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奢侈品
乌铜走银具有实用功能，例如常见工艺品有小花瓶、香炉、文房四宝、茶具等，图案纹饰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三种：一为汉字书法、二为写意纹样、三为吉祥纹样，如花鸟鱼虫、梅兰竹菊、龙凤鹿鹤等。但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品貌、精湛的工艺、细腻的雕工，使得其实用功能慢慢减弱，反而具有了较高的研究观赏价值、收藏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成为货真价实的奢侈品。
乌铜走银工艺的特色在于“乌铜”和“走银”两方面。
“走银”就是镶银、嵌银，从金属的熔点和相融效果来说，银走到铜上的难度较大，不掌握适当的化学处理和热处理技术，银将脱落，或乌铜坯将被破坏。
走银的方法与战国时期的错金银原理是一致的，即在錾好图案的铜器上镶嵌上银(或金)，之后错平抛光。只不过错金银是直接镶嵌金或银，而乌铜走银工艺中的“走银”，是嵌入的液态银，固化后再错平抛光。
当我看到金光闪闪的银流在铜坯上，沿着那些精雕细刻的细糟中，缓慢地画出美妙的图案，不禁想起巧夺天工或鬼斧神工等等美妙的词汇。它让心灵穿越时空，体味到一种天地玄黄、混沌初开的意境。
辉煌与危险共存
“走银”并不是难点，乌铜走银工艺关键在于“乌铜”处理工艺上。“乌铜”就是铜面呈现出乌黑的色泽。而这种乌黑的色泽不像景泰蓝工艺中的金色是镀出来的， 是纯粹用手“焐”出来的。大家知道一般的铜(紫铜、黄铜)用手是“焐”不出乌黑的色泽。因此乌铜走银采用的“乌铜”应该是经过特殊加工处理的合金铜。最终乌铜走银底铜为乌黑色，整个器物呈现出黑白色或黑黄色，给人一种素朴典雅的感觉。
乌铜走银的制作工序繁多，制作乌铜走银的匠人除了要掌握冶炼合金外，还必须要懂得雕刻造型、书法绘画、微雕等技艺。这种全面的技艺使乌铜走银走上一条既辉煌极顶又险象环生的路。
单看其制作工序，就有七个步骤：
第一：炼制乌铜合金。将优质的铜、纯银、黄金和其他十余种贵重金属，按一定比例进行熔炼。
第二：锻制乌铜片。用不断锻打和反复碾压的方法将熔炼好的合金铜锻造成所需厚度的乌铜片。
第三：錾刻图案。在乌铜片上描绘出各式图案后，进行錾刻。
第四：走银。将纯银或者是黄金熔化填到錾刻好的图案上。
第五：成型。将走银后的成品进行打磨和组装。
第六：抛光打磨。对初成的器物进行抛光处理，让其显出银白色线纹。
第七：焐黑处理。捂黑就是用手焐起器物，用力用手掌擦拭，手上的汗液会与乌铜发生氧化，器物表面最终呈乌黑发亮的状态。
乌铜走银的制作是纯手工工艺，所以乌铜走银的制作工具也相当传统，主要工具有风箱、熔炉、铁锤、油灯、吹管(吹火走银用)、钳子、錾子(錾刻花纹用)等。发展至今，工具的更新上增置了“皮老虎”和喷枪，用于加热和走银工序上。走银用的燃料主要有煤油、汽油、天然气。由于是纯手工，它的每一件成品，都可能是天下绝品，天下孤品，不可复制。
乌铜走银走的是一条辉煌极顶又险象环生的路。
传承渺茫
清朝雍正年间乌铜走银工艺品凭着其独特的工艺，朴素精致的图案，文雅端庄的品貌，引得人们争相购买收藏。清朝末年是它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石屏的岳氏在昆明文庙街开设铺店，进行生产，乌铜走银的生产中心从此从石屏转移到了昆明，在云南的工艺品生产中影响一时。产品除销往本省外．还远销香港、澳门等地。
但以后原料不足，生产渐渐凋敝，盛极而衰。
由于战争原因，为了生存，岳氏后人在内的许多人都也迫于生计不愿继承乌铜走银技艺，只剩下在石屏做银匠学徒的昆明人李加汝学会了石屏岳家乌铜走银独特的制作工艺。
1949年后李加汝终于回到他的故乡官渡区小板桥镇，年事渐高的他经过长期观察和考验，在1982年正式收同乡的年轻人金永才为徒，传授毕生绝学给他。
1959年，政府有关部门曾组织乌铜走银器的传人苏继承生产乌铜器的器皿数个，以后又组织艺人在云南斑铜厂生产，昆明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艺人杨用宾等人还制作了一些较好的乌铜走银器物，如杨用宾制作的乌铜走银“大观楼”画屏，曾一度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而一些用乌铜走铜制作的文具和工艺品，还多次作为国家礼品赠送国外高级政府官员。20世纪70年代，昆明斑铜厂还进行了乌铜走银与斑铜结合的尝试。一件名为《孔雀冥王》的工艺品上，就有斑铜红、乌铜黑，乌铜上还走有银和金的图案。这件工艺品被轻工部作为国家工艺美术珍品永久收藏。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初期，金永才虽身怀绝技却无处施展。只有慕名而来的港澳台客商向他订做乌铜走银工艺品，乌铜走银就面临着失传的巨大危机。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和民众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挽救、保护、传承和发展这些濒临失传的传统绝艺上。
官渡古镇正式于2010年8月20日由政府授牌成立乌铜走银传习馆。传习馆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金有才不仅创办了乌铜走银传习馆，“金李记”的开张意味着乌铜走银开始走向市场化运作化了，面向社会公开招收了5名学员传授乌铜走银制作工艺。已出师的大徒弟李丛仲也在晋宁县创办了铜晋堂，只为了这一绝技有所传承，可以发扬光大。
