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孤军奋战，显忠君之心
由于锦州已失，宁远城失去了屏障，宁远成了关外孤城，这使明廷大为震动，但大顺农民军在郏县全歼孙传庭部，业已占领西安，收取三边的消息，更引起了明朝上下的震恐。明廷自松锦战后所持的兵力只剩下三大集团，一是由吴三桂掌握的辽东精锐，与清人纠缠于宁远；二是湖北的左良玉部，虽号称兵多将广，实则既畏敌避战，又跋扈难用；第三即是陕西总督孙传庭统率的三边官兵，是明廷用以应付农民军的惟一主力。如今，孙传庭部已全军覆没。面对正在向京城袭来的农民军，崇祯皇帝除了抽调驻守宁远的吴三桂所部之外，别无选择。然而，调吴军入关，无疑要放弃宁远，使山海关外的土地、人民落人清人手中，一心要作中兴之主的崇祯皇帝绝不甘愿负此恶名。于是，“崇祯十七年正月，调吴襄入京，提督御营”，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升为中军府都督，由宁远调往京城，提督京营。这一举动已将他欲放弃关外的企图暗示给朝廷的大臣们，他等待着众人的迎合。恰好，吴襄“初到（京师）议撤宁远，守关门。吴三桂与蓟督王永吉、辽抚黎玉田等，谓辽东前后卫复失，宁远势孤难守，应当撤宁远兵民人守关门。即京师猝有寇警，关门之援，旦夕可至”口这时，大顺农民军已在西安建国改元，旋即渡河东征的消息传到京城。于是，正月十九日，急如热锅之蚁的崇祯皇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指调吴三桂所部入关事宜，他一面指示只抽调吴三桂所统精兵5000前往山西助剿，以余兵支撑关外，一面示意大臣们承担“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的责任。“未可推诿延续误事”。这些老于世故的权臣们深知崇祯为人，也清楚吴军主力入关，势必出现人心不稳，关外兵民蜂拥入关避难的局面。因而，为免遭杀身之祸，内阁苜辅大学士陈寅首先打出了“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既拥护崇祯皇帝调兵，又坚决反对弃地，余者无不诚心效仿。崇祯无奈，只好自决放弃宁远，日：“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但由于先时一议再议，迁延一月有余，所以，直到二月晦日，仍未付诸实行。
其实，对于宁远阵守，吴三桂的焦急程度并不亚于崇祯皇帝。宁远孤悬关外，“二百里外，四面阻敌，防御极难”，吴襄奉命调京，证明宁远城守将不久将调到京城，从而丧失了信心和守志。他几次上奏，皆言宁远难守之状，故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在力争必弃宁远时说：“臣读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惧心，始以裹一尸自任，终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并担心将其“委之敌人”，指出“宁远孤城其势必弃，今日弃之为弃地，他日弃之为弃人”。就在朝中的权贵们还在忙于卸责于他人的争执之时，大顺农民军的进军步伐，却没有因为明廷的举棋不定而稍有懈怠。
吴三桂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他眼睁睁地看着清军把中后所三城逐一攻克。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他神不守舍，烦闷时，不由自主地登上城楼，举目远眺，在大道上，清侦察兵不断地出没；远处山峦，明修建的烽火台、哨所、台堡林立，如今都已被清军夺占。入夜，四周死一般的沉寂，只听得南边海潮涨落的涛声，偶尔隐隐传来几声牛角号声。吴三桂感到一阵心寒。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使自己的心情安静下来，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他以忧郁的目光关注着局势的哪怕是微小的变化，寄托着某种期待，究竟期待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他是想的很明白的，这就是在三城失去之后，他感到他和他的将士们继续留在宁远已失去实际意义，坐以待毙，只能是为皇上尽忠了。然而，人越是在危机时，求生的愿望越是强烈。这时，在他心里确实产生了欲求脱离险境的愿望。于是，他的思绪便集中到一点：倘在此时，圣上下旨调他离开该多好！……谁知道哪一天才能做得到！他是忠君的，在没得到朝廷的命令前，他决不能离开宁远城。况且，大明法律规定：“守土者擅弃封疆，律无赦。”他是不敢擅自弃宁远而逃的。他想到忠君报国，似乎又恢复了某种信心。
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地快。他在宁远的时间的确不长了。谁能料到命运将把他推进哪一股历史的漩涡之中呢？
三、青年封王，忧大于喜
历史公平地给每个人，特别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新的机遇，生死浮沉，荣辱升降，无不决于瞬息之闻。
三月初，农民军已逼近京城。消息传来，惊愕之余的崇祯皇帝才连忙下诏，“征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定”。于是，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又奏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可是，为时已晚。
三月初四，崇祯皇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冠吴三桂为四伯之先。而在这之前，已特地召见过吴襄，详细询问了吴三桂的兵力情况，“襄备陈边兵精锐，三桂才可办贼状”。三月初六，崇祯正式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火速入关勤王。显然，这位穷途末路的皇帝，已将大明王朝的命运托之于吴氏一门手中。
