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八章 另辟新路试举报
二月二十三日与社会管理中心的会谈结果在意料之中，在意料之中的还有常伯仁的不出席。
常伯仁的主张只是个幌子，坚持他的主张是假，废弃向河渠的主张是真，他的本意就是维持现状。去年三月二十九他给朱世泉的电话中说：“赵镇长说没有上级的文件，镇上没权处理，我理解，叫大家散了吧。”从那天起他的一切言论主张都是围绕“散了”两个字做文章的，要他参与跟政府人士争改善待遇，是不可能的。至于已声称屋脊上困觉两边滚的朱世泉倒不一定是不愿来而找个“为人家做介绍人”的借口。
耿正芳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复查科张科长来电话说了这么几个内容：一是复查申请书已收到，让去几个人会谈，去的人要带身份证；二是问有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是企业干部的档案材料，有的话，去时带给他；三是提了个问题，说镇政府不是加了钱的吗？怎么材料上说还没加？四是问企业干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耿正芳说他当时是这样回答张科长的：参加信 访的人员都有档案在政府，可以查，但个人拿不走。至今没加钱，还是二百五。最终目的是摘掉信息员的帽子，依规定享受生活保障，不一定非要几千元的退休金，有几百元一个月就行了。
杨国强带来的消息是中央有个巡视组到了通城，他已得到了人名和电话号码，必要时可向巡视组申诉。
两个消息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冯、朱、杨、耿、向在冯友才家会商下一步的行动。冯友才首先发表了一通讲话。他说：“目前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分裂成三类人群，一类是坚持已多年来坚持的老观点的人群，主张诉苦说贡献求情，这主张去年赵镇长已经回绝了，方仁烨不止一次地关门，这次会谈中又一次宣布维持现状，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有些人还是坚持要走这条路，其实他也不真的要走，说说而已，就好比站在那儿高喊冲啊冲啊，他是不动的。这部分人是主张维持现状的人，是帮政府说话的人。
第二种人是举法律旗帜的人，主张依宪法、政策争取退休的人。这类人找到不少法律政策来证明我们这些人符合退休条件，应该享受退休待遇。
这类人中又分成两种，一种主张扛法律大旗与政府抗争，不一定真要拿退休工资，只要政府让让步，加点钱就行，面子上过得去就罢休；另一种人则认为要依法走到底。
第三种人是观望人群。他们站在岔路上，也叫站在当中，两边观望，这种人是大多数。
过去我们几个人站起来的时候是目标一致，往前冲，不回头，取得了信息员的待遇。现在三花旗帜五花心，主张之间争斗，没有了战斗力，很难取得胜利。
今天开这个会，是我通知开的，集中的是群体中的骨干，中坚力量。老谭也是积极主张依法争取待遇的人，虽然因有客没能来参加今天的会议，也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这些人要拧成一股绳，即使有些观点不完全一致，也要求大同存小异。
老向是首先提出依法维权的人，虽然我并不完全赞成他坚持的一定要按政策实行退休的主张，但我仍然支持他。
我要说他为大家查书找资料写了那么多材料，吃了很多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不是他，我们现在拿什么理由去跟政府说？
当然老向也要认清现实。真理不等于都能完全实现，有部分能实现也是好的。一口吃不下一个饼，一锹挖不成一口井，得慢慢来。我先说这么多，大家再说说。”
杨国强边嗑瓜籽边说：“我赞成老冯的看法。团结是成功的关键，不能求同存异，各持己见，肯定会失败。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容不得别人的不同主张。我们这些人都是说人道人的人，都是知事明理的人。在尊重自己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凡事商量着办，按照自己的，也要依依别人的。
找中央巡视组，我去打听住在哪儿，怎么联系？去复查科我就不去了，我的车子现在上不了临城。我主张先上临城，复查没效再找巡视组。”
耿正芳说：“听话音张科长好象有松动的意思，不然不会说那些话。”
杨国强说：“能松动更好，我觉得危险。复查科不会不帮滨江镇，上下连码的，上次的复查、复核就是个证明。不识字的人听了我们的诉求也知道跟17号文件无关，复查复核却闭眼不看这一点，维护镇上的观点，能指望这次会依法办事？”
冯友才说：“上次有个莶字的东西做挡箭牌，这一次没了，能说出个什么来？可以这样说，政府现在处于这么多年来最不利的处境中。”
