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在这里吗？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些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个青年。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上面这个短篇散文，名字叫《爱》，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爱玲。张爱玲不愧是擅写感情的大作家，寥寥几笔，短短三百多字，便将一份孤独的人世挚爱写得沁人心脾，使人顿生无限惆怅与不甘。那个春风吹拂的夜晚，那个少女站在门前，那棵桃树下有个青年。青年一句轻轻的问候，就让她回味了好多年。
出身豪门亦可哀
张爱玲，原名张瑛，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麦根路。她出身名门，祖父张佩纶，是清末“清流派”名臣，祖母是李鸿章的长女，都属于清朝贵族，家势甚为显赫。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树倒猢狲散，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张家的家道就很快没落了。到张爱玲的父亲这一辈的时候，虽然还没过几年，却已经大不如前。她的父亲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混上，只是在铁路局做了一个小小的英文秘书。
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在时代巨变中一去不复返了。但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家庭的空架子还在，表面富丽堂皇的生活和排场都还保留着以前的格局。虽然潜伏着许多危机，但并不是小小的张爱玲所能察觉到的。她只管一天天的长大，找零食吃，找玩具玩儿，偶尔会闯到爷爷的卧室里，立在这个清朝遗老的面前，看着他满眼老泪地吟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呆呆地看了他几秒，再跑出去。
那时候，张爱玲是体会不到什么是亡国之痛的。她所感到的都是舒服，整天有一大堆仆人抱着她，哄她玩，跟着大人一起去走亲访友，被不认识的人们恭维着，夸赞着。不幸的是，这样的惬意时光没持续太久。4岁的时候，张爱玲的烦恼就来了。家里人请来先生，让她和弟弟进入私塾读书。教书先生没有别的方法，唯一办法就是让张爱玲死劲背书。从此张爱玲饱受背书的折磨。她经常站在窗前摇头晃脑地朗诵，甚至连除夕夜都在熬夜读书。第二天是新年，一大早，保姆怕她熬夜辛苦没睡好，就没喊她起床。结果等她起床的时候，新年的鞭炮都已经放过了。顿时，一种失落感涌上心头，好像错过了天大的好事一样。长大后，她曾如此回忆那件事：“我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好在童年的生活并不是全部都在背书，还有很多其他的乐趣，可以抵消这份不快。她可以在院子里看丫环荡秋千，听人讲《三国演义》，夏天的时候，穿着白短衫红裤子坐在天井里唱谜语，这些事都让她感到愉快。每天早上，女佣就把她抱到母亲床上去，然后她就趴在方格子青锦被上，咿咿呀呀不知所云地跟着母亲背唐诗……
后来，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去欧洲游学，就把她交给姨奶奶看管。少女张爱玲就开始学习英文、绘画、钢琴，并且大量阅读《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无意间为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基础。
张爱玲的父亲，是个标准的旧式纨绔子弟、没落贵族。他有很深的传统文化修养，吟诗作对都不成问题。张爱玲中学的时候，写过一篇戏剧小说，名字叫《摩登红楼梦》。对于张爱玲流露出的写作才能，她父亲也很得意，还帮张爱玲拟过几个回目。如：“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等等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回目，从中可见他的文学水平。
但是，这是传统文人都会的功夫，不见得有多出奇。经过四书五经培训的古代文人，作诗是很平常的事。作为一个贵族破落户，张爱玲的父亲别的特长没有，臭毛病倒是学了一身。他吸食鸦片、嫖妓、娶姨太太、坐吃山空挥霍家产。他对于子女根本不经心，张爱玲和弟弟的待遇完全取决于她父亲的心情。她经常受到父亲封建家长式的粗暴虐待和呵斥。
