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采取合作还是非合作的方式，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其目的只有一个——趋利避害。
现代社会讲究的是一切都要公平。但事实上可能吗？在市场经济条件的制约下，不同的商品，价值相差悬殊，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也存在着不一致，而这不一致必然是通过“等价交换”的规律来实现不等价的交换，或者说形式上的等价交换只是实质上的不等价交换。在出现这种矛盾而特殊的不等价交换规律中，弱者的选择是：要么在这种局势下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小，要么就此灭亡。当然，出于人的本能，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前者。那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是合作还是“背叛”，选择不是固定的，不过尽可能减少损失，让自己得利，则是不变的处世原则。
其实，从博弈论来说，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矛盾都是存在着的，面对现实，弱者的选择只能是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之后，西晋司马氏统一了中国。可是两晋的政权并不稳固，在经过连年的战乱后，地方割据力量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司马氏皇室子弟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其中颇有势力的是东海王司马越。几十年后，司马越终于联合其他藩王，发动了内战，以争夺皇帝的宝座，史称“八王之乱”。可是，因为藩王们的内讧和北方的匈奴与羯胡的趁机侵略，中国北方陷入了战争的浩劫之中。
最终北方被匈奴和羯胡占据，司马越也战死了。
当时，西晋司马氏皇族在战争中死伤过半，幸存的皇族纷纷准备渡过长江逃避战乱。其中，琅琊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在渡江之前只想着如何避难自保，并没有考虑渡江之后的计划。可是他作为皇族的幸存者，还是具有一定的政 治号召力的，于是，王氏家族的精英人物——王导和王敦便准备扶持他做渡江之后的皇帝。王氏家族在当时晋朝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王氏兄弟见国家危难，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苦于自己既不是司马氏皇族，又不是手握重兵的大将，所以有心无力。直到发现落难的皇族司马睿，王氏弟兄便想借助他的皇族身份，复兴大业。
王氏兄弟和司马睿接洽之后，说出了他们想要辅佐司马睿做皇帝并恢复西晋基业的想法。司马睿自然是大喜过望，甚至有点感动，与王氏兄弟一拍即合，开始了司马氏和王氏的亲密合作。
渡江之后，王氏兄弟马上按照承诺提高司马睿的声势。三月初二这一天，按照当地的风俗，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祈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这一天马司睿的声望大涨。
人们从门缝里偷偷张望，他们一看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排在路旁，拜见司马睿。
这样一来，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提高了。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带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司马睿派王导上门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来拜见司马睿。司马睿殷勤地接见了他们，封他们做官。从此，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
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给司马睿出谋划策劝说他多吸纳优秀人才。
经过这样的一番经营，王氏兄弟最终联合各大家族，推举琅琊王司马睿登上皇位，是为晋元帝，从此建立了偏安东南百余年的东晋王朝。晋元帝登基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晋元帝见到王导，从御座上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朝拜。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因为在封建社会，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王导忙不迭地推辞，他说：“这怎么行？如果太阳跟普通的生物在一起，生物还怎么能得到阳光的照耀呢？”王导的这一番吹捧，使晋元帝十分高兴，晋元帝也不再勉强。王氏家族从此便更受重用。
从此，虽然是东晋皇帝司马氏做名义上的天子，但是掌握实权的是拥立他的王氏兄弟，司马睿对王氏兄弟极为尊敬，甚至上朝时宰相王导没有入座自己都不敢坐在龙椅上。
历史上把司马睿与王氏兄弟的这一对政治组合称为“王与马，共天下”，也就是司马氏和王氏共同主宰朝政的意思。但是人们只看到司马睿对王家兄弟的尊敬和畏惧，却并没有看出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王家兄弟拥有政治上的实力和社会上的地位，司马睿虽然是皇帝，但各个方面都无法与王家相比。王家与司马睿之间虽然名为君臣，但实际上司马睿处于明显的劣势，是这场博弈的弱者，如果司马睿对王家兄弟稍有不敬，则可能被推翻，从而皇位不保。所以在博弈中，双方都需要借助对方，利用自己的优势换取更好的生存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