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是个勤于政事的人，而在闲暇时光，他做的最 多的事就是学习，在宫廷之中，各个学派的学者层出不穷， 大家都在兜售自己的治国思想，但秦王政却单单对李斯的法 家思想感兴趣。其实，李斯本师从于荀子，在吕不韦看来， 李斯是儒家学派的后生，这也是吕不韦让李斯去当议郎的原 因， 他希望李斯能以儒家思想影响秦王政， 但出乎他的意 料，年轻的秦王政已经决定运用法家思想来治国。
不过，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秦王政发现李斯的思想已 经不能满足自己的理论需求了，他后来又找到一些新的著作 来研读，其中就有《韩非子》。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 子） ，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 ，是中国古 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 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 中国古代著名法家 思想的代表人物。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 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 主当执术无刑， 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 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 “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 ，“归本于黄老” （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静无为， 君臣自正） ，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 集大成者。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 （韩桓惠王子） ， 目睹韩国日趋衰弱， 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 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 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 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 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 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孤愤》《五 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 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王嬴政不 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 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
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 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韩非却未被信任和重 用。韩非曾上书劝谏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 由此遭到李斯和 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 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 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嬴政认可了 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 药，让他自 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 秦王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 便下令赦免韩非， 然而为 时已晚。（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者，韩之诸公子 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 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 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 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 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 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 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 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然 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 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主张变法。
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子 ·物权》） ， 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 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 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 以其威势也” （《韩非子 ·人主》） 。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 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 ·主 道》） ； 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 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 ·显 学》）。韩非还主张改 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 教”（《韩非子 · 问田》） ，“以法为教”（《韩非子 ·五 蠹》） 。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 能例外， 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 夫”（《韩非子 ·有度》） 。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 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 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 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 的表现。（《韩非子 ·心度》） 。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 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对于政 治，韩非主张改 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 教”（《韩非子 · 问田》） ，“以法为教”（《韩非子 ·五 蠹》） 。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 能例外， 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 夫”（《韩非子 ·有度》）。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 非子 ·八奸》 《韩非子 · 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学 者（指儒家）、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者（指游侠） 、 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他认 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 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 必须 铲除。 所谓“八奸”，就是指：“同床”，指君主妻妾； “在旁”， 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 “父兄”， 指 君主的叔侄兄弟； “养殃”， 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 “民 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流行”，指搜寻 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威强”，指豢养亡 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四方”，指用国 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 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 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 和发展。
《孤愤》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著的书篇名。 《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 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司马贞在《史记索 隐》中写道：“孤愤，愤孤直不容于时也。”后以“孤愤” 谓因孤高嫉俗而产生的愤慨之情。韩非子认为：有才智有谋 术之人明察秋毫，听候任用，并且能照明执大权者不可告人 之事；能执法之人刚劲正直，听候任用，并且能矫正执大权 者奸邪的行为。所以有才智有谋术又能执法的人一旦得到任 用，那么官贵权重之臣必然在法律准绳以外。这是有才智能 执法之人与掌大权者，不可以两存的仇怨啊！
即有才智有谋术之人，一定有远见并且能明察，不能明 察，就不能照亮私暗处的奸邪；能执法之人，一定坚强毅力 并且刚劲正直，不刚劲正直，就不能矫正奸邪。臣子遵照法 令来治事，按照法令来治理百官，不能说是执掌大权之人。 执大权者， 无视法令而擅自作为， 违背法令从而有利于自 己，耗费国力以便宜自家，他的权力能够控制君王，这就是 执掌大权之人。
万乘大国的祸患：大臣的权重；千乘小国的祸患，对身边的近臣太信任；这是君王共有的祸患啊。况且臣子犯大 罪，君王有大的过失， 臣子和君王的利益是不一样的啊。怎 么样来说明呢？ 便是： 君王的利益在于有才能的而任用为 官， 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而得到官职；君王的利益在于 有功劳而赏赐爵禄， 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而得到富贵； 君王的利益在于广交豪杰各用其能， 臣子的利益在于结党营 私。因此国家土地被削弱而大臣的封邑富裕，君王地位卑下 而大臣地位贵重。所以君王失去权势而大臣得到国家，君王 更换对拱卫王室之臣的称呼而宰相有剖分信符的权利。这就 是臣子欺骗君王求便于私利的目的啊。所以当政掌权的大 臣，在君王权势变化时而依然得宠的，十个之中竟没有二三 人。这是什么原因呢？ 为人臣子的罪过太大啊。臣子中有大 罪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欺骗君王了啊，他们的罪行应当处死 啊。有才智之士能远见因而畏惧将至之死，必然不追随掌大 权者啊； 有贤能之士修身廉洁因而羞于与奸臣一起欺骗君 王，必然不追随重权之臣啊。因此这些掌权之众，不是愚蠢 便是不知祸患的人，必然不廉洁并且不躲避奸邪之人啊。大 臣依靠这些愚蠢腐败之人，对上和他们一起欺骗君王，对下 和他们一起坐收渔利，结党营私， 串通一气，迷惑君王败坏 法纪， 以此扰乱民众，使国家临危削弱，君王忧劳受辱，这是大罪啊。臣子有大罪而君王不禁止这些罪行，这是大的过 失啊。如果君王居上有大的过失， 臣子在下有大的罪行，想 求得国家不灭亡，不可能做到的啊。
在阅读这些内容后，秦王政拍案而起，在内心产生深深 的情感共鸣，但在后来阅读《五蠹》， 他又将自己的思绪拉 到正轨上。
《五蠹》全文近四千七百字，是先秦说理文进一步发展 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韩非文章的一般特点。作者举出了大量 的事实，于对比中指出古今社会的巨大差异，论据充分，词 锋锐利，推理事实切中肯綮。以下是《五蠹》的具体内容：
一、倡变法
韩非子说：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 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 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扰，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 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 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 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 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 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 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 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这样说来，那么如 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 治措施，一定 会被新的圣人耻笑。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 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 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 田里有个树桩子，一 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 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 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话。（现在的 帝王若是）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 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二、反道德
韩非子说：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 见方，施行仁义的政 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 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 土地有五百里见 方，施行仁义的政 治， 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 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所以周 文王施行仁义的政 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 治 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 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 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
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 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 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 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 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 候，短兵器都能及敌人之身，铠甲不坚固就会伤到身体，这 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 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
三、行法治
韩非子说：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 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 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 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 而他却始终不受 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 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 习，变易恶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 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 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 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 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 因为太陡；千丈高的大山，就是 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 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 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跃也不会伸手去拿。不一定 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 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一定要严格执行刑罚。
四、除异端
韩非子说：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 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 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 禁的本该处罚， 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 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 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 四者 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 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 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 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 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
五、励耕战
韩非子说：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 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 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 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 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 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 兵书， 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 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 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 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愿意去干， 因为他们认为可以 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而民众却愿意去 干， 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获得富足。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 术，能说会道，无须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 无须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 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 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 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 国家就 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无论是《孤愤》还是《五蠹》，都正中秦王政的下怀， 也解决了他的苦恼， 自然深得秦王政的欣赏， 尤其是《五 蠹》， 更是后来秦王政治理秦国的理论指南，对后世也有颇 深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