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二章 面对现实主张退守
七月十一日是九代表相约去社会管理中心的日子，也是镇党政领导接待群众的日子。约的时间是八点半，向河渠认为迟这么十分八分钟到比较合适，因为一个被钦封代表常、阮排斥在拜会领导人员之外的人，是没有必要准时到达的。
凭心而论，他并不看好以复核意见中引用的省27号文件来作争取权益的武器，不赞成朱世泉的“追洞挖眼儿”地硬靠，尽管他对政府官员反驳的可能性观点有能驳倒的说辞。
他是掐着时间走的，到达中心大门外的时间是八点三十八分。意外的是站在门外等开门的人虽有七八个，企业干部代表却只有耿正芳一人，连规定到达时间的冯友才也没到来。
见信 访办工作人员没上班，耿正芳喊向河渠一道走进法律服务所，他想请教法律工作者曹谦恭，就拿出复核意见书跟老曹聊了起来。
向河渠知道任何一位律师只要没有花功夫研究过相关的法律，就不可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因而没去听他们两人在说些什么，只是将眼睛盯向了信 访接待厅的大门，等待接待登记人员的到来。
“哎，老耿，登记的人去开门啦。”向河渠招呼着耿正芳。“你去拿个号头，我跟曹律师再请教一会儿。”耿正芳吩咐道。
向河渠知道登记的规矩，表上随你来多少人，只写领头人的名字，自己去领号头，接待的领导就只记得是自己为代表的，天知道自己还不太赞成今天上 访所用的依据。这才是天作孽犹有救，自作孽不可活呢。早知如此不开口不就没事了么？可话已说了，受不回来也推辞不得，只好违心地去拿号头，拿的是二号。
第一位上 访者已进去了，企干代表们才陆续到接待大厅，向河渠看看时间九点十分，比会议规定的时间迟了四十几分钟，还有应到的人没到，不过照例是迟到整个小时甚至还不止的常伯仁却不算太迟，他算是第五个到达的。
“喂，老向，你对法律比我们精通，假如政府不答应，我们是不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常伯仁问。
“我们走的是信 访的路子，行政复议是另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原来我不懂，还是经过去年我申请被你们批评，请教律师和学习行政复议法后才知道的。行政复议必须在政府决定作出六十天内申请，我们已过期，同时行政复议机关最低一级在县级政府内，镇政府没有。”向河渠解释说。因为扯到去年的行政复议，常伯仁就没有再就此话题说下去。
轮到企干上 访时已是十点多了。今天主持接待的信 访办负责人姓田，人称田主任，拿着表向陆续就坐的代表问：“谁是向河渠？”向河渠应声说：“是我。”田主任说：“说说事由吧。”朱世泉说：“这事由我先说。”田主任望了向河渠一眼后，随即将目光扫向距向河渠座位以北四个座位的朱世泉说：“好的，你说。”朱世泉就说了起来。
接着除冯友才、耿正芳和向河渠外，来人都发了言，耿正芳两次催促说：“老向，谈谈你的见解。”都是不等向河渠开口，立即有人接口说话，第一次是常伯仁，第二次是顾太平，向河渠心里明白他们是不愿自己发言，因而也就没开口。
负责今天接待的镇领导张副镇长的表态还很不错，他说的是：“不谈别的，就是从物价上涨角度上说，从零九年到现在已过去七年了，也应该加一些。”他们表示将向党委反映，建议加一些。
何时追答复？有人主张过一个月，有人说下个礼拜一。朱世泉说过几天再商量吧。众人都走出接待大厅散去。
过几天？这一过就过了二十几天，八月六日晚耿正芳通知向河渠明天上午八点到老地方开会。这次会议仍然由老冯主讲，朱世泉补充。朱世泉突出讲了追洞挖眼儿硬靠的观点；陈跃国则强调能加点见好就收，不要指望退休，影响太大，不可能的；常伯仁、顾太平说的还是那一套；朱世泉见向河渠一直没开口，说：“老向，你也谈谈你的看法。”
