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人着想，给自己铺路
在人海中，如果我们不想孤立，那么就学会如何与人相处，不要求你喜欢所有的人，但要学会互相留台阶，大家给面子。
为人做事难免与人有口舌之争，然而有“心眼”的人总是以和为贵，尽量避免争论，赢得别人的好感，那么在人海中，就不会孤立。
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罗吉斯在他的《如何做人》书中写道：
“当我尝试去了解别人的时候，我发现这真是太有价值了。我这样说，你或许会觉得奇怪。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在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大部分的反应是评估或判断，而不是试着了解这些话，在别人述说某种感觉、态度和信念的时候，我们立刻倾向于判定‘说得不错’或‘真是好笑’，‘这不正常吗’、‘这不合情理’、‘这不正确’、‘这不太好’。我们很少让自己确实地去了解这些话对其他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们，过分地相信自我的标准。因而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我们遭遇太多的争论，造成太多心与心的嫌隙。在那些自以为是的争论中，我们竭尽全力地卫护那些并不全面、并不成熟的观点。对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不足称道的异己意见，我们给予太隆重的对待。
一场狂 风 暴 雨般的唇枪舌箭过后，我们得到的仅是“心乱”，失去的却是“亲密无间”，此外，我们还能得到些什么？在过后的日子里，我们发现那是嫌隙与隔膜。感谢上帝，我们因此又多了一个“敌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有更多的机会锻炼我们那“锐不可挡”的口才。
卡 耐 基极为悲观地说：你赢不了争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还是输了。在争论中，并不产生胜者，所有不愿敌对的人在争论中都只能充当失败者，无论他（她）愿意与否。因为，十之八九，争论的结果都只会使双方比以前更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或者，即使你感到自己有错误，却也决不会在对手跟前俯首认输。在这里，心服与口服设法达到应有的统一，人的固执性，将双方越拉越远，到争论结束，双方的立场已不再是开始时的并列，一场毫无必要的争论造成了双方可怕的对立。所以，天底下只有一种能在争论中获胜的方式，就是避免争论。
正如班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
“如果你老是抬杠、反驳，也许偶尔能获胜，但那是空洞的胜利，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好感。”
你在争论中可能有理，但要想改变别人的主意，你就错得太徒劳了。从人称自己是万物之灵的那一刻起，其个性似乎就已犯上了同样的毛病，一种自我优越感、自我权威感在内心、在头脑、在全身滋长着，并借着社会心理的奥妙的遗传，一代代的继承了下来。当“能够承认自己错误”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可供称赞的美德时，那一种“优越”与”权威”便在社会上取得了其普遍的地位，并因而在体内确立了其支配地位。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将廉颇的负荆请罪，李世民的善于纳谏千古传颂。“认错”这一简单的行为，在今人的心中有着何其沉重的分量。我们难道能说这不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去推翻那心中的“自我权威”，并进而消灭多余的“自我优越”？我们心中有那么一种毁灭的冲动，却冲不破那一层古怪的心理障碍。
在热闹的争论中，我们日益变得孤立。当所有人都不对我们表示好感时，我们终于体会到“人多时候最寂寞”的悲凄境地。“佛祖”释迦牟尼来到我们的面前，在一片祥和中，告诫我们：“恨不消恨，端赖爱止。”争强疾辩绝不可能消弭误会。所以，我们不再固执，我们准备抛弃争论，重头做起。
但我们却犹豫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内似乎永不休止的辩论，让我们再一次怀疑自己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佛祖”永远不会了解那些辩论对人类的重要性，因为他生恬的是另外一个纯“爱”的世界。作为世人，我们无法对此熟视无睹。我们在迷惑中，习惯性地准备重新拾起争论的大棒。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思考，并进而发现把自己与联合国相提并论时，我们便不禁哑然失笑。个体与集团各自有其很大的特殊性，莽撞的类比，往往是荒谬而毫无意义的。当我们正在探索日常生活中的为人处事时，却一再顾虑联合国这一庞大的特殊组织，无疑是亳无道理的。
所以，让我们回到平凡的生活中来，听一听林肯是如何斥责一位和同事发生热烈争吵的青年军官的：
“任何决心有成就的人，决不肯在私人争执上耗费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了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步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倒不如让它先走。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伤。”
是的，我们承担不起后果，“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伤。”所以我们宁愿在一定基础上作出让步，以避免争论。
