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4年底直至逝世，罗雪余的身体状况陷没于漫长、持续且明确的衰退中。此时精力已然不济的他开始组织门人与后人整理其学术工作，并在身体条件允许的状况下写一些“简白新物”。这些作品因数量较少、内容相对浅显直白、缺乏文学技巧及意向表达，与罗雪余早年中年的“枯丽”及雕砌典故的文风大为不同，曾被广泛忽视或被指认为罗家人及罗雪余门人的托名之作。如今，在一篇名为《老病、时弊与求生之学：罗雪余晚年治学的新思维》的论文之影响下，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这些文章。
蓬苪篇题序：（作于1935年孟秋）
蓬生忽戏，及而目瞑；苪志流荡，及而发白。江河世事若此，骎骎虚年，余自知尝无一得，惟门墙堂下之春树众矣。桃李虽盛，狂蔓亦多，故书枯身，以作资见，不能世教，犹保斯文。如是而已。辛巳白露，云棠濯溪亭，平凉道人作。
今日之小学（节选）：（作于1936年初，因见于其门人梁荐璋遗稿，曾被视作梁氏文章）
近来学有百释，人皆谓之新儒。学衡诸论岂同于六译之论？然东西并举、新老合流，观堂并于步增，又启中外交通，引其法辑度以规章。较之旧时“新儒”，更有兼通之义。然其痛思今世，入事而操极，轻堕礼教而固重科学哲学之属，是以实利见轻文气，知其一之重泰，而罔视二之华阿。
治学历往（节选）（作于1936年秋）
余少而多痗，恐未奋盛而苓落，故苦以治经，欲以短生而求远道。然研读固久，未解诗礼之精义，无得孟荀之覃思，亦无治经之能，徒守文辞之困，惟奉旧讲经德，习戴氏之总故，抄毛郑之虑笔，更常囿闲于一字之本衍，而凝气跼蹐、聚力专法，便修以小学之术，第次解用，不求天地之辞旨，但味微细之大义。是而并词训之今古，合韵律之百流、汇诸义于句读、状雅俗于简奁，而见大同在于望、大义在于端。后蒙天幸，算充青钱，为仕词曹，往来永桥石室之间，而学诸衣冠之华体，更浅习诸外域之文法，以辨阿余埃喏之同异。高儒斥吾雕钻营奇，然昔有佛梵入赵、北句南来、吴音步于官堂、火语旋于方声，甚而先秦之世，亦见楚声晋纳、齐谣秦采、郑风燕唱种种。既中夏之语百纳八方之声，则俦以教堂祷歌、伴以庙寺青钟，皆九州之文事，学海之正途。
致包景略书（节选）（作于1936年12月10日）
曩者王涂芜秽，周失其驭，而战国横骛，至于今日。遗人皆赞清节，竹林青楼之间，奢谈南阳鸿业季汉盛德，更言旧邦维新于祖地，余所谓亡国安乐于雠国。小人事君，不守君子之义，徒逞郑庄之能，出则自况潜虬，入则左迎齐侯、右跪秦子，实身在而国破、身死而家衰。龙庭衮衮，固有高学霸才，而其之辅弼，皆非发于忠义，惟权以信用、道在己私。是粹学百世，而以同舟为敌国、置斯文于僭暴，窥之阃奥得尽篱垣，哀哉不能言也。
遗书（口授，由门人王雪愚王雪愚记录。作于1937年2月初病情稍有好转时）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哀今之人，胡憯莫惩。”余之生世，一“华夷辩变”则已矣，辅则“生于幽虚之间，盈以沉沦之灰”，再则“华堂光灭，色显其臭”。此为余业，尚有慭遗于后世，故微言之，以托来去之人：
人各有其业，而日分昼夜，时分百刻，人亦是也。故家人而治家，门人而治学，凡人而治理，国人而治世，无一可轻废之。鼓瑟鼓琴，两子同梦，此夫妻之道也，亦可资百人、百世之教。
圣人之修身，当试炼而磨砻也。余累于缨緌之旧，未坚行其事，望后戒之。
今大星赤角，东北侵冒于西南，有人谓之国朝再兴，何谓国朝？小阜昌之亦谓道统，是认贼为子，失以元常，空图其强掠，而不能得之一钱。天下已变，再无四夷诸夏，唯有文质之别尚存于世，是质胜文则戕暴，文胜质则黮隐。汝辈之忠孝，当寄以文质彬彬之德事。
回首诸非，感望今事，明朝无我，然后人尚在。若后人徒哀之而不鉴学之，则后人又哀，百世往复，万年呜呼，而巴蜀之山徒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