向河渠说：“老朱多次讲到追洞挖眼儿硬靠这个方法，大家也都认为27号文件是我们要求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文件。我有一个想不通的地方，为什么市县镇三级政府从来不说我们的诉求不符合我们引以为据的法律政策，偏偏我们自己硬要说自己不合乎呢？宪法和中央的相关法规政策明明无可辩驳地证明符合我们的情况，我们不去用，却要追洞挖眼儿地拿没提乡镇企业的省27号文件来硬靠。这是为什么？我说过，不管是谁，哪怕请一百个律师来，我都敢说驳不倒我提供的宪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文”
没等向河渠说完，朱世泉说：“先依这个27号文件揪下来再说。你的那一套搁一搁。”向河渠闭口不说话了。
接着又有人谈了各自的看法，没有一个在发言中支持向河渠提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向河渠暗自叹着气。突然他见夏港的于厂长和另一位同志走了进来，在房主许会计的接待下靠最西边没人坐的桌子坐了下来，就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低声介绍着情况。
冯友才第二次发言了，他在总结着今天会议的各种意见，正说着呢，阮志清发话了，他说：“大家已经说过的，再说干什么？老相！”老冯顿时住了口，他尴尬地说：“对不起各位，我家里还有点事，先走一步了。”说罢转身就走，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
众人都愣住了，向河渠正想说：“老冯作为会议主持人，对会议进行总结也是应当的嘛，怎么可以”猛然想起刚才自己的发言并没有得到一个人的响应，看来自己的“道”一时难行，也只能偃旗息鼓，等他们去捣腾了，冯友才的走未尝不是见机行事。与其形成两派势力，倒不如让他们一统江山，一门心思地去搞，要是真能为大家争得些利益，未尝不是好事。何必争呢？于是受住已到嘴边的话。
会议决定上次去的代表明天第二次再去见负责接待的领导。
八月八日上午才七点多，耿正芳打来电话，叫向河渠早一点去拿号头，说他家来了客人要迟一点才能去。向河渠说：“老耿，这有点不合适吧？依老常、老阮的主张我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是你与老冯、老朱为我争取才得以参加的。第一次我不识相去拿号头也就算了，老是冲在前头，是不是有点老相啊？”耿正芳说：“你多心了吧？”向河渠说：“我接受老杨的批评，不赞成的事不回避，但打头阵就不必了。”耿正芳说：“那好吧，我跟老阮说一下，让他去。”
这一次的结果跟上次差不多，也是负责向党委反映。上次老耿点了两次名向河渠都没捞到发言的机会，这次没人关注他，更是一言不发了。
听说滨江镇付镇长付书 记共有五十三人之多，每星期有一人来接待来访者，假如连节假日也接待的话，一年365天也只轮到五十二人，还有一人轮不上。象这样即使每星期一都来，结果也只是五十二个差不离而已。向河渠真的弄不懂这些乡镇企业的精英们，尤其是常伯仁、朱世泉、阮志清，还有那个大言不惭的顾太平是怎么想的，假如是自己当领头雁的话，是一次也不来见这些丫环拿钥匙——当家不做主的老爷们的，可惜只是假如。
大概朱世泉等也意识到不妥了，又召开了一次代表扩大会再次会商。这次会议自然是一个声音的会议，冯友才没来，向河渠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耿正芳不知是心脏有病不能多说呢，还是冤案缠身不想多说，或者是兼而有之，总归除说将找方仁烨说个清楚外，其他基本不参与意见。
