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尸骨不存，吴氏灭族
夺取云贵是清朝平叛的最后一战，清军分三路，赴向贵州。吴军将领死的死，降的降。昆明城也于半年之后陷落。
进城后，章泰、蔡毓荣、哈占、赵良栋等主要统帅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处理吴世璠以下的骨干分子。议决：投收吴世璠家产，把他头割下，传送京师示众；将“首谋（反叛）献计”的方光琛和他的儿子方学潜、侄儿方学范立即于军前凌迟处死。接着，又制定了处理“逆藩”人员条例：凡助贼肆恶、事迫投降的高启麈、张国柱、巴养元、郑旺、李继业等人皆处斩，妻女财产没收人官。将王永清、江义等人凌迟处死，他们的亲属一律处斩。
吴三桂已死去三年多，朝廷仍不放过他。清军一进城，就搜查他的棺柩，准备戳尸示众。但查找多处，不得其真假，问吴三桂手下的至近人，也说不清楚。据有的书载，清军迫昆明时，吴世璠和他的岳父郭牡图为防万一，极其秘密地把吴三桂的尸骨改葬它处，此事只有吴世王璠、郭牡图等极少数的几个人知道，可是他们都死了，他人无法知道吴三桂的真尸骨埋在何处。清军已挖掘过吴三桂的坟墓，但都是伪墓。清军到处搜寻，甚至一天中竟挖得十三具尸骨。连清统帅们也无法辨真伪，下令用火都烧掉。据传，吴三桂的真骸骨埋在远离昆明的中缅边界铜壁关外。有的书记载，清军搜查吴三桂尸骨，毫无踪迹可寻。这时，吴三桂的一个侄儿出面说：吴三桂的尸骨已焚化，骨灰匣藏在安福园石桥水底戽水。清军照此挖掘，果然找到一骨灰匣。然后将吴世瑶的头与吴三桂尸骨一并送到京师。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九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做出决定：“逆贼吴三桂骸骨分发各省，吴世璠首级交与刑部悬挂示众。”另将已押送京师的夏国相凌迟处死，巴养元等五人斩首示众。
综合各书记载，朝廷所得吴三桂尸骨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吴世瑶临败前，必将他的祖父的尸骨妥为保存，免致败后遭戳，伪造几个疑墓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吴三桂尸体已焚化，更难分出真假。反正随便拿出谁人尸骨，就说成是吴三桂的，又有谁去辨伪存真！朝廷的目的，不过是作为惩治吴三桂尸骨，以做戒后人罢了，而对于一个死人，无任何实际意义！
最后，还须交代吴三桂最宠幸的爱妾陈圆圆的下落。当初，就是这个女人促使吴三桂“冲冠一怒件，弃明投清，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清军人昆明后，在吴三桂的籍簿上确无陈圆圆的名字，亦不见其人。她到哪里去了？下落何处？这已成为至今未解的一个历史之谜。据《平滇始末》、《平吴录》等书所载，城破时，圆圆同郭皇后，还有一个叫印太太的，一同自缢面死；又一说“陈沅（圆）不食死”；还有的说，她当了尼姑隐居起来而得善终；还有的说投滇池面死。众说不一。清代野史说，陈圆圆的墓在昆明商山寺，甚至说她死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墓已不复存在，也难辨真假。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据报载，在贵州岑巩县采尾乡马家寨发现了陈圆圆墓，有碑一块，上面镌刻：“吴门聂氏之墓”六字。“吴门”非指为吴（三桂）家人，而暗示圆圆籍贯苏州，亦即“吴门”之意。至于“聂氏”，也是用他人之姓氏用。这大概是为了避讳政治嫌疑才隐姓埋名的。碑文明载当年圆圆由昆明来到贵州岑巩平西庵为尼（庵今仍存，在今岑巩县大有乡桐木寨）。何时到此？大抵是吴三桂反后，兵驻湖南，或许她为避祸，而悄悄远离昆明，来此僻地隐居，故能得以善终。又据报，这个寨子有三百多户人家，除一家之外，都姓吴。他们自称是吴三桂的后代，祖上有训，要为陈圆圆墓保密，所以墓才保存到今天。圆圆旁是吴三桂的心腹大将马一宝的衣冠冢。这一切，都表明此墓的真实性。这一事实如能成立，那么，可以认为，圆圆早在昆明城破前已离开这一危地，吴三桂的后人或于破城前后也躲过清军盘察和追索，而与圆圆来到贵州岑巩这一穷乡僻壤。在这里了此终生了。这只是推测，还缺乏足够的史实依据。因此，有关圆圆晚年及死后埋葬地之谜，有待于进一步揭开。