“向所忧封疆失守，今转而为勤王首功”，这正是吴三桂热盼之中的。可是，“三桂被命，迁延不即发”。其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吴三桂生于辽长于辽，父子两代的经营，使其在辽东祖氏这家军事大族中后来居上。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虽然现有史料中，对吴氏田产状况缺乏明确的记载，但根据明朝辽东“非官而军，非军而官”的特点，可知辽东势族主要是世代担任军事要职的大姓，他们多”占种膏腴，私役军士”。因而，吴襄与吴三桂拥有亲兵3000，“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而且3000亲兵“皆有数百顷庄田”，吴氏的家财田产由此可想而知。吴三桂难离故土亦属情理之中。其次，徙宁远兵民50万入关，需要时间。但更主要的是吴三桂对这次勤王缺乏信心。因而启程的时间先是晚了，而50余万人组成的兵民混杂的队伍，其行军速度又可想而知。从宁远到山海关，总共只有200余里的路程，正常行军可日行120余里，兼程急驰一日即达，可吴兰桂到达山海关却已是三月十六日了，于明廷令下之日已过了十天。三月十九日，吴三桂还在勤王的路上，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已一举攻占北京，明朝灭亡。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赶到距京城数百里的丰润，由于未得到确实消息，他没有贸然行动，分兵驻扎于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处。两天以后，吴三桂终于得知京城陷落，帝后殉难的消息。
四、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三桂撤回山海关以后。他焦灼、苦闷，往事与眼前的种种事变都涌上了心头。
降清。自然不失为一条出路，上级洪承畴、舅父祖大寿，并昔日的同僚皆在清廷供职。但长期的边衅使他与清人积怨已深，“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口其父吴襄也曾说过：“臣辽人，与奴（清）有不共之仇。”何况，清人的多次招降均被他一口回绝，这裂土分茅又焉能落到他的头上呢？皇太扳先时就曾警告过他：“将军不于此时翻然悔悟，决计归顺，劳我士马，迟我时日，彼时虽降亦不足重矣。”这重重顾虑，使吴三桂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降清的。
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投降大顺农民军不仅可能，而且可信。第一，李白成许以高官厚禄。三月十五日，大顺农民军进抵居庸关后，明守将唐通投降，旋即奉命率所部并银两财物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通遗三桂书，盛夸自成礼贤，啖以（吴三桂）父子封侯”。这“封侯之赏”的许诺不能不使吴三桂动心。第二，李自成派人进去4万两犒师银。吴军在宁远时即已缺饷14个月之久，4万两银可立解军中的燃眉之急。第三，李自成进北京后，继唐通后又先后派巡抚李甲、兵备道陈乙、兵部尚书王则尧，以及张若麒、左懋泰等往山海关招降，招降的攻势甚猛。第四，吴襄已降于大顺农民军，牵制了吴三桂，所谓“吴襄既降贼，三桂亦以所部之众西行赴降”。早在京城失陷时，吴三桂即致书于京城内的吴襄，日：“京城已陷，儿拟退驻关外，倘已事不可为，飞速谕知。家中俱陷城中，只能归降。”因而，吴襄投降大顺军，吴三桂是赞同的。特别是当吴襄为李自成所迫，致书劝降吴三桂时，又为他指明了利害。吴囊说：“…今尔徒饰军容，逊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巳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势者，可以知变计矣。……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犹全孝子之名凸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戮辱，身名既丧，臣子俱失，不亦大可痛哉！”如前所述，吴三桂自幼与其父同骋疆场，骨肉之情尤探，他怎会视老父于图圄之中而不顾昵？何况为父所言，句句切中。勤王之际，他贻误战机，无可逃脱地负有背负先主的罪责。如今大势已去，是柞难回，大顺农民军已取明代之，为一代新主，此时归降，可为新朝权贵，永保荣华。且父母家小以及他日夜思念的爱妾陈圆圆皆在京城，或若拒降，大顺军必将加害。因而，对于吴三桂来说，只有归降大顺，才不失为一条万事皆遂的出路。
吴三桂在投降大顺农民军之前，曾集诸将问策。他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思，宣当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闻贼势大，唐通、吴襄皆降，我孤军不能成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人齐声回答道：“今死生惟将军命。¨于是，“三桂乃报使自我”，将出海关交给大顺农民军的代表唐通驻守，“卷甲人朝”，亲统大军再次西进投降李自成。约四月初，军至永平（河北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竹四日，抵永平西沙河驿，遇到从北京选出的家人，吴三桂询问父亲的情况，家人禀告：父亲已被捕。吴三桂没有在意，说：“此胁我降耳，何患！”又问到他的爱妾陈圆圆，家人以实相告：陈圆圆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与此同时，吴三桂派往北京密探其父消息的人也报告说，父亲正在被拷打追赃。
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说农民军在北京提拿大批勋戚文武大臣，拷掠追银，吴襄也在其中，“拷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人。”还有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秘密出京，“将京中一应大事”，向吴三桂“一一诉禀”。并说：“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三桂昕了这些情况，“不胜发竖”，尤其是陈圆圆被掠，对他刺激更大，深感奇耻大辱，好像挖了他的心头肉，不由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他不暇思索，当即下令停止前进，挥师返山海关，一改“秋毫无犯”的保证，一路血纵掠”。直奔山海关而来……正是：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襄被捕，圆圆被掠，这都是事实。此事还须从头说起。
