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枭雄病亡。树倒猢狲散
吴三桂派他的侄儿吴应期驻守险要岳州，但吴应期不能使将帅和睦，致使水军统帅林兴珠投向清军，并把长沙、岳州的防务图交给清军。吴应期抵挡不住进攻，只好下令撤退。
吴三桂的一生，的确是轰轰烈烈，非同凡响。遥想当年，他意气风发，英武俊逸，驰聘于塞外辽西大地，为明朝冲锋陷阵，毫无惧色；引清兵进关，南北纵横，势无阻挡，伴随着马蹄的奔驰声，他飞速地走向人臣权位的顶峰！他的一生，竟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军事战场是他人生活动的舞台。他扮演的是同时代人不能替代的角色，这使他一生的经历，充满了惊险传奇甚至多少有点浪漫的色彩。可是，到他死亡来临时，与其绘声绘色、威武壮烈的一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死得很凄惨。是在心非所愿，异常愁苦中死去的，或者说，是怀着满腔悔恨交集离开人世的……
吴三桂即帝位后，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希望与信心。军事形势无可挽回的恶化，政治上的动荡，人心渐变，使他失望的情绪与日惧增。起兵初期，曾一度展现在他面前的光辉灿烂的前程，此时已变得黯淡无光，希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远、更渺茫了。因为他已看到各路清军正呐喊着向他逼近，在衡州的北面、东面、南面，远则数百里，近则百余里，已布满了清军，他感到他的皇帝宝座正在激烈地震荡，摇摇欲坠！他试图挣扎，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同命运抗争，来挽救自己的厄运。然而，他的一切努力，都证明徒劳无益。他已经心力交瘁，夜不能眠，经常处于惶惶然状态。他所拥有的美衣美食美女，已无法引起他丝毫的欢颜，苦、悲哀，就像魔影一样时刻伴随着他。
尽管如此，他不愿向厄运屈服，他还要顽强地活着，要战斗下去。就在他去世的前两个月，即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他在衡州亲自点将马一宝，并授计宰数万人马南下，攻击有战略意义的兵家必争之地永兴，两战两胜，大创清军，一战击毙都统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三，夺据清兵河外营地（永兴依耒水而立，此水上接衡州，下通郴州，由旱路接宜章）；一战大败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宜思孝所率援军，营垒被冲垮，河南岸失陷，清军被迫退回郴州。这次军事打击，给清军直至圣祖以很大的震动。圣祖说：“近来行兵，致有大臣阵亡，闻之不胜伤悼。”马一宝并全力继续攻永兴，直接危及郴州，顿时打乱了清军的部署，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搞得圣祖与前线的将帅穆占、简亲王喇布等手忙脚乱，急忙重新调整兵力，加强对茶陵、攸县、安仁各处的防守，担心遭到袭击。如失去这已得的十余县，就会前功尽弃，江西就会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形势可能将出现大反复，后果不堪设想。清兵总算暂时顶住了马一宝的进攻。马一宝强悍无比，必欲攻下永兴。眼看就要攻下，吴三桂却死了，马一宝被迫放弃进攻，悄悄回军，此是后话。
三桂死前，还亲自部署了对广东、广西的大规模进攻。他派出胡国柱、夏国相率数万人马，突人两广，几度得手，尤其是在广西取得了更大的进展，除了梧州，几乎都被吴军夺回！
三桂在南线取得进展，而北部岳州岌岌可危。岳州是湖南的屏障，倘屏障一倒，湖南门户洞开，清兵渡江，局面将不可收拾。因此，吴三桂一时南喜北忧，而最关键的是岳州的得失。他已开辟了两广战场，又南下永兴，已感无力北上援岳。他只好听天由命，一切由他的侄儿吴应期主持了。他时时注视着岳州，心中隐忧不散。南面战场的胜利。使他稍得一点安慰，但高兴不起来。很快，吴军在广东的进攻又被顶了回来；在永兴，久攻不下，他所得到的一点安慰于瞬间消失了！
