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宜良烤鸭被列入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对于热爱美食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吃更重要的事情呢？他们每到一处都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寻找当地最有特色的美味，品鉴当地最有特色的味道。
旅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寻味的过程。一道美味佳肴当中包含有太多的信息与回味，它的魅力能够让旅者若干年之后依然会想重新回到那个地方。
过客能在异乡吃到一款美味，那滋味可以在味蕾弥留至深夜，脑海幻化出无数玄妙的图画——绚丽的街景，街景中驶出一支乐队，不远处有翩翩起舞的人群。小提琴、号角、簧 片、长箫融为一体，夜色中摇曳着红酒和深沉的爵士乐，有清风习习吹来。夜景慢慢渗透，在星月笼罩中历历显现，心灵期待的簇拥，用一种历练的符号为这座城市加冕。
这就是美食的魅力，这就是美食家的境界，犹如伟大的真理总是遥远而亲切地在细琐中凸显，永恒的艺术总是在久远的历史中获得奇迹。
到宜良，不吃宜良烤鸭，等于没来过宜良；
云南人，没吃过宜良烤鸭，只算半个云南人；
昆明人，没吃过宜良烤鸭，枉为昆明人；
宜良人，不招待远方朋友吃一次宜良烤鸭，不算热情好客的主人。
享受宜良烤鸭的过程很耐人寻味，不仅在于它的美味，更是因为它好吃，因为它唤醒味觉，叫醒内心深处对美食的热爱，即“散发香味，逐渐醇厚，味觉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馥郁中有根可查有章可循。”
宜良烤鸭以它迥异的性格，为食客提供了千丝万缕的幻觉，它们占据了丰盛庆典中的、凡俗生活中的佳肴位置，丰富并沿袭了昆明人自古以来的美食观念。当你面对一只喷香的烤鸭时，味蕾一定激荡不止，因为只有在昆明，才能品尝到如此鲜香独特的烤鸭，它的香味仿佛使你回到遥远的史籍之中，寻找先人第一次品尝火炙肉食的狂欢。
美味让人永久地记住这座城市，离开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味蕾用记忆对着心灵进行长久的诉说。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诉说，仿佛一个诗人向着天宇诉说心中的诗情，守望者向时间诉说亘古的忠诚，恋人向另一半诉说漫无止境的思念。美食家是一群执著的群体，他们寻找美食，体验美食，用味蕾诉说灵魂中的一场革 命。
烤鸭的四个故事
宜良烤鸭不仅云南全省出名，而且声名远播，全国知名。
老昆明人恐怕没有没吃过宜良烤鸭的。
烤鸭出炉，诱人的、上好的香味立刻喷涌而来。香中带脆肉感十足不肥不腻的烤鸭，在咀嚼中越来越香，那香味渗透整个口腔和味蕾，再喝上一杯小清酒，生活顿时缓慢下来，缓慢中充盈着烤鸭的香味，原汁原味、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老昆明凡俗美食生活！
一种美食，能得到如此盛誉，殊为不易。天下美食太多，算算京、川、粤、苏、闽、湘、豫、扬、锡、宁、杭、绍、徽，多少菜系美食啊。能跻身于名肴，绝对有它的独到之处，因为它熔炼出了昆明人的美食追求，它是一种永恒的烹饪。