与吴三桂同时代的清代著名诗人吴伟业唱出了《圆圆曲》，只道出了吴三桂与圆圆的初期恋情和历经曲折面重新结合的一段艳史，却是以吴氏全家的白骨为代价换取的。三十多年后，吴三桂与圆圆各走一途，又以吴氏灭族的血的代价而最终结束了这一显赫世象的历史！吴氏家族的兴衰，乃是人间一出悲喜剧。清朝为保持它的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这场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战争无疑消耗了它的实力，损失了巨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然而它的胜利，足以弥补所受到的损失，并且变得空前强大，使它成为不可争辩的中国统治者！圣祖和他的大臣们已充分估计到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深远意义，这从康熙的《滇平》一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首诗是圣祖在得到清军克取昆明，吴三桂的余党投降的消息时，不由得感慨万端，挥毫而成：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丰到长安。未矜干羽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天末远收金马隘，军中新解铁表寒。回思几载焦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
通往云南的道路何等艰难！可是，胜利的捷报仍然在半夜传送到北京。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非是专用武力征讨，而是恩威并重，使云南的各民族受到感化。幸喜战事结束，开始减少对云南军队征调和物资的征收。在南天边收复了昆明，兵士们可以解下穿在身上感到寒冷的铠甲征衣了。回想起过去几年来的焦虑和艰辛，至今日才同天下百姓举国同欢。
这首诗，道出了圣祖接到捷报瞬间的奔涌的感情，充满了激情和无限的喜悦。他首先想到的是云南各族百姓从此可以获得安宁，广大兵士们解甲，不再遭受征伐的牺牲和痛苦。全国人民同他都忍受了数年的艰辛，终于迎来了与天下同欢的新局面！
彻底平息吴三桂发动的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斗争，从根本上消除“三藩”的隐患和威胁，国家重归一统，由大乱走向大治，大清江山从此得到巩固。圣祖和廷臣们都把这一件事，视为清建国史上特大盛事。京内外百官纷纷上表庆贺，行贺礼。圣祖则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二十日，“颁诏天下”，其文略日：
朕缵承丕绪，统御襄区，仰惟天地誊佑之麻，祖宗付托之重。圣祖母太皇太后慈训之殷，蚤夜孜孜，勤求化理，期于兵革寝息，海字犁安。不意逆喊吴三桂，负国深恩，倡为变乱，阴结奸党，同恶相援，抗违诏令，窃据疆土，滇、黔、闲、浙、楚、蜀、陇、两粤、豫章之间，所在释骚，肆骋病毒。吴三桂僭祢伪号，逆焰弥滋，负罪尤甚。
朕恭行天讨，分命六师，剿抚并师，德威五济，或繁颈于阙下，或骈戳于师中，擒扑诛除，以次收服。乃是三桂即膺神殛（措三桂病故），逆孙吴世璠，犹复鸱张。据大诏之一隅，延残喘以拒命。朕惟贼惠一日不除，则生民一日不靖，策励将士，屡趣师期。于是虎旅协心，进逼城下，贼焱计穷势蹙，通款军门，妁日献城，凶桑授首，师克之日，市肆不扰，边境晏如，捷书既至……神人胥悦，退连膺欢。