更糟的是，人心、军心正在变化，他的部属一批又一批地背叛了他，投向了他的敌人的阵营。当初，他的人马雄壮，所到之处，谁不举手以迎王师！而眼前，他的人却悄悄地离他而去；过去，钱粮盈库，他挥金如土；如今。师老粮匮，府库空虚，度日微艰。种种烦恼困扰着他，这时才真正感到“力实难支”，每每自言自语，哀叹：“何苦！何苦！”在兵败力竭之际，他的这番自叹，或许透露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后悔。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南征北战，在人生名利场上不停地追逐，落得这个结局，他怎能不自悟，略示自己的忏悔呢！为时太晚了，时间对他来说，己经不多了。大江东去，一去而不复返，一切都无可挽回了。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一批首要人物，都相继倒下了。剩他这一棵孤树，也独立难支。他正受到数十万清军日益逼近的大包围。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死去。他明白，处在他这个地位，绝不能投降，即使投降，朝廷也绝不会饶恕他。只有一条路，等待死亡！
六月，吴三桂又受到一次精神打击，他的妻子、皇后张氏病死了。张氏虽无姿色，毕竟是结发妻子，故位至皇后。张氏之死，给他带来无限的哀伤，是不言面喻的。他又陷入孤独的愁思之中。他郁郁寡欢，情志不舒，面容日见憔悴……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突然得了“中风噎嗝”的病症。这是中医学的病症名。接中医解释，中风是指突然昏倒，口跟歪斜，言语困难或半身不遂等症状。即使不昏倒，也会出现上述等病症。中风还指外感风邪，也会出现口眼歪斜等症状。“噎嗝”又是一种病，按中医临床解释，它的病症是，“噎”为吞咽梗塞，水饮不下，食物难人。“嗝”指食管狭窄，食下抵拒作痛，或难以下咽。二者合称“噎嗝”。现代医学知识告诉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得了这种病是很麻烦的。在当时医疗条件下，难以治愈。得这种病，大抵与情志不舒有关。中风多由肝阴不足、肝阳偏亢、肝风内动，或暴怒伤肝，或嗜食油腻，痰热内壅、阳盛化风。或气血亏损、虚风内动所致。“噎嗝”多由气血大损、津液枯涸、气机郁结、痰阏凝阻而成。显然，这两种病症，都是由于心情不舒，焦虑过重，心力交瘁，气血亏空，肝火过盛，而成为诱发此病的内因。
在中国古代，早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吴三桂久居南方，经受住了酷热与潮湿的气候，能活到六十七岁这个年龄，也算高寿了。这还是靠了他的良好的身体素质。他从少年就习武，学军事，身体素质原来就是极好的。以后虽然长期奔波，吃了不少苦，经历了不少磨难，但也锻炼了身体能适应各种生括环境，加之饮食一向不错，到了云南，又过丁一段安逸舒适的生活，身体得到了很好的保养口因此，他没有得上老年人的常见病，却突然患“中风噎嗝”之症。这种病，在其他年龄段的人都有可能得上。不过，因为年老关系。又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像吴三桂已属高龄的人，恐怕得这种病更容易些吧！
吴三桂自然会得到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最好的治疗。虽说未见大好，却也维持下去，未见恶化。不幸的是，有一天，忽然有条狗窜到他的几案上，安祥地端坐着。吴三桂先是吓了一跳，马上意识到狗坐几案是不祥之兆。他很迷信，又经狗惊吓，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病情迅速恶化，口不能张々说明他初得此病时，日尚能开合，而此时却不能张口。接着，他又添了“下痢”的病症，中医称痢疾，泄泻不止。请郎中百般调治，终不见效。吴三桂知道自己不行了，授意他的心腹大臣，速命他的孙子吴世璠（即吴应熊的儿子）来衡州，托付后事。
除此遗命，吴三桂对未来之事大概没有留下什么要紧的话，这在他死后诸将讨论大计时，各持一说，已见吴三桂死前未予指示今后的出路。看来，他不想说出他不愿说的话，一切听天由命，听凭他们主持吧。他自知是将死之人，心灰意冷，还能给他们留下什么话呢？或许口不能张，说不了话？或许他想等到孙子从云南来衡州时一并说？反正，他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是可以肯定的。