耿正芳要说个清楚的是冯友才说他在网上发帖说镇领导贪 污一点五个亿，说方仁烨将到北京上 访的女上 访人抓回来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说要找他核实。据耿正芳说他在方仁烨还有一位副书 记在场时是这样说的：“网上说什么，我不知道，到北京去上网，只为我们老干部的事，其他一概不管。我的名字、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不包在纸里，不是个秘密，我们的上 访信里都有，说是我写的，拿出莶字来一比就见真假。严书 记也认为不是我写的，方仁烨还在拿这个作说辞，他到底想干什么？”
不过朱世泉说的却不是这么个情况。据朱世泉说符凌云说何路明叫耿正芳写的也叫他写过，他拒绝了，耿正芳抹不开情面听何路明说什么他就写什么，还再三交代他什么都不懂，只是代 写的，不可用他的名字，天晓得何路明偏用他的名字，以至惹出这么个祸来，不过他到真的没莶名。
其实这件事真的较量起来，无理的最后将是方仁烨。
这次会议决定分两个组去找镇上主要负责人。常伯仁说他主张集中全体人员去政府，分组去他不参加。朱世泉点兵捉将分成两组，一组由他负责，一组由顾太平负责。点名时没点向河渠的名，耿正芳的身体不好，也没要他参加。
向河渠不因受冷落而不高兴，觉得顺势退出这项活动的时机快要到了，他想借开全员大会的机会表明他退出的理由，然后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一路上》，一定要在今年完成第一稿。
耿正芳到临城体检结果如何是向河渠比较关心的事情，九月八号他去医院买莫沙比利胃药，回来绕道到耿家。耿正芳正与爱人种蒜，两人扯到身体状况，说检查表让儿子弄丢了，也不知结果是个什么？向河渠心中一咯噔：分明是不想让他知道嘛，难道有什么严重问题？想尽管这么想表面上可没露出来，笑着说：“我的心脏也有问题，冠心病，除吃药外，我还用丹参泡茶呢。”
耿正芳说：“参可是贵重的东西。”向河渠说：“丹参一克才几分钱，你也不妨泡了试试，。”耿正芳说：“来，到家里来，你写给我。”
耿正芳洗了手，拿来纸笔，向河渠写下“丹参、枸杞”四个字，说：“丹参有改善心肌缺血和心脏功能的作用，你说血糖高，则枸杞有益精血、防治消渴的作用，消渴不就是糖尿病吗，这两样都是我现在泡茶用的。”
正聊间，电话铃响了，拿出来一接，是管理中心叫去拿补助的。老耿说：“据说这次名单上没有我，你去看看。”向河渠说：“真没有，我将与你抗争到底。”老耿说：“回来再说吧，真没有你电话告诉我。”向河渠说：“不！我将直接来找你商量怎么办的问题。”
真的取消了耿正芳的补助让向河渠很为吃惊。在他看来镇政府的这一着很笨拙，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到群体，更重要的是触犯了个人的底线。假如是自己的补助没有了，那就什么顾忌也没有了，他将会采取所有能采取的手段跟政府某些官员干到底的，而且赢的胜算很大。
一是这种做法完全属于打击报复，不管耿正芳有没有上网举报，都可以归结为因信 访出头而遭致；
二是信 访毕竟依据的是宪法法律，是无法驳倒的。再说了，如果几十名企干集中起来责询政府，政府将何以对答？能说是为信 访吗？那不激怒了众人？现在触犯的是耿正芳个人，应该如何处置？
向河渠边往回赶边想：首先要劝他别激动，这笔钱绝对少不了，自己会全力支持他通过各种办法要回来；其次可以搞行政复议，这是眼前最快捷有效的方法；第三现在先要弄清的是取消补助的理由，这要由官方人士亲口说出，是采取措施的前提。
耿正芳听后好象一点不惊讶，原来他早知道镇政府会这么做。对向河渠提出的行政复议，他说等他找到方仁烨后再说。说将于明天上午八点半去找姓方的。
向河渠说他看到许多人已经拿了补助，去的路上好象看到朱、阮二人回转。他说这么多人知道你没了补助竟没有一人来关心你，就可以看出人心来。
他说这些时来他已想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号称为大家争利益的问题。我们的内心是在为自己的同时也为大家，可是有多少人认可这件事？有多少人在要求你为他服务？人家没有要求你为他的利益去争，你去争了有什么意义？