念自变乱以来。军民茶苦，如在水火，擅坚执锐。卒岁靡宁，行齐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于锋刃，供忆之众，复固于征精。朕悯恤民艰，不思辄加额赋，闻施权宜之令，用济征缮之需，意在除残，事非获已。而身处宫寝之内，外廑闻闽之依，中夜屡兴，旰食不眠，正焉思治，八载于兹。夸群逆削平，疆囤赢定，悉翦除历年之蟊喊，永消异日之隐忧。甩是荡涤烦苛，雏新庶正，大沛宽和之泽……诞告天下，成使闻知。
这是一篇典型的官样文章，完全是从清朝的立场对这一事件做了总结，观点未必尽正确，事实未必尽真切。不管怎么说，清朝胜利了，吴三桂失败了。清朝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力来按自己的政治需要书写历史！
十四、“诸逆”授首，后代子孙永为奴
吴氏政权的覆亡，招致整个家庭的毁灭。吴氏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几乎没有一个善终的。除了吴三桂和他的妻子张氏死于昆明城陷之前，免受斧钺之苦，其余无不死于非命：其子吴应熊、其孙世霖、世璠，侄吴应期、女婿等等。或惨死于阙下，或毙命疆场，或饮刃于宫室，或相残于萧墙，而他们的家属或株连同死，或进人官府为奴，连吴三桂的美妾亦被夺占。他储积的庞大家产也于一日之间化为乌有，结局是很悲惨的。吴三桂的部属、同盟者，其首要分子和骨干也几乎难逃厄运，纷纷被押上断头台。这是吴三桂失败的直接后果之一。
吴氏满门灭绝，并未使圣祖和廷臣们感到丝毫怜悯，相反，他们认为必须这样做。他们看到吴氏家族一颗颗人头落地，报以满意的欣慰。政治斗争如同战场上两军格斗，你不杀他，他一定会杀你，二者必居其一。谁若手软，或稍一迟疑，性命就会被对方取去！所以，同自己的最危险的政敌作殊死之斗，根本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有点滴的同情，要的是铁的手腕，流血的镇压。这才是一个政治家的特色。圣祖当之无愧！战争已经结束了，一切生死予夺大权重新操在圣祖和朝廷之手。本来，乱源业已清除，照理说，一切都成为过去，应面向未来，如何治理国家。但是，事情远未结束。他们还感到只镇压吴三桂一族还是不够的，必欲把其党羽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掉，如斩草必须除根，不留一点令人不安的隐忧。于是，清洗与镇压同时进行……
在战争进行期间，圣祖为了分化、瓦解和孤立吴三桂，一再施以招抚之策，百般诱使“归正”。政策相当宽大，待遇相当优厚。不管谁在吴氏政权中任何种职务，犯有多么严重的“罪过”，只要放下武器，立即会得到极优厚的待遇，对以往之事，一概免究。圣祖表示，“朕决不食言”，可“昭之日月”。这些诺言，都行之于文字，载入件件诏书之中。可是，当战争胜负已成定局，特别是在攻下昆明之后，圣祖马上想到处置已降的吴三桂的党羽，时机已经来到。在他的指示下，朝廷开始甄别，以种种理由和口实，将已降的原属从叛的骨干分子逐一查出，定罪处死。举其要者，叙其原委，以明历史真相。
耿精忠与其子耿显诈及骨干分子曾养性等被凌迟处死，家产没收。对尚之信及有关人员作出判决：“同谋者尚可喜、妻舒氏、胡氏从宽免死，并免家产籍投；尚之孝、之璋、之隆等都从宽，革职枷责。尚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恶极，法应立斩，姑念曾接亲王，从宽赐死”。
康熙十九年七月十七日，钦差奉命至广州，向尚之信宣读完旨意，赐一条帛，令其自尽。上午七时许，尚之信气绝身亡，葬于广州城西报资寺后山下。他的弟弟尚之节、长史李天植等人被押上刑场斩首。尚之信等人的妻子都籍没人官。圣祖又指示，尚之信所有资财，用来充作军饷；过去属平南王的私市私税每年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两，“当尽充国赋，以济军需。
从历史资料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康熙对耿精忠、尚之信的处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圣祖撤藩，是既定国策，体现了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当然也符合封建中央集权的要求。耿、尚连同吴三桂及其子孙，再推而扩之，累及他们的部众，都成了撤藩的牺牲品。