信使从衡州到云南，再从云南携世瑶回到衡州，路途伺其遥远！吴三桂的病继续恶化，还未等到世璠来到，便于八月十八日病逝了，享年六十七岁。这年正是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带着他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他的轰轰烈烈的一生，在凄惨中结束了。至此，作为他个人的历史已经完结。他没有留给子孙和臣属们丰厚的遗产，而是一个烂摊子。亟待收拾的残局，并且把必不可免的灭族之祸转嫁给了他们！
吴三桂的死，不用说，对他的子孙和臣属们是很不利的。今后向何处去，作何打算？他们中无论哪个人都不能作出决定。况且还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将领仍在前方指挥作战，必须让他们参与大事。留在衡州的将领密议，派专使紧急把在前方的核心人物都召集到衡州后，再定大计。为防止因吴三桂之死而导致军心涣散和动摇，更防备不测事件发生，他们下令，将衡州城门关闭，禁止出入，也不发丧，把吴三桂的死暂时隐瞒起来。为遮人耳目，每天令仆从照旧给吴三桂进奉衣食，如平时一样，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被蒙在鼓里的衡州军民，只觉得关闭城门太突然，也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想到吴三桂已经死了。当然，清朝方面更无从知道了。
过了四天，正在永兴等处的胡国柱、马一宝等接到密令。率部疾速回衡州。吴国贵也差不多同时赶到。待核心人物到齐，城门才开，照常通行旅。守永兴的清将领报告：从八月二日到二十日，马一宝等部逼永兴，满汉官兵日夜坚守，屡退吴军。二十一日夜，忽见马一宝等所有吴军焚毁营寨，慌忙整队撤退。直到八月末，他们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
吴三桂的侄、婿与心腹将领齐聚衡州，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派胡国柱回云南，迎吴世璠前来衡州奔丧。胡国柱到达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传达众将的意见，准备护送吴世璠去衡州。郭壮图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云南为根本重地，吴世碍不能轻易出国门。胡国柱极力说服，郭壮图根本不昕，以为可弃湖南，守险隘，犹可以在云南作“夜郎王国”。力阻吴世璠离开云南。胡国柱气急大哭，在城外东郊徘徊敷日，痛哭流涕，郭壮图丝毫不为所动。实际上，郭壮图有自己的打算。她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吴世璠，三桂一死，吴世璠必然即位，立皇后。与她的女儿争皇后的还有卫朴的女儿。郭壮图力图把吴世璠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就不准他去衡州。胡国柱无奈，哭着离云南而去。
胡国柱走后，吴国贵召集并主持诸将会议，讨论今后的方针大计。吴国贵首先发表见解，说：“从前所为大误！今日大计，应该台弃云南而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以一军图荆州，略襄阳，直趋河南；一军下武昌，顺流而下，经略江北口吾辈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匆退生。拼死决战，剜中原之腹心，断东南之漕运。即令不能混一，黄河以南，我当有之。”
诸将都很持重，不敢赞同吴国贵的意见。马一宝率先表示反对，阻挠弃滇北之上议。诸将的家产、亲属都在云南，放弃云南，意味着家私破产，个人利益遭受最大损失。马一宝反对弃滇，正符合他们的利益。他首先反对吴国贵意见，“一唱百和”，吴国贵的意见很轻易地被否决了。