金永才名不虚传。他曾被授予“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各种荣誉的光环萦绕在他身上。他曾先后荣获“优秀个人”称号；作品《一品香酒器》获云南省工艺美术第四届“工美杯”银奖；作品《倒转乾坤酒器》在第十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2010“天工艺苑·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铜奖；“吉祥如意香炉”、“佛光普照佛塔”等六件作品被昆明市博物馆长期收藏；《后生求艺笔筒》的作品获2011年“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四季平安花瓶》在2011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银奖；《五福捧寿方鼎》获云南省工艺美术第五届“工美杯”金奖、“天工艺苑·百花杯”金奖；《福寿万代赏瓶》荣获“薪火杯”学员最佳作品奖。《五福捧寿走金银方鼎》荣获2012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乌铜走银之溯源追踪
溯源而上，看看这项空前精湛的技艺。
乌铜走银最早由滇南石屏传人昆明，至民国年间已成为昆明特产，《续修昆明县志》中的记载“今时能者日众，省市肆盛行”，足可见当时乌铜走银在昆明的流行程度，也可见乌铜走银生产的兴盛。
这些生产者中，最主要的生产者是岳家。
岳氏祖籍石屏，他们是世世代代以此为业。但目前，已经找不到从事乌铜走银加工的岳氏子孙，只是在云南晋宁有两个叫袁昆林和李丛仲的人在继续传承这门绝活。
据袁昆林所说，民国期间，岳氏一家未能幸免于战争引起的大火，当时，唯有岳氏的徒弟袁家和逃脱灾难，并把这项绝技保存下来。袁家和聪颖好学，他不但善于观察，还善于思考，在做学徒的岁月里，乌铜走银的基本加工技艺他已经烂熟于心。灾难发生后，他面临谋生的困难，于是就尝试自己开展乌铜走银加工，利用学徒时所学的技术，并经过他的不断摸索，逐渐恢复了乌铜走银的工艺技术。
后来袁家和把乌铜走银的技术传给了他的儿子袁万里。在袁万里这一辈时，乌铜走银加工也因文革等各种原因，曾一度中断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又由他逐渐恢复起来。袁万里虽然现在还健在，但由于年龄较大，身体状况不佳，已不能再从事繁重的劳作，目前继承这项技艺的是的他儿子辈袁勇、袁华和袁昆林、袁贵林兄弟四人，其中主要的生产者是袁昆林。
袁昆林住在晋城镇天城门村，天城门是晋城镇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它坐落于金砂山脚下，据说金砂山是当年古滇国的兵器库，近年曾在其上出土过一些青铜兵器。天城门村距离著名的石寨山也只有3公里多，而石寨山又是古滇王的墓葬所在，那里更是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工艺之精湛，艺术水平之高，非云南其他地区可比，在全国来说都是一支奇葩。
为什么乌铜走银最终能够在晋城天城门村安家，这大概与这里厚重的历史文化不无关系。
乌铜走银作为一种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 手 工艺品，自然也附带着人们的实用精神。
从造型上来说，传统的乌铜走银器皿，都与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烟筒，还是墨盒，无论是花瓶，还是酒壶，都以能作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用具而存在，具有原始的实用价值。从工艺手法上讲，乌铜能够在表面形成一层黑而发亮的氧化膜，这层氧化膜对整个铜器起到了保护作用，从而使得铜器能够更长时间地为人们所用。
乌铜走银是云南特有的手工艺品，它与云南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审美情趣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它创于石屏，还是迁居昆明，还是落地晋宁，都没有离开过古滇国的地域范围。
石屏是云南的文化重镇，素有“文献之邦”的美誉；昆明是一省之会，文学之才，技艺之才，无不云集于此；晋宁是古滇国的文化中心，是古滇王的居留地。乌铜走银辗转于三地之间，其中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也是文化上的必然。晋宁是曾创造了辉煌一时的青铜器文化的古滇国的都会，这里当然汇聚了许多能工巧匠为滇王服务，后来这种青铜文化虽然早早地便在历史长河中灭迹，但作为一种文化，它仍然以工匠作为载体影响着后来的文化直至今天。现在晋宁仍有很多民间匠人，他们以制作各种金银铜等器物谋生，这不免要上溯到古滇国时代。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底蕴，乌铜走银才会最后落脚于晋宁。
由于乌铜走银等民间工艺带有鲜明的地域性，为一方人和一片土的产物，所以常被称作“土生土长”，“土特产”。
乌铜走银的冶金技术继承了我国古代铜锡合金术、鎏金术的精华，纹样装饰上则吸收了多种工艺的传统技巧，从而使得乌铜走金银器别开生面，也使冶金艺术上增添了一朵奇葩。
以乌铜走银技术制作的器物，融入了冶金技术、历史、美术、民风民俗以及工匠的情感，是中国历史文化与匠人情感思想的结晶。梅花香自苦寒来，乌铜走银除艺人高超的手工技艺和独具匠心的构思外，更直接地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士人们的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并且把审美的情感与道德伦理融合在一起。他们把质朴无华的金属铜、金、银等转化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伦理道德、历史积淀、文化意蕴的艺术创造。乌铜走银器整体上雍容华贵、质朴典雅，历来都为人们所重，民国年间，云南的富商、官吏们甚至把它当作珍贵的礼品送给尊贵的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