如今，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已下定决心尽量避免争论。然而，麻烦的是，我们并不太明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这样子是有可能遭至“自我优越”与“自我权威”的反攻倒算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承认自己也许会错”。苏格拉底在雅典一再告诫门徒：“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
我们试着用这么一种句式：“唔，是这样的！我也有一种想法不过也许不对，我常常出错，不过希望我被原谅，啊，依我看，这是——”结果，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畅行无阻，因为没有人会反对“你也许不对”的看法。
所以，在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我们便已备下了灭火剂。但这也许并不够，因为灭火剂也会有“没招”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小心翼翼地试图指出对方显然是错的地方时，我们不得不讲究一个适当的方式。
３００年前的伽利略说：“你不可能教会一个人任何事情；我只能帮助他自学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以若无实有的方式开导别人，提醒他不知道的是他忘记的。”因为不论你用什么方法指责别人——眼神、语调、手势、话语，只要你告诉他他错了，他就绝不会对你善罢干休。因为，你直接打击了他的智慧、判断力、荣耀和自尊心。他决不会改变他的想法，他只想反击，人类的好斗性此刻暴露无遗。即使你搬出所有柏拉图或黑格尔的逻辑，也改变不了他的看法，因为你伤了他的感情。在日常的琐事中，支配人们行为的往往不是理智，而是感情。所以我们开始尊重对方的意见，并不直截了当地指出他错了。
我们似乎已完全避免了争论。事实上，从一方面来看，确实是做到了。我们千言万语地要求人们推翻心中的“自我优越”与“自我权威”，我们自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在后来的行动中，我们却一直假定自己是“对”的，而对方是错的，我们一直以一种“正确者”的高姿态在谈论其实我们也可能有错的“争论”。因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先承认自己是错了。因为在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永远是“正确者”。我们也有“错误”的时候。苏格拉底的谦虚，使得我们任何一人都不敢妄自称大。
事实上，在前面我们已深深领教了“死要面子”的苦果，所以，此时，我们不再面临任何的障碍，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用来迅速而热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比起为士德·斐尔的爵士对他儿子说：
“如果可能的话，要比别人聪明，却不要告诉人家你比自己争辩有效和有趣得多。
避免争论，就能赢得好感，在人海中，我们不再孤立。
爱父母才能爱自己
一个人只有知道爱别人的价值，才能知道爱自己的原因。
对父母的爱是人人应当特有的，否则就会把自己弄得冷酷无情。一个人如果冷酷无情，什么蠢事都有可能干出来。
父母的岁数不应该不知道，我们因此可以庆祝寿辰，感到高兴，同时也因父母越来越老感到担忧。父母是我们的起源，父母就是道，爱父母就是爱道，就能得道。
绝大部分人都只记得自己的生日，记不得父母的生日，这是不对的，自私的。小孩子经常向大人吵闹：“爸爸，妈妈，你们什么时候给我买生日蛋糕呀？”
父母就会告诉他（她）：“等你过生日，爸爸妈妈就给你买。”
于是小孩子高高兴兴地等待自己生日的来临，无疑这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他们显然忘记了父母也会过生日，好像父母从来就没有生日，或者说父母的生日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我们在一个人的生日晚会上突然问他（她）：“请问你知道你父母的生日吗？”
情况一定会非常尴尬，因为这位在自己的生日晚会上高兴得要跳起来的人却不知道父母的生日。
这样的问法是不讨人喜欢的，大煞风景，主人家不喜欢这样的客人。但是对不起，想这样提问的恐怕大有人在，只是大家都没敢说出来，等到这一天有个冒失鬼终于把这个尖锐的问题提出，将会得罪一片。
这个真实的普遍情况揭示了：
一、人是自私的。
二、人容易忘本。
三、人不希望别人来点醒他（她），否则会很不愉快。
这三个问题归于一点，都指向了人性恶的一面。
有人曾说过，孩子是最大的暴君，他（她）把父母的青春、精力与钱财全部吃光，从不手软，稍有怠慢就委屈得不得了，一旦长大就远走高飞，不顾父母生死。
我们都是从孩子长大的，仔细想一想，这话不无道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在我们身上也或多或少有些。
哲人指出：人应该具有悲悯情怀，要像疼孩子一样疼父母。
孔子的弟子曾子是一位学问、德行都非常出色的人，是继承孔子的学问而传于后世的伟人。曾子将去世的时候，召集所有弟子，说：“现在我可以放下重担了。”弟子们都听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就问：“老师，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于是，曾子说：“自古以来有句话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为了做到这句话的含意，一生小心翼翼地活过来了，但是现在要面临死亡，终于可以放下重担了。”一说完，曾子就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弟子们都低着头行了礼。