综观当时形势，吴国贵之计，带有相当大的冒险性。因为此时北上与初到湖南北上大不相同。那时吴军声势浩大，锐气正盛，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直至京师，无处不有响应者。清朝对此事件原无准备，如趁此时它兵力未集，利用这个有利的形势，毅然北上，必然会所向无敌，至少可在黄河以北站稳脚跟，清朝必以重兵趋北京勤王，而南方空虚，可让耿精忠独挡南方数省之征剿。吴三桂计不出去，驻兵湖南不进，一则给清朝以喘息时间，使它有足够时间调兵遣将，倾注全国兵力于江南一羁之地，造成了自己的优势；吴军则年随一年地失去优势，变主动为被动，以致成现在之局而！吴国贵在吴三桂死后，敢于说吴三桂的所为是“大误”，表现出他的气魄和远见。他提出此时北上，一个不利的条件是，他们的军队已由盛而衰，锐气已失，斗志下降，多年征战，伤亡甚重，久经战斗的老兵急剧减员，新增的兵员，论素质和战斗力都不能跟老兵相比。从清朝方面看，它在征战中已完成了全而备战，兵员和兵器、火药等军需物资装备、粮饷都已相当充足，保证了前线的供给。特别是它的八旗兵已从战争初期的惊慌失措中恢复了战斗力，而且越战越强，显示出无坚不摧的威力。一句话，双方强弱之势各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吴军毅然北上，必然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和困难，甚至有覆没的可能。这一不利条件，吴国贵似乎已充分地估计到了，正如他以巨大的决心所表示的：“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宁肯在前进中死去，也不在后退中括着！这是一种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是要建功立业，而不图个人之私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倘要干一番事业，此种精神必不可少！
如果再仔细推敲，反复惦量吴国贵的战略，并非全是冒险面无可行性。从全局考虑，清军几乎是倾巢南下，这在防御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长江以北特别是黄河南北，已呈现真空状态，屡次征发禁旅，连驻守京师的兵力也为数不多，已到了无兵可发的极限。为了战争的需要，朝廷从东北地区征发了黑龙江宁古塔（今宁安）兵，直至黑龙江以北的索伦兵，还有吉林乌拉兵、今辽宁省的盛京兵、长城以北蒙古诸部的骑兵。在平息王辅臣叛乱后，又征调了陕西兵。各处援兵云集长江以南。北方各重点城镇驻兵为数不多。以康熙十三年十二月所报长江沿岸及以南一些重点城镇驻兵为例：如武昌府只有巡抚兵一千五百名、城守参将所属一千名，新近设水师剐将与官兵一千名，总计三千五百名。南昌现有总督标兵三千名、城守官兵五百名及水师官兵一千名，总计四千五百名。安庆有巡抚所属官兵一千五百名及城守官兵一千名，还有新设安徽提督官兵三干名，计五千五百名。这几处城镇是战略防御的重点，为防御和阻击吴军，陆续增加兵员，多者也只有五千余人，平均每城不过四千余人。如无战事，常驻兵不超过三千人。以此推算，北方一般城防至多不会超过二千人，有的可能更少，也仅有干百人罢了。这些驻防兵不足以应付战事，仅够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而已。圣祖于初期尚注意北方防务，当他看清吴三桂无意北上，便放心大胆地倾注全部兵力于江南。如果吴国贵的方针得以实行，乘虚而入，就会给清朝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清军再从南方各地北调追逐，势必疲于奔命，一时难以应战。仍在陕西活动的叛军余部及固守兴安、汉中的大股叛军、据有四川的吴之茂等就会立即配合。当清军从南方北调，就会解除或减轻它对据守的叛军的军事进攻。台湾郑氏军队再乘虚占据福建、广东沿海城镇，可能会乘机向内地扩展，必然牵制清军的部分力量。吴军水陆齐出，攻打清军措手不及，便有可能直下河南、河北地区。以当时吴兵力，如集结各处兵员，至少可达十万人以上。不会成为问题。吴国贵的战略，“剜中原之腹心”，断绝清朝赖以生存的东南漕运，更致清朝于险境。他认为即使不能统一全国，也可得黄河以南而自立一国政权。完成此举，并非一件易事，必以困兽之斗，“拼死决战”的精神，一往无前，方有成功的希望。
吴国贵的战略，既大胆，又冒险，而且不无实现的可能。肴得出来，他是吴三桂营垒中一个颇有眼光、有胆有识的统帅人物。但此议没经慎重讨论，就轻易地被否决了。
吴三桂死后，迟至十月才发丧，胡国柱等用棉裹吴三桂遗体，秘密载往常德，由此载运回贵州、云南，颇为方便。吴三桂孙吴世璠没有去衡州，只迎至贵阳，并在此即帝位，以贵阳府贡院为其行宫，定明年为“洪化”元年（康熙十八年），给其祖父上尊号“太祖高皇帝”，父吴应熊为“孝恭皇帝”。官制皆依吴三桂所定，对各将吏都有所封赏，以吴三桂所封大学士方光琛、新封国公郭壮图为腹心，吴三桂的侄、世璠的叔叔吴应期晋封楚王。经过一番明争暗夺，郭壮图的女儿嫁给吴世璠，被封为皇后。吴世瑶召顾命大臣曹申吉等人赴云南，只有曹申吉听调应命，其余皆托故不到。吴世璠即位时就遇有不祥之兆。在胡国柱奉命筑坛代条时，“阴风疾起”，灯烛皆灭。这一说法，不过是人们在吴军败后，追述前事，以此偶然现象来比喻吴必败而已。