烹饪的历史久远，从周就有文字记载了。
热菜的烹饪方法中，粗算有炸、溜、炒、煎、烧、焖、扒、扣、蒸、浸、泡、酿、煲、炖、醉、川、汤、糊、灼法，烤法为其中之一。在烹饪书中，将烤法分为两类，一是明火，称明炉；另一种是暗炉，又称挂炉。顾名思义，明炉就是在明火中烤，暗炉就是挂在密封的炉子中烤。
宜良的烤鸭属后一类的挂炉。但从其渊源来，可能是先明后暗罢？有个发展的过程。
这从宜良烤鸭的渊源可看出来。
宜良烤鸭的渊源来源，有三个说法。
第一个版本：曹烧鸭
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正值太平天国时期，宜良也发生“回民之乱”。广西籍的岑毓英号召地方团结起来平叛，他在宜良花桥的一家名为“顺河楼”的餐馆，邀约乡人“歃血为盟”起事。
岑毓英是个美食家，他一时兴起，让餐馆老板曹健将鸭直接在火上烧烤，屋子里顿时飘香四溢，食之其味鲜美无比。此后老板就照此做法炮制烤鸭，这家餐馆的烤鸭生意兴旺，一天比一天有名起来。
后来岑毓英因平叛有功，当了云南总督。当时掌管云南五华书院的进士陈鸣玉常回宜良品食曹家的烧鸭，一日撞见岑毓英，两人把盏论英雄，兴趣渐浓，岑毓英得意地说：“这明火烧鸭的吃法是我想出来的。”陈鸣玉接口说：“干脆将这烧鸭取名‘宫保烧鸭’吧。”（宫保是总督官职雅称）。因此这种烧烤鸭就取名“宫保烤鸭”。随即，陈鸣玉应岑毓英之请，撰写一副对联送给曹家“顺河楼”：“美味能招天下客，清香引出洞中仙”。
相传慈禧在同治年间（公元1861年）已在宫中吃过烤鸭。比岑毓英这种烤鸭晚了几年。慈禧吃的烤鸭什么样，书中没有记载，同“宫保烤鸭”有什么关联，也无记载。人类自从能取火后，什么都放到火上烤，无师自通地烤鸭不足为奇。
这些烤鸭都属火烤鸭，同后来的暗火闷炉烤法不同。应该算是烤鸭的前传吧。
第二个版本：李烧鸭
相传，在明人洪武年间，朱元璋封颖川候傅友德为征南首领。傅友德率领千军万马奔赴云南时，带上了自己的御厨，南京著名的烧鸭师傅“李烧鸭”李海山。
云南统一，回南应变受封的颖国公被朱元璋赐白绫而自缢身亡。另一说法是，因功高盖主，傅友德愤而杀子并在朱元璋面前自杀。这段史实暂且不表，只说这李烧鸭闻讯不敢回京，隐姓埋名，先后在宜良狗街、宜良蓬莱乡李毛营，经营起烧鸭生意，开了家“滇宜烧鸭店”，并娶了位毛姓姑娘为妻。他的烧鸭手艺一流，烧鸭店生意兴旺一发不可收拾，代代相传，名声大噪。
如今的“李烧鸭”已是第28代传人，生意依旧红火。现在的宜良烧鸭除了现烤现卖外，还建立了软包装食品厂，原料一律选用40天以内的嫩壮仔鸭，以祖传秘方调制生产出味香肉美的“滇宜”牌软包装宜良烧鸭。软包装烧鸭不仅肥而不烂，香味纯正，而且当天携带，又不含防腐剂，即可即食，品种已创出烧鸭，烧鸭脚、烧鸭翅等十多个“滇宜”牌系列产品，昆明各大商场有售，颇受旅行者欢迎。
第三个版本：刘烤鸭。
清光绪二十七年，宜良狗街镇沈伍营村的许实(字秋田)，省试考中举人，榜列二十一名，赴京城应试。西村人刘文侍考，随许秋田进京，投宿于北京米市胡同老便宜坊附近。
老便宜坊出售自制的北京烤鸭，两人前去品尝后，发觉味极醇美，因此常去就餐。是时，许秋田忙于应试，刘文则动了心思，想家乡曾有过烘制鸭子的方法，但现已没落，若想法重新振兴，何尝不可以此谋生。何不在京学此烤鸭技术，回乡去改良图谋生计？
他打定主意后，便到老便宜坊拜师学艺。饭店师傅见他勤勉谦恭，十分爽快将技艺倾囊传授。凭借心眼灵活，加上悉心揣摩，刘文很快学会了北京烤鸭制作之法。
第二年，许秋田应试不中，两人收拾行囊返家回到宜良。宣统二年，许考取法部正七品法官，曾为宜良、禄劝纂修过县志。刘文学得一身技艺，回到家乡，在狗街火车站开了一个烤鸭店，名“质彬园”。