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曾子为了孝敬父母而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尊敬父母的孝心。
儒家认为，“孝”是伦理道德的起点。一个重孝道的人，必然是有爱心的、讲文明的人。重孝道的家庭，亲情浓郁、关系牢固；反之，必然是亲情淡薄、家庭结构脆弱容易解体，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可见，不重孝道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正像李光耀指出的：“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而变得粗野。我们不能因为老人无用而把他们遗弃。如果为子女的这样对待他们的父母，就等于鼓励他们的子女将来也同样对待他们。”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上讲：
“佛告阿难：我观众生，虽绍人品，心行愚蒙。不思爹娘，有大恩德。不生恭敬，忘恩背义，无有仁慈，不孝不顾。”
儒家则直接说不孝之人是“畜牲”。
孔子说：“孝悌，人之本也。”这样就把一个“孝”字放在了所有价值之上。做人的根本是做好自己的子女身份。
此言并非只是一句伦理说教，而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关乎我们一生成败，不可不知。
人从哪里来？
人不是从天地宇宙这些空洞的地方来，而是从父母那里来。
父母是实实在在的人，是我们看得见的世界本原与起源。
父母就是我们的第一推动力。
父母就是我们的宇宙。
这样看来，父母的意义真的是大得不得了，他们先我们而存在，他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出生前的情况，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多维宇宙，展示了生命长河生生不息。
父母就是道。
我们的全部生命得之于父母，我们的欢乐与父母息息相关。
这并不是抽象意义的息息相关，而是实实在在的相关。
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孝心与爱心，他（她）就会在静下心来的时候仔细看看父亲或母亲的脸。
这是一张怎样的脸啊！
给人触动最深的就是他（她）的苍老。苍老表明老人家饱经沧桑，并且正在沧桑中老去。父母的死亡是无可避免的，这预示着我们的起源终将湮灭在时间的统治下。而父母在未死之前，他（她）的脸上便会向我们透露出一些或隐或显的生命信息。这不是别人的脸，这是生我们的本体宇宙的本来面目，这也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父母的脸如此凝重，每时每刻都在给我们作明白的言说。
给人触动同样深刻的是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长得与父母几乎一样。如果抹去岁月的痕迹，再消失性别特征与胖瘦这些细节，我们将发现两代人之间其实毫无差别。一个老祖母看她的儿子与看她的孙子是完全一样的，在她心中，这两个人是重叠又分开的图像。
我们都像我们的父母。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种铁的定律，永恒不变，它还意味着这个世界具有稳定的持续性，绝不因突变与变异而丧失本原。这就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幸福的基础。
我们像父母，这说明两者之间有同一性。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对父母好，才能真正对自己好。因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是父母。就这么简单。
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又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些话都是至理名言。
人别在失去时才知道拥有。
孔子生下来父亲就死了，十几岁时母亲又死了，对母亲的无限追恋，对父亲的无限渴望使他深刻了解父母对人类成长的重要性，这是本源与本原，绝不可舍本逐末，绝不可本末倒置。
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外面打天下，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都无一例外地蹉跎了岁月。他们或因成功而忙碌，“没有时间看父母”；或因一事无成而羞于见爹娘。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而又残酷无比的普遍现象：
他们一去无回，等终于哪一天回到家中一看，父母老了，病了，甚至死了。
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这时才知道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做子女的就应该多爱父母，多想父母，多看父母，“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个“孝”字，将一个人的人品高下昭然揭示。
一个人如果坏透了，无恶不作，但知道孝敬父母，我们仍将他当人看。
一个人如果名声好得不得了，对谁都好，偏偏对父母不好；事业有成，偏偏忘了根本，那么这样的人不值得交往，应该把他驱逐出“人”的概念，让他在痛失所爱时知道什么是悔恨。
爱父母才能爱自己。在哲学家与科学家看来，每个人与他的父母其实比想像的更接近，父母揭示我们的命运，因此对父母好不仅是回报，更是为了做好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