8岁的时候，张家搬往上海。此时，张爱玲的父亲由于吸食鸦片上瘾，注射了大量的吗啡，命悬一线，眼看就朝不保夕了。他整日坐在阳台上，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眼睛盯着外面的雨，嘴里喃喃自语，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张爱玲看见父亲这副模样，非常害怕，从不敢靠近他。正好，这个时候，张爱玲的母亲从欧洲回来了。她的出现，拯救了父亲的性命。张爱玲的父亲听从劝解，住进医院接受治疗。母亲就开始打理家里的一切。她把家搬到一座花园洋房里，模仿欧洲的居室风格，养宠物狗，种花，给小孩子买儿童书。而且还经常带着要好的姐妹来家里玩，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
说起来，张爱玲的母亲，也是一朵奇葩。张爱玲与她母亲之间的母女亲情，比后来跟胡兰成的爱情，更让她纠结。
张爱玲的母亲名叫黄素琼，也是出身于门庭显赫的家族里。祖父黄翼升，是清末第一任长江七省水师提督，是一员封疆大吏。黄家跟张家，可谓是门当户对。黄素琼虽然是小妾所生，也裹过脚，但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她性格开朗，渴慕新潮，拒绝陈腐，一直想到欧洲学习西方文化。后来在留洋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够浪漫，就改名为黄逸梵。
黄逸梵本来长得就有点像西方人，头发是黄色的，皮肤也不是东方人固有的那种细腻白皙。从欧洲回来之后，更加洋气漂亮了。幼时的张爱玲，在看自己母亲的时候，一直是仰着头的。这种姿态，并非只是因为身高的差距，而是她母亲身上显露出女性所有的漂亮和气质，深深地让她折服。她站在梳妆台边，看母亲对着镜子浓妆淡抹，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羡慕得两眼放光。她对自己许下愿望：“8岁我要梳爱司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她母亲身上有让她难以企及的美丽，让小小的张爱玲产生了一种极大的野心。
后来，由于张爱玲的父亲整天和母亲吵架，两人实在过不到一起，就离婚了。父母离婚后，张爱玲跟着父亲过。但她还是很愿意去母亲那里。因为他父亲再婚了，娶的是清末维新派重臣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于是她父亲一下子又有了钱，就把家迁回了麦根路别墅。这是她出生的地方，但张爱玲根本不喜欢这个老式的洋房，总觉得阴沉沉的，很怪异，好像一座古墓。她看不起里面的一切，“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但这一切都不是最让她讨厌的。最让她反感的是她的后母。这位后母虽然年轻漂亮，但是也吸鸦片，而且还很变态，歹毒阴险。那个时期，张爱玲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在学校里，她初步尝试写作，并且于1932年，也就是12岁的时候，在校刊上首次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她》，次年又发表了一篇散文《迟暮》。此后，又陆陆续续写了很多短篇，虽然有的发表了，有的未发表。但一代才女的气象，已经在她身上渐渐凸现。由于不常回家，因此后母对她倒没怎么虐待。但是张爱玲每次回去，都能看到弟弟和自己小时候的保姆受到后母的虐待。
琐屑的难堪
张爱玲中学毕业后，不想在家里待，就提出要留学。那时候她经常去她母亲家住，她父亲便认为这留学的主意是她母亲调唆的，于是父亲就对她很恼怒，觉得一直养活她、教育她，她反而把心向着母亲。她后母更是像泼妇一样骂她：“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也只好做姨太太！”
张爱玲听了这话，内心对后母憎恨无比。几天后，日本人进攻上海，父亲的家在苏州河边，夜里炮声太响，难以入眠，张爱玲就去母亲家住了两周。结果回来后就遭到了后母的责怪。后母问她为什么外出不归不向自己报告？张爱玲说向父亲说过了。后母就说，哦，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然后就给了她一个巴掌。
张爱玲从小到大从未受过这等侮辱，再说本来就对后母有积怨，本能地就想还手，结果被两个老妈子拉住了。后母便飞奔上楼，大声疾呼道：“她打我，她打我！”她父亲听到娇妻的呼声，便冲下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揪住张爱玲，劈头盖脸地打。张爱玲只感觉头一下子偏向这边，一下子偏向那边，连耳朵都好像被打聋了。张爱玲支撑不住，被打倒在地。她父亲仍不罢手，又是一顿踢。直到最后被佣人拉开。