吴三桂死后，诸将领否决了北上争天下之议，专力保守云贵，但也不想轻易丢弃湖南，还在尽一切力量力图保住湖南。这对保住云贵仍然是一大关键。愿望如此，却不能左右形势的逆转。自吴三桂一死，军心进一步涣散，愈发不可收拾。吴应期坚守岳州，勉强维持到康熙十八年正月，便弃城冲围而逃。丢弃岳州，湖南门户洞开，时刻待命渡江的荆州清军于正月二十七日蜂涌渡江，千帆竟发，漫江而来。圣祖下令展开总攻击，遂成破竹之势，吴军全线溃退……
吴应期自岳州撤出后。奔长沙，不敢多停留，于正月二十九日烧毁船只，弃城逃跑，率残部投向辰州，胡国柱也同吴应期撤出长抄，退屯辰龙关，与吴应期相犄角，企图力守。
吴军一撤出长抄，清军随后人城。长抄不战而得。圣祖指示：“贼失岳州、长沙谱要地，正当惊惶骚动之时，乘机进取衡州，击灭逆贼，殊为要务！”他命令大将军察尼，发水师营总兵官等率绿旗兵三千八百、沙船一百、快船八十赴长抄，除此，速发满洲兵，多带船炮，尽快至长沙。给广东尚之信发布进军命令：“乘此各路贼寇涣散之际，平定广西。”他要求尚之信、将军莽依图、舒恕、额楚、傅弘烈、总督金光祖等“勿失时机，速定广西。”下诏江西总督董卫国，率所部兵赴大将军岳乐处，协力攻取衡州等地。
荆州清军一路由署都统多谟克图等率师渡江，据守对岸的太平街、虎渡口等处的吴军放弃抵抗，悉数溃逃。一路由顺承郡王勒尔锦率领，比前一路迟二天，即于二十九日渡江，驻元始，前队官兵分路追剿，松滋、枝江、宜都（均在湖北省境，荆州上游，长江南岸），还有石门、慈利诸县与澧州的吴军不战而逃，尽被清军收复，守百里州（松滋附近），吴将洪福率舟师投诚。二月十四日，勒尔锦抵澧州，遣派固山贝子准达等率部进取常德。吴军不守，在清军未到之前，纵火焚烧城中房舍与船舰，然后逃遁。十八日，清军人常德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先后攻下华容、安乡、湘潭，二月初七日收复衡山县（今仍名），令前锋统领希福等收衡州。吴军闻风丧胆，吴国贵、夏国相等自度难守，弃城面逃。十三日，喇布率清军开进衡州。这座曾被吴三桂即位时更名为“定天府”的行在，固守多年而一朝失掉，没有逃脱的官员一百余人投降。清兵没有停留，由衡州继取末阳、祁阳（今仍名），三月五日，再克宝庆（邵阳市）。
自正月吴军由岳州撤退，湖南战场形势为之一变：各处吴军不守，闻风即逃，其势如退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自北而南，吴军毫不停歇地向后退去，清军马不停蹄地尾随紧紧追逐，几乎是兵不血刃，追到一处，得到一处。于是，在湖南的广阔战场上，出现了一种战争的奇观景象：一方铁骑如云，玉轴相接，似狂潮奔腾，似疾风骤雨，滚滚向前，席卷而来；一方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急急如丧家之犬，狂奔逃命。造成这种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吴军失去统一指挥，将帅们已完全丧失斗志，无心抵抗，清军未到，率先逃跑。至三月间，吴国贵、马一宝、夏国相弃衡州出逃，奔水州（零陵），被穆占部击败，逃向新宁（今仍名），再逃至湖南的西南部、接近贵州的武冈（今仍名），暂获喘息，驻扎下来。清军取永州后，南下取永明（江永）、道州（道县）、江华（永明东南侧）、东安（今东安南）等县城口
吴应期、胡国柱、王绪等经长沙一口气逃到辰州，安营扎寨，依险据守。到这时，除了辰州、武冈、新宁，湖南绝大部分地区都被清军占领。
吴三桂的死直接导致吴军的败亡，清军攻下湖南。同时，他们也发动了对四川的攻击。
四川号称天险，山峻谷深，道路阻断，进兵不易，出兵亦难。因此，圣祖将四川叛军暂且不理，先突破陕西与江西、福建两翼，然后倾全力突击湖南，待湖南全境将要恢复，就命将领率师入川。趁此清兵大胜、吴军败亡的有利形势，一举收复兴安、汉中，再深入川中，除个别地方遇到抵抗，所到即降。王屏藩等被迫自杀、吴之茂等被捉，四川一省全人清军掌握之中。清朝重新占有四川，给八旗兵进云南又提供了一大方便条件。于是，清兵从西南包抄云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