他说他已经决定只要不是大多数人要求做的事情，他不打算再出力了。
他说冯友才昨天去过他家了，他已把这个意思告诉冯友才了，冯友才说过几天再说。
为不让童凤莲瞎操心，向河渠当天回去没有把老耿的事告诉她。他找出行政复议法和信笺纸，打算预拟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提起笔，又放下了。因为他不知方仁烨倒底用的什么罪名取消补助的，得由耿正芳了解到实情后才能定。于是收起法律书和信笺纸，继续做他的小说分章回的工作。
由于在正月初六会议上的遭遇，他进一步认清了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因而最大限度地将精力转移到写作上。到八月底，今年竟完成了五十万字的写作任务，到九月六日已将故事情节写到今年的八月份。全书初稿已超过两百万字以上。只是三十多年前写的那残存的四十几章，章回的分隔太粗糙了些，第六章才两千多字，第八章竟达四万两千，第十三章仅一千字，都没列标题。其中大半写的字都不太清楚，是铅笔写的。于是决定从七号起将已整理过的十几章重分章回，依据内容拟出标题，以便一看标题就大体知道故事内容和中心思想。等这事做完后再将余下的二十几章边辨认内容边整理成文。到耿正芳来时，他已重新划分到第十章，每章一万字上下。噢，有一件事笔者忘了交代，就是向河渠将《二百五的摘帽路》并入《一路上》，特此申明。
老耿说方仁烨直言不讳地说取消他的补助就是因为到哪儿都有他的名字。原本打算只发一半人的，考虑到打击面太宽，影响嫌大。再考虑只取消你们三人的，也觉得不好，最后确定只取消你一个人的。
谁让你们处处与政府作对的，不刹一刹这股风还行？说也不一定永远取消，只要安份了还是会给的，只是现在不行。
老耿说我们没有与政府作对，只是依法要求改善我们的待遇，错在哪儿了？方仁烨说给了这么多不算少了，不可能再加了，别痴心妄想。没空跟你多说，我还要写东西呢。
老耿说下楼时遇到谢国平，谢国平说不要再揪了，只要不再揪 ，他保证一分钱不少地补给他，少了向他要。说见到信 访办的田主任，说取消补助事他不知道，不过肯定与网上关于尹秀华被送精神医院一事无关，经查不是耿正芳上的网。
耿正芳说到现在为止，只有谭建、冯友才打电话关心过，连杨国强也没个电话，太让人心冷了。向河渠建议打电话给冯友才探探他的态度。耿正芳说别说我在这儿。
向河渠打通了冯友才的电话，告诉他昨天他去拿钱时发现老耿的补助被取消了，问对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冯友才说：“昨天打电话通知你时，我在场，老耿的事我已知道了。怎么办，要等老耿从方仁烨那儿弄清情况后再说。”
一会儿老耿的电话铃声响了，是冯友才打来的。老耿将情况作了汇报后说他现在在向河渠处，是不是请他来共商对策。老冯说他有事来不了，建议通知有关人开个会商讨一下，在通知人选问题上，老冯不愿通知阮志清，说让老朱去通知，他去跟老朱说。
八月十二日向河渠正在整理原稿中，耿正芳通知他八点到许会计家开会，说几乎忘了通知他了。童凤莲在那天老耿走后听向河渠说通过法律这事容易解决，就极力主张丈夫把书带到会上去。
她说：“你嘴里说人家会不信，拿书给他们看。”向河渠于是拿出《依法行政手册》朝楼下走去，当他打开车库门时，又改了主意，决定书不带去了，有些人一见他说法律政策就烦，且到会上见事行事吧。
果然会上不欢迎法律法规。首先会议主持人朱世泉没将耿正芳的事当成头等大事来议，先说的是上次会上分两组去政府的事。
索性这些事有可议之处到也罢了，偏偏你汇报他发言说了半天，谁也没见到领导，倒听见影射群体内谁谁谁的发言，尤其是阮志清的发言，明眼人一听就知在说冯、张两人。
冯友才见状，如果反驳则可能会吵起来，如果不吭声会认为默认了，于是将老耿喊到门外宽慰了几句，走了。