刘文肯学肯钻，北京烤鸭用高粱秆做撑筒，他改用芦苇，使烤鸭带有芦苇淡淡的清香。北京用麦芽糖水做涂料上色，他采用云南的蜂蜜来上色。他还改用土坯火炉，用松毛结暗火烘烤，鸭色呈枣红。松毛结热度均匀，又无烟尘，出炉的烤鸭色泽干净明艳。刘文又因地制宜，对毛鸭选择、汤料、成型、配料等作了合理的、适当的改进，使其烤鸭既保持了北京烤鸭的本色，又做出了狗街烤鸭的特点。
刘文的鸭色呈枣红，皮脆内粑，吃时提着鸭腿一抖，肉与骨松离分开。据吃过他烤鸭的老人说，一只鸭子只丢四大骨(翅膀与大腿骨)，软骨、小骨都酥脆可食。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老人们回忆起刘文的烤鸭，仍然食欲大动，终涎欲滴，赞不绝口。
顿时间，狗街烤鸭异军突起，名声大振，使昆明及宜良的其它烤鸭黯然失色。
那时，人们为了吃到刘文的烤鸭，专程从昆明乘坐早班火车到狗街，饱餐一顿后，下午带着齿间余香抹着嘴角油迹，心安理得地乘晚班车赶回省城。南边从开远慕名而来的食客，则要在狗街留宿一晚，次日才能返回。昆河线（原滇越铁路）503/4次客车从昆明到河口，往返都要经过宜良，早上7点过发车，第二天返回时刚好可从宜良上车回昆，因客车时间的关系，开远到宜良是下午了，没客车返开远了。
据说国学大师钱穆在宜良岩泉寺写《国史大纲》时，每周必去刘文店中饱餐烤鸭一只，方有灵感撰写书稿。
有的食客为了赶程奔路，或性急嘴馋，提出“不耙点不要紧，砍来吃，钱照付”。刘文说：”那是万万不行的，烤鸭非要耙了才出堂。”刘文为保质重誉而到了执拗的地步，故当时有一句俗语流传：刘文的烤鸭好吃，脸嘴难瞧。
每年秋后麻鸭初肥，刘文便带着徒弟杨国才等应邀前往省城，在省府及所属四大厅大显身手，艺压群芳，技惊四座，曾获云南省主席龙云赠与题词的大红锦旗。积年以来，各界人士赠送的贺对楹联匾牌锦旗不胜枚举。有一联这样写道：“南圃春前新燕舞，西村秋后乳鸭肥”。
刘烤鸭的故事因为接近现代，记叙详细得多，有较多文献记载，如今已被众多学者专家认可。一般认为这个版本可靠性大些。
第四个版本：李三烧鸭。
这是宜良民间传说中的野史版本：在宜良一个村庄里，有一位叫李三的人，嗜酒如命，而且喜欢用鸭子下酒。有一天正要煮鸭，有好友来喂鸭子顺便送了他一瓶好酒。他贪酒醉了，结果发生火灾，草房烧个精光。但是侍煮的鸭子却被一场大火烧得黄亮澄明，奇香四溢。人们由此发明了宜良烧鸭。
这个故事是民间传说不可考察。而这个李三同李烧鸭有什么关系？都姓李，会不会有所附会或嫁接，也无法考稽。
另外还有一种传说，清朝同治三年，北京“全聚德”创业店主杨全仁把宫廷御膳“挂炉烤鸭”改制成平民百姓皆能一饱口福的“北京烤鸭”。同年，昆明人张鑫到北京学成归来，在昆明开起一家烤鸭店。那么，这烤鸭是直接从北京传来，同宜良烤鸭有什么区别呢，无考，不能妄议。
我们从这几个版本可以肯定几件事：
一，在刘文烤出品如今这般模样的烤鸭之前，宜良已经有了自己的烤鸭，只是没有名气。
二，宜良烤鸭现在的制作方法是从北方传过来的，但是经过了改进，可以说是另起炉灶。
三，宜良烤鸭有多家烹制，各自的传承有异。不过大体说来，炮制方法大同小异。
四，宜良烤鸭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添加了本土要素，不断致力于改进改良，最终使外来食品成为了本地域的象征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