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人生
1942年4月，由国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嫁给了王正廷的得意门生钟贤道。钟贤道当时就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有着一定地位与权力。两人的婚礼甚为排场，宾客不绝，大宴三日。钟贤道很爱王映霞，他曾对王映霞许诺说：“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经历了上一段不幸的婚姻之后，王映霞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想嫁给名士、达官贵人了，而是想找“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对于婚姻，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的一生，是绝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因此，钟贤道很合她的意。两人结婚后，钟贤道也遵守诺言，一心一意对待王映霞。他让王映霞把工作辞了，回来做全职太太。王映霞三日入厨房，洗手做羹汤，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嘉陵、嘉利。自此，王映霞又有了一个家。
在钟贤道的庇护下，王映霞安稳地过了几个春秋。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达官显贵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本来也拿到了机票，但是临时改变了主意，留了下来。被人民政府任命为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副处长，每月薪水几百元，颇为富足。虽然后来多次减薪，但是生活一直都是很安定的。“三反”运动里，他被怀疑贪污，受到组织的审查，后来被查实是冤案，就给他恢复了名誉。
但是到了1952年，王映霞也突然被抓了起来。钟贤道急忙去询问，这才知道是因为王映霞曾经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不过当时只是口头参加，并没有正式入党，也没有上交党费，因此在调查清楚之后，就被放了出来。前后关押仅有20天。在她被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表现出了一个合格丈夫的所有品质。他一有时间就去探视，给王映霞送衣物吃食。王映霞回家后，为了给她压惊，钟贤道特地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她住在里面休养，一日三餐，变着花样让服务生端上来。
等她心境平定之后，钟贤道还带着她到常州、无锡、苏州等风景名胜之地游玩，陪她散心。王映霞日后曾回忆那段日子，说：“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
钟贤道对王映霞很慷慨，舍得花钱，但对自己很克简。他不抽烟，也不喝酒，穿戴的衣物也很旧。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他给自己买了一顶帽子，才花了五毛钱。王映霞晚年对钟贤道有如此评价：“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56年，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王映霞心想，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投入到建设中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她想到自己曾和周恩来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1938年，郁达夫和她曾经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吃过饭。于是，王映霞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信里面真诚流露出想要参加工作的意愿，希望组织上能安排一下。几个月之后，她接到通知，参加上海市的师资培训班。第二年，培训课结束，50岁的王映霞被安排在一所小学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文革”爆发之后，王映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家被抄，人被隔离审查，交代历史问题。王映霞一边接受红卫兵的批斗，一边劳动改造，当油漆工，漆门窗和乒乓球台，当清洁工打扫厕所，为大串联的红卫兵洗衣服和被子。当时，王映霞的儿子嘉陵和女儿嘉利，一个是北大学生，一个是复旦学生，他俩担心自己的父母也会寻短见，就经常写信回家，恳请他们想开点，坚持下去。“文革”后期，嘉陵和嘉利也被下放到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就分配到了农村工作，王映霞也60多岁了，就告老退休。
退休后的王映霞，生活极为平淡。她不爱交际，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牌、不跳舞，连茶也不爱喝，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看报。钟贤道去世后，她一人独居在上海，她的女儿嘉利曾经想从农村调回来照顾她，被她拒绝了。
80年代初，思想解放，在老朋友们的劝说下，王映霞开始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等人交往的回忆性文字，并且为报刊纠正关于郁达夫往事的一些错误回忆。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利用文史馆里的资料，搜罗了郁达夫的书信，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郁达夫的书籍，并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下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等回忆录自传体的文字，在大陆和台湾出版。
晚年的王映霞，在子女的照顾下，一步步地走完了人生之路。美人迟暮的她，在回忆起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两个男人时，说了如下一番温情的话：“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病逝，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