接下来听耿正芳汇报了去找方仁烨的情况，大家明知是棒打出头鸟，却表现不出为之集体聚会责询的气概。
耿正芳见没有人愿意为他出面争个正义公正，接着说既然大家不支持,他也不准备追问了。因为方仁烨已挑明是他处处出头，只要他不再带头,过后还会补给他。也就是说耿正芳从此将退下来，不再带头上阵了。向河渠暗自庆幸没在会上抢先发言说依法维权，否则又是个自讨没趣。
陈跃国的发言有的内容暗合向河渠的心意。陈跃国说他已缴了八百块，有的人一块钱也没缴，拿钱一样地拿，他提议开个全员大会，要干一起干，没有多数人参与，他觉得不值得出钱出力。他提议要在会上公布帐目，看看哪些人没缴？还有多少钱？
向河渠说：“我赞成陈会计的意见，我们自称在为大家，假如多数人说没叫你为大家，我们还硬要为这个大家冒风险出力吗？我认为开个大会是必要的。
去年我们三个人要挨取消补助，我们要做努力来防止真的被取消，却得不到群体的支持，说是等取消了再说，今天老耿真的被取消了，再说什么了？在今天这个会上有多少人见情，有多少人愿意为我们鸣不平？
说到活动经费，老朱说踏到门上去收钱，不给不走。凭什么？他就不给，你能怎么的？取得经来唐僧得，惹出祸来行者当，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依据多数人的意愿办事，不再做吃力不讨好的笨事，争得到钱没人感谢你，争不到挨人嘲笑，受到打击被认为活该。”
向河渠的话没有引起领导层朱、阮的共鸣，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反应，他白说了。回来后拟了《情况回顾和今后打算》，他估计全员大会迟早会开的，必须在大会上明确表示个态度。从心所欲不逾矩，不但是不超越法律的规矩、道德的规矩，还得顺应自然的规律，做真正有意义的事。
祖成仁的话是对的，毕竟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假如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是没有必要硬坚持实施宪法、落实政策的。庄子说得好，“圣人不走是非分辨的路子，而是顺应自然的发展”且等多数人有了这种要求时再说吧。
说祖成仁的话是对的，有必要补叙一下。那是向河渠遭到常伯仁、朱世泉反对期间发生的事，为有助于依法维权活动取胜，他曾向祖成仁发去一信求助。
祖成仁是向河渠小学、初中时的老同学，在部队靠写文章从士兵升到团级，退伍后到通城交通局里当上办公室主任，上下左右八面玲珑，官 场、社交，混得很好，向河渠自愧不如。眼下这档子事要是放在他身上，向河渠估计一定能处理得妥妥帖帖的。现在遇上了难处，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他，于是给他写去一封信，并随信寄去相关材料，请他代为筹划。
向河渠在信中介绍了事情的过程后说“这件事无论从披露真相、权法评议、文学创作哪个方面来说都有文章可做，其中的曲折坎坷甚至可用‘可歌可泣’来形容；大伙儿表示要是有人能帮我们获得成功，必将重金酬谢。你的能力、文才、人际关系都是优秀的，盼能介入此事，给老年生活增添点活力，给家乡的老朋友带来点恩泽，也给历史添一段佳话。‘志士岂甘守寂寥，壮志依然冲九霄。聊借民生戏一搏，荆棘道上试洒萧。’”
结果是老同学打来了演说似的电话，力劝向河渠退出这场活动。电话说就事论理确如材料中所说的是一场维护宪法尊严的活动，也是一场为乡镇企业干部争取合法权益的活动，其正义性无须怀疑，但其成功的希望却极其渺茫。因为它的影响太大了，不是一乡一镇，也不是一县一省，是可能波及全国的大事。政府怎能容许？
当然也许坚持不懈、奋不顾身能达到目的，象当年的共 产 党员投身革 命，为普天下穷人谋解放那样去拼搏，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也不是我们这把年纪去立志做的。更何况面对的不是祸国殃民的反 动政府，我们在跟谁斗？又不是缺了这笔钱就过不下去而非斗不可。