整个挨打过程中，张爱玲没有还一下手。因为母亲告诉过她，这个时候还手，日后说出去，都是做女儿的不对。但是挨完打之后，她却想到了学校里教的法律常识，准备到巡捕房报警。但是大门深锁，她对着大门又踢又吵，希望引起外面巡警的注意，但是被她父亲拉走，关在了一间小屋子里。父亲警告她安生些，否则拿手枪打死她。
在这间阴暗的小屋里，张爱玲得不到关照，仆人们在她父亲的严令下，不得与她接触。只有她的贴身保姆可以来看她。她患了痢疾，整日拉肚子，“差一点死去”。她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也不派人抓药。张爱玲一病半年，躺在床上，精神恍惚，一闭眼就好像着了梦魇。她几乎就要绝望了，觉得自己不久就会死去，但竟然也不害怕：“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朦胧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这是张爱玲对父亲最为有力且无声的控诉。
但她忽然想到，自己的生命不该就此完结。否则不仅遂了后母那个恶毒女人的心愿，也辜负了自己的才华。她一直在做着“天才梦”的。
于是，她产生了一个念头，逃出去，离开这里。
把她从小带到大的保姆，得知她的这一念头之后，极力劝她不要逃出去：千万不要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保姆自然是好心的，她担心张爱玲从此失去了衣食来源，但她不知道，在这样的家庭里，得不到父亲的庇护，反而得到了虐待，还不如走了更好。梁园虽好，不是我家！
于是张爱玲就整天琢磨着怎么逃出去。她所能想到的都是儿时跟弟弟一起玩游戏时想到的点子。那都是她看过的小说情节，如《基督山恩仇记》《三剑客》等。她想到《九尾龟》里一个人用被单子当绳索，从窗户里缒了下去。这样一想，自己也可以从花园的墙头上翻出去。墙边有个鹅棚，正好可以踩在上面，不过她顾虑那两只鹅会不会在半夜的时候惊叫起来，打乱她的计划，所以就罢了。
然后她换了一个思路。她开始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用她那缜密的心思，去计算大门开关的时间，从保姆口中套出巡警换班的时间，又用望远镜张望马路上有没有行人，然后挨着墙边，在暗影里一步步摸到了大门，拨出门闩，一个箭步冲了出去——成功地逃脱了。多年后，张爱玲在回想当年的经历时，还记得当时那种喜悦：“我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之后，她就逃到了母亲家里。她母亲接管了她的一切，支付她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然而，她的过度敏感使她对母亲也开始怀疑起来。她没有毫无顾忌地走进明亮、温暖的家，而是像《红楼梦》里“林黛玉进贾府”似的，小心翼翼的。因为她母亲本是大家闺秀，现在自己谋生，变成了职业女性，她的到来，无疑加重了母亲的负担。母亲又想把她培养成淑女，她只好三天两头地向母亲要钱。记得小时候问父亲要钱，站在父亲的烟榻前，久久地得不到一个回应。如今问母亲要钱，虽然会给，但是母亲也会露出不耐烦的神情。这种“琐屑的难堪”，让张爱玲心里多了一份难以启齿的委屈。她无法像其他富贵家小姐一样对母亲发脾气，只好把这委屈忍下，埋在心里。
而真正让她与母亲之间产生隔阂的，是她母亲要求她做一个淑女。做淑女的难处在于要学会察言观色，端正走姿，要会观察人的面部神态变化，这些琐碎的事情，看起来不起眼，却很费工夫。可惜的是，张爱玲注定只是个才女。在纸上挥毫的时候，她可以文不加点，一气呵成。但在梳妆打扮上面，实在是欠缺天分。她走路跌跌撞撞，丝毫没有曼妙风情；她笑的时候肆意开怀，一点儿也不会巧笑倩兮。她母亲很失望，经常冷言冷语嘲笑她。有一次甚至说，像她这样的，活着就是个祸害。
这种恨铁不成钢的话语，很多人在小时候都听父母讲过，之后都忘却了。但张爱玲却将它牢牢地记了下来。在经受母亲的责怪时，张爱玲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感觉自己拖累了母亲和姑姑。她多年后回忆自己的心境：“在父亲家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感到非常困难……我一个人常常在公寓屋顶的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个惶惑的未成年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年少的张爱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长大，最终写出那些凄美绝艳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