圣祖对他们采取的政策，前赦而后治，不能不认为是言行不一，背信弃义。在战争进行中，圣祖千方百计地招抚，许以种种诺言，无论有多大“罪过”，概行宽免，一律不究，官复原职，待遇不变，甚至稍有微劳，即加官晋爵，极尽笼络之能事。他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孤立分化吴三桂，并借用他们的力量来消灭吴三桂。当他大功告成时，这些人已无使用价值；相反，又视此等曾从叛的人为心腹之患，痛恨起他们曾从恶反对朝廷，尤其对其首要分子和骨干不肯放过，必罗织罪名予以彻底消灭掉，才肯罢休！
三藩以外的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王辅臣，他的结局，也朱能逃脱一死。不过死法不同而已。
据清官方史书记载，王辅臣系“病故”，未曾受刀斧之伐。其实不然。他这个人颇有政治头脑，当康熙二十年七月，清军正围困昆明时，圣祖下诏，令他随经略图海进京“陛见”，他便料知此去凶多吉少，打好了主意。行前，他命人取出库中银两，各分成一封，多的达百两，少的也有数袭，又罢免王继贞之职，其家属归旗。由此可知，圣祖令王辅臣进京陛见，是不怀好意的。他死后，其婿薛英等请携王辅臣骸骨及家口回平凉。兵部不准，令将王辅臣骸骨及家口一并送到京师。这不难看出，朝廷本意是把辅臣调来京师，准备拿问的。比较起来，耿精忠、尚之信却看不清楚“狡兔死，走拘烹”的道理，王辅臣倒有先见之明。早在奉命进京之前，王辅臣随图海驻汉中，圣祖频频给他父子俩加官进爵，他不但没有欣喜，却惶惶不安。越发疑惧朝廷此意不善，曾白缢死过一回，被救醒过来。直到这次叫他进京，便预感朝廷要跟他算总账，不会放过他，让他不得好死，这才决心以此死法，哄瞒朝廷。使各方都不受牵累。
祖泽清，是明束辽东明将祖大寿第四子，他据广东高州响应吴三桂，康熙十六年“归正”，次年叉叛。尚之信奉命率部迎击，曾一夜驰行一百八十里抵高州，祖泽清携家口遁入山中。十八年四月，圣祖明示：凡属从三桂叛的各处大小官员，不管出于何种情况，只要归降一概宽免。惟祖泽清父子受国家厚养，前叛时以为出于不得已，而降后复叛，可知他们父子“甘心从逆”，情罪重大，国法难容，不许招抚，亦不许其投诚，务令各路大军搜山擒获。至八月，祖泽清和他的儿子祖良梗等被搜出，押送京师。十九年二月，父子都被凌迟处死，他的几个儿子的家口也都被籍没为奴。
从康熙二十年年底攻下昆明后，至次年二十一年五月，圣祖又逐批处决了吴三桂属下已投诚的将吏，他们是：
原任贵州提督李本琛，以“从逆”论处，判磔刑，他的孙子李象乾、李象坤和民籍亲弟之子李济善、李济民一律处斩；
吴三桂任命的将军王公良、王仲礼、巡抚吴谠、侍郎刘国祥、太仆寺卿肖应秀、员外郎刘之延等，“即行处斩”。原任清镇远副将、受吴三桂封为将军、镇远伯江义，以“情罪甚重”凌迟处死。以上被处死者的首级皆“悬示”。他们各自的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一并处斩，家产籍没，其妻及未及成年之子，查交内务府，其余一般人员可分发山东、河南、期广、江西安插。
胡国柱、王绪、李匡已自缢、自焚死，他们的家属投诚。圣祖以胡国柱三人“情罪重大，伊等子弟法难宽宥竹，“悉行处斩，妻女、家口、财物籍没，送交内务府。”
彭时亨、谭天秘先叛于四川，后投诚，复叛，“情急归降”，以“罪恶重大”，“即凌迟正法”，割首级示众。
仅据清官方记录，满族人获逆罪被处死的有三人，原任布政使成额、笔帖式书舒处以绞刑，笔帖式巴席因参与甘肃巴三纲之乱，又系满洲人，“情罪甚为可恶”，判斩首，立即执行。
以上备案犯皆系要犯，而没有载人官方记录的被处决的“从叛”或“胁从”之人，又不知凡几！这从圣祖的原则规定，可以知道被处死的人非常之多。这条规定是：“凡逆属旧人，及副将以上，悉令进京；参将以下，分插四省。”（指河南、湖广、江西、山东四省）又补充规定，其云南或别省后投靠到藩下的，释放为民，免迁徙四省安插。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他们都是“为逆贼济恶之人，务使离逆贼旧踞之地，斯根株清而萌檗不复生也。”这就是“斩草除根”的意思。
