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传奇只因情
王映霞，在今人听来，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然而在几十年前，她曾经名动杭州，是当时公认的“杭州第一美人”。但是，美人何其多也，能够留名的却是少之又少。倘若不是她与大才子郁达夫的恋情，王映霞这个名字，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世事的轮转而隐没在某个富贵人家的族谱里了。
人生缥缈何所似，当如飞鸿踏雪泥。王映霞这一“踏”，给她带来了名，也带来了伤痛。她的幸与不幸，似乎都来源于郁达夫。他们的恋情曾是一段民国的传奇佳话，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谁曾想，这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却以悲剧匆匆落幕。
经历了伤痛，终会有一人为她拭泪。在重庆，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的经理钟贤道结成连理，因婚礼举办得盛大而轰动。王映霞终于找到愿与她执手余生的那个人，也许，这样的她才是幸福的吧！
王映霞在晚年回忆道：“如果没有前一个他，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
不定。”
当往事如烟，经历都变成回忆时，时间会抚平所有的爱和恨。
人生是一篇小说
王映霞，生于1908年，卒于2000年。本不姓王，而姓金，小名金锁。这个“锁”字由金、小、贝组成，寓意是“金家的小宝贝”。但是在她总角（八九岁至十三四岁）之年，金家却把这个“小宝贝”过继给了她的外祖父王二南先生做孙女。虽然身份是由外孙女变成孙女，人还是这个人，但是姓名却必须变一变了。因此金锁的外祖父就给她取名为王旭，还给她取了个号，叫映霞。
王二南先生是南社社员。南社是民国初期由柳亚子、陈去病等人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鼓吹排满，提倡民族气节。能够加入南社的，都是传统的士子读书人，满腹学问。有这样一个祖父，王映霞的教育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经过祖父的私塾教育之后，王映霞考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读中学，随后于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当时，她的班主任老师是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营，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因此，从那里出来的学生，不免就带着新文学的气息。这位年轻的班主任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文坛上的新人新事新作品，从他的口中，王映霞知道了鲁迅、胡适、徐志摩、林语堂等人的大名，也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就和同学们一起去书铺买他们的作品看。
那时候，创造社一个叫郁达夫的人，引起了她们的注意。他所写的《沉沦》在当时颇流行。王映霞也看过这本书，由于书中对于性的细节刻画很露骨，所以王映霞在读的时候觉得很“有些难为情”，但是也很为作者的才华所折服。不过，那时候，她万万不会想到，自己几年后就会认识这个作者，并且跟他来一段长达十几年的婚姻。
郁达夫，原名郁文，浙江人。生于平民家庭，自幼聪敏好学，9岁即能作诗。性格桀骜，上学期间屡屡参加学潮运动，中学时因为学潮被学校开除，后来到了大学，同样是因为参加学潮被浙江大学开除。1913年，跟着哥哥一起去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21年回国后，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成立了创造社，出版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由此声名大噪，广交社会名流。与鲁迅、梁实秋、徐志摩等人都是好友。
郁达夫情窦初开的时间要比一般人早得多，他天性恣意，心思早慧，情怀丰盈。早在他上小学期间，他就有过一段恋情，对象是领居家的赵姓姑娘。在赴日留学之前，他还有两段类似的恋情，不可谓不丰富。而赴日本之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里，他更是止不住自己内心的热情，在留学的6年里，分别与三位女性产生感情，分别是邻居女儿后藤隆子、旅店的服务生田梅野和玉儿三人。不仅如此，郁达夫受当时风气影响，也有接触风月场所的经历。毫无疑问，郁达夫是一个多情且风流的男人。
1917年，郁达夫回国省亲，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同乡女子孙荃订婚。孙荃是个颇有才气的乡间女子，在郁达夫的指导下写了很多有水平的旧体诗。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前往马浪路尚贤坊看望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及同乡孙百刚，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王映霞。当时王映霞年仅19岁，刚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尚未找到工作，暂住在孙家。结果郁达夫见到她之后，好似看到了仙女一般，魂儿都被摄去了。一整天的表现极为反常。原本不算大方的他，居然瞬间变得出手阔绰了。不但提出要请孙百刚去大饭店吃饭，而且还打电话叫汽车来院子里接他们，搞得排场十足。据孙百刚的回忆：“在我的记忆中，我和达夫无论在东京还是在杭州，和他一道白相、吃馆子，也不知有多少次，但达夫似乎未曾有过那天那样的兴奋、豪爽、起劲、周到。譬如说：他向来是见陌生女人，常会露出局促不安的腼腆的样子，可是今天掌华（孙百刚妻子）和映霞都是他第一次会面的女人，他似乎很是熟络。再譬如：达夫向来用钱，虽不是吝啬，但处处地方不肯做‘洋盘’，特意要表示出他是非常精明的。如对黄包车夫还价，在未坐上车之前，一两个铜子他也要青筋錾起和车夫争论，宁愿拉到后再加给他，也不乐意在事先吃亏的。然则今天先是坐汽车到南京路‘新雅’吃中饭，下午出来坐黄包车到‘卡尔登’看电影，无一次不是他抢着付钱。坐上黄包车，不讲价钱。种种情形，在我看来，似乎都有点异常。”