概括长达二十来分钟的电话只有三个字“不参与”。
说祖成仁的话是对的，是说他的那通电话切合实际，是对的。别说自己不是领导人，即便是领导，也要有人追随，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只是带着自己的主张跑到太前面，把其他人远远地抛在后面，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现在已得到这样的结果算是不错的了，见好就收吧。前些时的三人险些被扒掉，眼下老耿的已被扒掉，都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如果不顺应时务，很可能与不少天才有相同的命运：始于独立独行，终于惨败潦倒。又何必呢？
姜建中请向河渠帮他孙子俊杰写份申请照顾的报告，自然答应。凤莲为他泡好茶后跟他闲聊家常，向河渠则铺纸写报告。这类报告是不用询问情况的，五队各家各户的情况不都了如指掌么？无论谁家要写申请救济之类的报告，都是提笔就写，问也不用问的，尤其是老姜家。什么妻子结扎后遗症的困难啊、儿子的生病救济啊、孙子学习费用照顾啊等等，每年都要写几次的，就更不用问了。写完后念了一遍，放到他面前，接着他与凤莲的话题说了自己的看法。
姜建中认为人的一生中运气最重要。他刚才跟凤莲说的是：河渠之所以一生坎坷，主要是运气不好，没遇上好人。
向河渠说：“依我看人能不能成功，不但要看运气，还要看能力和肯不肯干。高考，对老三届知青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也就是你说的运气。多数人有运气没能力，考不取，这是能力问题；我能考取第二年却不考，是不肯干的问题；考会计也是个运气，我认识不到它跟高考不同，考取了还能够照顾家庭，是认识有偏差，也是能力问题；潘家的厂子办起来了，却没办法办下去，是因为我没能力巴结上级，没能得到上级的支持才倒了，这是机会来了，我也肯干，但缺乏巴结的能力。所以光有运气还不行，还要看你肯不肯干和有没有本事干。”
姜建中说：“潘家的事挨人骂得多的是缪丽那个骚货，太没良心了，不是你她就得坐几年牢，却恩将仇报。”凤莲说：“他呀还认为错不全在人家呢，说公社要是说话算话，给了钱，老查、老闻就不会架空他，缪丽也就不会看不到前途而捞钱，厂也就不会倒了。”
姜建中说：“听河渠说过这事的经过了，是也是这么个理，可做事却不该这么做呀。她这么一做可就害了河渠啦。”
向河渠说：“没处理好潘家的事也是能力问题。所以我总结这三条，要以肯不肯干为第一，会不会干为第二，机会、运气排第三。没有机会，只要肯干、能干，机会是可以自己制造的。”事后他以诗记录了这次谈话的感受，他在诗中说：
建中请我写申请，他与凤莲谈人生。其中说我多坎坷，总缘好运遇不曾。
其实好运不躲我，至少三次曾光临。只缘本身有问题，才使好运洒泪分。
高考谁不说好运，父病妻弱走不忍。会计考试第二运，“烟囱干部”让它遁。
潘家分厂第三运，能力不够留遗恨。我想事业成不成，三大因素是根本。
肯干能干好运气，坎坷不赖无好运。只要肯干又能干，机会自造又怎甚？
我今写书自造运，定不辜负天降任。
十月五日向河渠正在将三十几年前铅笔写的原稿进行整理重写，电话铃响了，一看是耿正芳的。上次是八月十二号打的，不觉快两个月了，拿起来问道：“老耿吗？你好，什么事？”耿正芳问：“可在家里？”向河渠说：“你知道的，没事我不出门，在家磨笔头呢。来聊聊？好哇，欢迎。”
十几分钟后老耿来了，请他坐到书桌旁，童凤莲用果盘端来苹果和橘，两人则聊了起来。向河渠首先问起身体状况，他说不太好，已出现过两三次短暂昏倒现象。向河渠问有没有去查，说是查过了，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