李白成率农民军进入北京，就采取一项重大行动，即对京中各级官吏实行追赃派饷，予以无情地打击。从三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五、六日，农民军“遍街提士大夫”，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追赃助饷，是从翰林官开始的。当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发现一翰林家藏巨金时，便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其后，明官吏”被刑拷”，追赃银，向农民军助饷，即由此则起。二十七日，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起用的，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自刘宗教寓所以下，各处分营、勋戚名官之家，甚至在路旁街边，“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
刘宗敏捕捉和拷打吴襄，除了追赃，还勒令交出陈圆圆。
陈圆圆之美，京中尽人皆知。刘宗敏据田弘遇宅，当然不能放过她，必搜求而后已。田弘遇下江南时，同时以重金买来陈圆圆、杨宛、顾寿等名妓。刘宗敏一人田宅，就把她们挟为己有。杨宛曾对人言：她与圆圆同时被宗敏所执。杨宛不甘心，化装成乞丐，携带田家妇女离京南下。到了南京近郊，遭到强盗污辱，抗拒不从而被杀害。陈圆圃、顾寿也与男优“私约”潜逃。但事行不密败露，刘宗敏大怒。将七名男优提回一并处死，但顾寿已逃，刘宗敏没有抓到，而陈圆圆“为刘宗敏所挟去，不知所往。”吴梅村《圆圆曲》：“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更是形象地道出了陈圆圆被劫持的事实。
农民军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过早地追求享乐，腐化了本身的战斗力，他们除了整天的追赃派饷，搜求财物，占女人，忙于登基大典的筹备，却不知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急待处理。误了时间和机会，一以致招致迅速地覆亡。
农民军严重伤害了吴三桂一家的切身利益，他当然不能置若罔闻。他出身行伍，是在同清（后金）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骁将，他年岁正轻，血气刚烈，在君死、亲人蒙难、爱妾遭人凌辱的情况下，他怎能忍辱再投向李白成！同时，纷纷传来的农民军在京大规模遣赃派饷、严刑拷索的消息，更使他望京师而怯步，岂肯自投罗网，前去束手就擒。他本来就忠于明室，当世公认他对父母致孝，迫于形势，为保父母生命，不得不接受农民军的招降，则此刻父母遭难，爱妾被占，顿时把他的勉强投降的信念击得粉碎，想到国仇家恨，怒火中烧，他再也按撩不住对农民军的极端仇恨，对部下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拔刀欲自刎。部将们急制止，说：“将军何至此？吾辈当死战！”于是，他发誓“讨贼”，誓与农民军不两立！
吴三桂降而复叛，是李自成、刘宗敏等人的错误的政策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则这个恶果又直接迅速地导致了李自成悲惨的结局。
吴三桂怀着满腔愤怒，于四月四日突然返至山海关，向唐通部发动袭击。唐通受自成指使，曾给吴三桂写过招降信，“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虽然吴三桂没有回答他，却根本没料到吴三桂会中选变卦，毫无防备，仓促迎战，被吴军杀得人马几尽，仅剩八骑逃还北京。山海关重新被吴军占领。
吴三桂返回山海关以后，决心征讨李自成。他阵兵演战场，誓师西征，激励将士的斗志。此时，他的兵力已达到八万多人。同时，吴三桂这一举动，又得到当时乡绅们的支持。
三桂同李自成彻底决裂，给父亲吴襄写了一封绝情的信，其文日：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戒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前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戈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已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宴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备槌一去，誓不俱生，不则划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缟素号恸，仗剑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撬美乎！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羌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底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眭、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睢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士子。戈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夸日。父不平图，贼虽王父鼎俎之旁以谤。三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
吴三桂的这封信，明里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李自成、牛金星等农民军领袖而写的。他直斥父亲隐忍偷生投降，对他训以非义，断然表示拒绝，并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义无反顾。这封信不仅是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吴三桂是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倾注了他的全部心声，悲壮慷慨，气冲霄汉，读来有撼人心肺的气势。
四月六日，李自戚剐刚得到他的使臣被吴三桂处死的消息，十分震惊，转而大怒，余怒未息，九日又得吴三桂绝父的信，当即“徘惶失据”。他感到事态严重，便责备刘宗敏不该拷掠吴囊，为了补救失误，悄悄地把他从狱中放出来，还宴请他，“厚加抚慰”，以示笼络。但为时已晚，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时，不断传来吴三桂募兵备战“讨贼”的消息。李自成别无选择，招降不成，只有兴兵致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