吴三桂藩中，副将以上的将官，究竟有多少手尚难统计，估计不会少于干名。所谓“逆属旧人”，是指“吴三桂名下真正家仆旧人”，在云南或别省投靠来的人，不在此内。一句话，清朝视为危险的是从早年就追随吴三桂、与他共命运的那批人。如在辽东时期，或入关后，辽东人投到他门下而被收留下来的人，清朝还把“逆贼所属匠役人口”，也包括在这批人之内。他们因为跟随最久，与吴三桂已结成了共同的利益，这些人才是吴三桂的“真正家仆旧人”。他们“助逆”最多，但未曾领过兵，未同清军对抗过，一律处死，处分太过；如留在云南，惟恐不知何时故态复萌，敌将这批人悉数迁移北京。他们的人数远比副将以上的人多。据平吴后任云贵总督范承勋报告，他“通查伪包人（指王府服役人员）数”，据原档册报官役人共一千一百六十四名，而实际起发京师的达六千三百零五名，还有续收候发的人口为一百二十名，原藩下兵士，原档册报为二万二千五百五十八名，而已起发赴京师的则有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二名，还有一百八十一名尚待续发。这就是说。实际清查出来的“真正家仆旧人”，包括其兵丁，比原报官记录在册的人数要多出不少。这说明，吴三桂当初有意隐瞒了藩下大量人口。
圣祖把人数众多的副将以上的将吏和吴三桂的所有旧人、兵丁悉数调到京师，是给予妥善安排吗？不是。朝廷要对他们逐个进行甄别，分清每人“从逆”情罪轻重，把那些他们认为“可恶”的“从逆”者统统查出来，然后加以消灭。这些未载人清官方档案，因为杀的人太多了，有失清朝和圣祖的德政，故修史时，未编纂人。但至今当年被流放的吴三桂的部下兵了后裔们说：他们的祖先早就传下话，当年凡副将以上的将领都杀头了。他们并没有读清史，但说法却与清官方记载完全吻合。不过，清官方投说杀头。这是不言而喻的，无须说明，是尽人皆可以想见的。
该杀头处死的人员，包括其家属，依今天看，尚未成年的男孩（16岁）也在被杀之列，累计何止千百人！而被处死的人的家眷、亲属，无不受到株连，或死，或没官为奴，家产全被没收。要把这些人也算在内，又何止成千上万！圣祖及其统治集团这样做，实则是对已放下武器的投诚人员的一次血腥镇压，是一次胜利者对失败者的疯狂报复。圣祖的政策和行动，最深刻地反映了清朝封建统治者的阴险和刻毒的本性！
圣祖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株连无辜，又使幸免一死的成千上万的人被流放，世世代代遭受苦役，面永世不得翻身。吴三桂的藩众除被处死之外，不管官吏，还是士卒都被流放边地。东北是主要流放地。康熙末年，据“羁官”于辽东的王一元所见，沿途看到许多站丁。蓬头垢面，生活极苦，问及他们，都说原是吴三桂的部属，被发来塞外克站丁苦役。一些佐领一级的将官也同士卒一样地位，不过，这些士卒还保持着以往习惯，称他们为“老爷”。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任职漠河矿局、办文案、交涉事的宋小濂，著有《北微纪游》，据他亲身经历，从伯都纳城（吉林省扶余市）至瑷珲计一千六七百里，共二十余个驿站，均为康熙年间抗击沙俄时所建。他曾询问过这些站丁，他们称：当年吴藩被平定后，其余党被遣发，赴极边充当站丁，他们是其后代。“他们非满非汉，至今（指清朝末年）子孙不得人仕途，贫苦之状难以言喻。”东北地区是发遣罪犯的“理想”之地，路远，荒凉，苦寒，足以实施惩罚。康熙二十一年初，圣祖东巡祭祖，至乌喇地方（吉林市），“见其风气严寒”，内地发遭流放犯苦不胜寒，颇动侧隐之心，指示以后发遣发到辽阳即可口但他强调，“反叛案内应流人犯仍发乌喇地方，令其当差。”吴三桂的余众自今辽宁、吉林，北至宁古塔、黑龙江沿岸，发遣东北各地为数相当多！
还有一些士卒被发遣到塞外喀喇河屯（今承德市滦河镇），从事看守行官的下贱职业。据调查，现居住承德市滦河镇一带，娄、刘、王、朴四姓，都来自云南，至滦河称宫省族，其祖先都是吴三桂的兵。平定叛乱后，他们被发遣到这里，不准当兵，只能看宫门打更，这一职业同站丁一样，为世袭，永远处卑贱地位！为谋生计，他们白天做小买卖，晚上打更。世代如此，直至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