向河渠说：“脑供血不足我也有过，两次都是在小便时突然发生的，随后就昏倒在地，时间不长也就醒了。”耿正芳问：“几秒钟？不超过十秒吧？”向河渠说：“我也不知道。后来查了书，这叫一过性脑供血不足，发作后不留后遗症，但属血栓形成的先兆，应引起重视。脑血栓形成因素很多，你的血压、血酯高不高？”
耿正芳说：“都不高，只是血糖高。”向河渠说：“糖尿病也是有关因素之一，但不是重要的，从发病因素严重性来看，高血压、肥胖是排在前面的。当然啦，这是说的血栓形成因素。只要不再让脑供血不足现象继续发生，血栓也就不会形成了。”
耿正芳说：“不错，只是脑供血不足的症状怎么消除呢？”向河渠说：“这我就不怎么说得上来了。别忙，等我找找书看。”
向河渠从书橱里找到《脑血管病防治200问》，翻到“如何防止暂时性脑缺血发作？”看后说：“书上说控制血压处于正常状态，不宜过高或过低；积极治疗高血酯、糖尿病、心脏病；在医生指导下长期小剂量服用阿斯匹林、新特龙等。针对你的情况，主要还是心脏病的治疗。”
说到心脏病的治疗就说到情绪的控制，向河渠讲了一个母亲为儿子考大学填报志愿一事发火，以致突发高血压抢救无效的故事，由此扯到耿正芳的情绪容易激动，劝他退出这场活动。
耿正芳说：“过去没有政策才弄到二百五，现在有了文件却弄不上去，我实在不服。”
向河渠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是什么？是客观形势。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什么？政府一面不去说，单说内部：冯友才是被排挤走的；我呢，常伯仁公开宣布不要我参加，阮志清附和，朱世泉说自我参加后搞偏了方向，与政府的关系弄僵了，过去他退在后面，现在要挺出来，站出来；你呢，你的去通城咨询的意见不予采纳，更重要的是身体不允许你全身心地投入，这是事情的一面。
再来说群体的大多数，当我们三人面临着补助被取消的困境时，大家是个什么态度？连我写了一封给书 记的信也没有人去送，老朱说等到真的被取消了再说。幸亏你与老杨脑子灵活，在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同意莶承诺书，化解了双方的尴尬局面。现在你的补助真的被取消了，老朱‘再说’什么了？五十几个人有几个关心这事了？除冯友才和谭建，没有一个人哪怕打个电话关心一下。老冯提议召开的专为这事的会议，老朱却把‘下一步怎么办’升为主题，对你的事说是放到年底再说，再说什么？能再说什么？会议中又开始影射老冯，老冯见会议不讨论你的事，无奈离去。我们号称在为大家的利益而抗争，多数人支持我们抗争了吗？”
耿正芳说：“你说的都是事实。”
向河渠说：“习 近 平说‘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过去我片面理解了习 近 平的讲话，以为只要找到法律作依据，就可以保障我们的权益，现在才知道不是。习 近 平的话说了法律的两个面，就象宝剑，宝剑是锋利的，但放在那儿，或仅仅拿在手里，没有用。必须运用起来 ，还要会运用，敢运用。
法律不会自动去保障什么，要靠人去运用它、维护它。我们群体中多数人不运用、不维护，少数人，甚至只有你我个别人去运用、去维护，法律又怎么可能保障大家的利益？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公认的真理，可是在他的祖国却实现不了。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法国只存在了七十二天，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在当地得不到广泛的支持。