看完电影后，天已快黑了，孙百刚感觉郁达夫意犹未尽，还兴冲冲地，就提出去南京路逛街，然后由他做东，请大家吃晚餐。吃完晚餐之后，大家坐着汽车回家。郁达夫和孙百刚坐在后座上，郁达夫带着醉意，用日语对孙百刚说：“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像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无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老孙，你看这奇迹会来临吗？绿洲会出现吗？请你告诉我！”
孙百刚一听，就全明白了，这哥们是爱上了王映霞这个小姑娘啊。
孙百刚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觉得此事不妥，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郁达夫是有家室，有妻子儿女。所以他就巧妙地回应道：“你这是在写小说吗？”
郁达夫虽然喝了不少酒，但还是听出了孙百刚的意思，他直截了当地说：“人生不就是一篇小说吗？”
孙百刚笑了笑，没接话。
车子到了尚贤坊，因为不顺路，郁达夫就下了车。临分别时，郁达夫醉醺醺地说：“今天痛快极了，明天我再来看你们，再会再会！”
我看他可怜
当天晚上回家之后，郁达夫醒了醒酒，激动地在日记里写道：“是日到尚贤坊孙君家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果然，第二天，郁达夫在参加完邵洵美与盛佩玉的婚礼之后，于傍晚时分，再次来到孙家。当然，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他找了一个借口，说是送还孙百刚放在他那里的稿子。这次，他不仅又见到了王映霞，而且还把她约到了外面的酒馆里吃饭。他在日记中写道：“王女士已经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还说：“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是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从他的日记内容来看，王映霞似乎对他也颇有好感，甚至还有主动的成分。
但是按照王映霞的回忆，事实并不是如此，王映霞的端茶倒酒，只是正常的礼仪而已。在王映霞的《我与郁达夫》一书中，王映霞如此记述当日的情形：“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
因为郁达夫的名气，王映霞才不把他当成一般的客人看待，这才稍微用心地打量他：“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一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邀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
所以，郁达夫日记里面所谓的王映霞“献殷勤”“斟酒斟茶”之类，都是他兴奋过度后大脑产生的猜想。但这单方面的猜想，也给了他极大的动力。自那天之后，他便天天到孙家去看王映霞，并且一封接一封地写情书，展开了热烈而又密集的爱情攻势。
对于郁达夫疯狂的举动，周围的人大都不赞成。首先表明态度的便是孙百刚。孙百刚对自己的妻子孙掌华说，郁达夫是有妻子的，名孙荃，是富阳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受过旧式教育，通情达理，跟郁达夫感情很好，两人已经育有儿女了。孙掌华当时便吃惊道：“照这样说来，郁先生不应该再在外面寻人。”她哪里会知道郁达夫的光辉“寻人史”呢？
但这种事，最终还是要看当事人的态度。因此孙掌华便用委婉的方式问了王映霞对待郁达夫的看法。王映霞起初不肯评价，良久才说：“我看他可怜。”
这个并不决绝的回答，让孙百刚夫妇二人有些担心。毕竟说起来郁达夫也是文坛有名的才子，有作品传世的，且收入也不菲，而王映霞年方十九，正是爱玩虚荣的年龄，有些小姑娘心性，被郁达夫吸引也是极有可能的。但是考虑到郁达夫已有家室，孙百刚觉得，自己作为朋友，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出一些忠告。
于是，他在一天清晨，到郁达夫的住处，找到郁达夫，对他说：“达夫，你倘若要和映霞结合，必定会毁了你现在安宁平静、快乐完满的家庭，这于你是大大的损失。感情是感情，理智是理智，写小说可以不顾一切，热情奔放，遇到现实的切身大事，应当用理智衡量一番。同时，你也得替映霞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倘若爱她，就应该顾全到她的幸福。再说你和她年龄相差过大，贸然结合，日久终有影响。我作为清醒的旁观者向你忠告，希望你郑重考虑，千万不要孟浪从事！”
但是郁达夫已经被王映霞的美色冲昏了头，根本听不进孙百刚任何一句话。两人争执了一番，不欢而散。
孙百刚回去后，觉得这事要跟王映霞也谈一谈。因为毕竟王映霞太小，许多人情世故她还不能很好把握。因此他开门见山地对王映霞说，要她拒绝郁达夫的追求，这样既可以免去郁达夫的烦恼，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前程。
但是王姑娘仍旧回答得不那么利索。她似是而非地说，我怎么会答应他呢？但是倘若我断然拒绝的话，只怕不仅不能解除他的苦恼，说不定还会闹出什么意外。
孙百刚见她这样回答，也不好再往下说了。朋友的义务已经尽到，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那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因此他就撂开手，不再管这个事，不过最后他还是给了王映霞建议，让她回杭州和家人商量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