲的话：“许多人，本来对文艺不感兴趣的，也要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描写。”
苏青出名之后，受到一大帮人的追捧。她跟张爱玲不同，她能社交，会周旋，喜欢社会活动，交结各界人士。因此不久之后就在周佛海和陈公博的支持下办了自己的“散文小说月刊”——《天地》。苏青与陈公博过往甚密，当时陈公博是汪伪政府治下的上海市市长，苏青就做了陈公博的秘书。据说战时资源紧张，苏青要印书，陈公博就给她配了许多白报纸，她坐在满载报纸的卡车上，顾盼自喜，招摇过市，后来被传为笑谈。
苏青大胆敢言，一般女人对她都很忌惮，并不愿与她交往。她也不大看得起女人，反而喜欢跟男人搅在一起。但对于张爱玲，她却十分佩服。多次夸张爱玲是个“仙才”。而张爱玲对她，也算是惺惺相惜了。一般的女作家，她根本不放在眼里。只对苏青格外抬举。有人把张爱玲与冰心放在一起比较，张爱玲说：“如果必须把女作家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而且对于苏青，她也会显出十分难得的好脾气。苏青讲话喜欢抢着说，要是别人，她肯定会热嘲冷讽地讥诮她，或者冷漠地走开，但对苏青，就会附和。她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在日常生活中碰见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有接触，也是斤斤计较，没有一点容让，必要个恩怨分明。但是像苏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会记恨的。”
由此可以看出张爱玲和苏青非常投合，她与苏青之间的亲密和与炎樱的亲密不同，炎樱是她闺中密友，两人形影不离。而苏青于她来说，是一种女性张力的表现。苏青说话做事，全凭常识，立足于俗世，给人一种安稳的感觉。她是含蓄的、细腻的，而苏青是直白的、奔放的。两人的性情正好互补。不过她们的共同点就是都以女性立场去看社会，关怀女性处境，这也正是她们彼此欣赏的地方。
正当张爱玲在文坛上肆意驰骋笑傲众生的时候，一个人闯入了她的生活，扰乱了她的心绪，褫夺了她的荣光，使她由高高在上的云端上一下子跌入尘埃，摔得灰头土脸，垂头丧气。
试问，何人有此能耐？何事有此威力？
答曰：是胡兰成，是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