我们以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提出的退休诉求，市县镇三级政府都无法依法否决和驳倒，偏偏我们自己的多数人却不但不维护，反而去怀疑，去反对。法律怎么去保障怀疑、反对它的人们的权益？”
耿正芳问：“你的意思是？”向河渠说：“没有多数人的支持，不再领头干。”
耿正芳问：“要是开个会举手表决，多数人同意呢？”向河渠没来得及回答，凤莲走进来说：“随便多少人同意也不干了，这些人没处弄起。”
向河渠说：“不是同意不同意，而是齐心不齐心的事。我们干到现在也不曾有几个人不同意。有什么不同意的？能改善待遇，弄到退休工资谁不要？但他不去弄，弄成了不少他一分，弄不成不损失他一分，有损失、受打击，是你的事，与他们无关，还落得说风凉话，看笑话，有什么不同意的？”
耿正芳说：“看笑话也不至于。”向河渠说：“不同意老谭他们去送信，是不是在看笑话？说我们不该闹到这一步，是不是在说风凉话？其实也不奇怪，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人的劣根性。当年共 产 党为劳苦大众的利益斗 地主分田地时广大劳苦大众没有不欢天喜地的，一旦共 产 党员被抓被杀时，又少有救援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被抓，押赴刑场时，围观的群众冷漠观看，还有讥笑他的，彭湃悲愤地吟诗说：‘急雨渡江东，狂风入大海。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我们三人差点被扒掉，你的补助现在已经被扒掉，竟无一人伸手救援，甚至表示一点同情、宽慰的人也只三两个，这说明了什么？”
耿正芳说：“可是就这样下去也会让人笑话的。”向河渠说：“不会笑话你我的，我倒在为老朱、老阮担心他们怎么收场？”
见耿正芳没弄明白，他笑笑说，“无论省委27号文件能起多大作用，至少是由于我们三人坚持抗争得出的结果：提出依据法律实施退休保障的诉求，三级政府拿不出驳回的法律依据，只好胡搅蛮缠，指鹿为马。带出的27号文件，是我们取得的成就。老朱他们觉得有稻草可捞，将我们挤到一边，说是挺出来站到前台。今后有好结果，是用我们争来的27号文件取得的；取不到好结果，是他们不要我们参与的，笑话也笑不到我们。”
耿正芳不忍坐视，拿出手机跟阮志清联系，阮志清说正在田里培植油菜秧。耿正芳建议他们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阮志清说等他跟老朱联系后再说。再跟杨国强联系，不接电话。耿正芳说：“那就等他们开会时再说。”
向河渠说：“凡一个群体要取得事情的成功，第一重要的是要有个坚持奋斗的核心领导力量，要有英明的首脑。单凭一群乌合之众能取胜，很不容易。为此一开始我就建议建立组织，可惜没人支持。现在凭老朱那样的人当领导，形势好时揽权，不怎么好时龟缩，屋脊上困觉两边滚，连个家庭都团结不好的人，能带领大家去夺取胜利，怎么可能？老兄，放手吧，趁你身体不好时退下来，没人笑话你的。”
耿正芳问：“开会你得参加吧？”向河渠说：“那得看谁通知的了，你通知的，我不去。”耿正芳奇怪地“哦”了一声，向河渠解释说：“我是被排斥的，只有老冯和你拉着，老冯是不会参加他们的活动了，你的身体也不允许你积极参与，他们既不愿我坚持依法维权，我何苦讨嫌去开会？”耿正芳说：“我明白了。只是不甘心形势于我们有利却要缩手不干了，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不缩手又能怎么样？草随风动兵随将，五个头头三个将我排斥在外，连发起人老冯也被排斥了，现在的群体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不缩手又能做什么？”
“嗐！”耿正芳一捶桌子，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