杨国强说：“我同意老冯的判断，我们现在处于最有利的时候，姓方的已找不到理由来反驳我们，却拿这两个不合法的理由来搪塞。老向，那个字念什么来着，就是什么驴技穷的。”听向河渠告诉他念“前”，他用手指敲着前额说，“看我这记性，对，念前。黔就是贵州，是说贵州本来没有驴，贵州的老虎一见比自己大得多驴，以为是神，很是害怕，听驴一叫，以为要吃它，连忙逃走。后经观察，除了会大叫、用腿踢外没什么别的本领，就跳上去咬死并吃掉了。我看方仁烨就象贵州的驴，说我们没缴养老保险，就象驴子那么一踢，没别的什么有用的理由了。”
朱世泉用手背擦擦吃花生、瓜籽的嘴，又拂拍着双手，说“不要拿土地佬不当神仙，即使市里巡视组有了指示，怎么处理还要镇上说了算。依我说要么不揪，要么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到巡视组告他 娘的一状。把他们违法的事统统说出来，揪个底儿翻。”
杨国强说：“这恐怕不妥当。我们能掌握多少证据拉他们下马？”
朱世泉说：“你长期在通城当然不知道。张炳祥写的材料放在你那儿吗？”朱世泉的两个“你”并不指一个人，前头指的是杨国强，后头却指的却是向河渠，自然脸也转向了向河渠，说，“整理出来，一齐弄到巡视组去。”
向河渠没答应也没反对，只是静静地听他们说。
“找巡视组是必要的，老杨说得不错，县里、镇上是相通的，指望复查科只怕指望不上。上次要不是找了巡视组，只怕到今天还只有一百五，是巡视组写了条子才加的。老向是要整理个材料。”冯友才说。
“材料我看已全了，只是要顺一顺，加上老朱才说的就行了。”耿正芳说。
“我看要突出重点，张炳祥写的那些内容同我们的事没关联，放到里头反而冲淡了主题。”冯友才说。
“你不入他妈妈，他能叫你老子？我看要写进去，以加深巡视组对滨江镇违法乱纪的印象。”朱世泉坚持他的主张。
“老向你说呢？怎么一言不发呢？”冯友才问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究竟该怎么写，我还没想，也说不出个什么来。”
“那就这样，下星期一去复查科，除老杨外都去。材料等老向写出来以后再讨论。”冯友才说。朱世泉接口说：“我就不去了吧，脚疼。还有今天在这儿说的希望不要说出去。”
“去，一齐去，上次你脚不也疼吗？还是去了嘛。又不要跑多少路，上下车也不能动？”耿正芳说。
“别推托，世泉！至于保密是必要的，今后就我们几个，最多再加上老谭。没用的，唱反调的，都不再通知商量要紧的事了。”冯友才最后下结论似的说。
在回家的路上，向河渠坐在耿正芳的车内说：“老耿，给巡视组写信，那些与我们无关的事，还是老冯说得对，不宜写。你看呢？”耿正芳说：“我弄不懂老朱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说的不写行吗?”
向河渠说：“为争自身的合法权益，向哪儿告状申诉，政府的人都能理解，即使不高兴，甚至发火，但不会记仇。如果扯上别的事，那是在拆现任政府的台，在与政府头头筑对为仇。这与我们的利益无关，与我们的方向也不一致了。”耿正芳说：“那就别写。”
事情果然被料中，复查科张科长竟认为镇政府的书面答复有道理。朱世泉说了许多，张科长根本不听，并声称一个月内将给予复查意见，结论是认可镇政府的书面答复。
耿正芳问能不能将情况向巡视组汇报？张科长说“这是你们的权利，任何人也没权阻挡。”
向河渠说：“我有个问题想向科长请教。”张科长说：“你说。”
向河渠问：“书面答复上说没缴养老保险就不能享受退休待遇，请问有这方面的文件、政策吗？”张科长说：“应该有吧。”向河渠说：“那好，请张科长在写复查意见时明确告诉我们是依据的哪个文件。”张科长答应了。
与第二次来复查科时一样，冯友才还是一言未发，为什么？就象在信 访办会谈时的发言一样，是明哲保身的缘故。向河渠自是知道,但不说。
从复查科出来，向河渠说要去书店看看有什么新发现，就没同大家一齐走，独自去了新华书店。在书店里呆了两个多小时，没找到新的有关法律知识，看到一本《习 近 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是去年四月出版的。从前翻到后，发现他的论述在写材料时可以用得到，于是就买下了。出来时12：44了，估计到家可能要在两点半以后，不吃点东西会捱饿的，就在小摊上花八块钱买了煎饼和粥，上了回家的车。
向河渠不能理解今天的某些共 产 党员、政府官员是怎么了？习 近 平的讲话、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都明白无误地指出必须全面实施宪法，并且将“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镇政府相关官员，还有县市政府复查科、复核科的官员居然还这么无视法律法规的规定，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他觉得必须把这件事的严重性在给巡视组的信中说清楚，于是他三经修改写成了一封申诉信。写成后向河渠分别打电话给冯、耿、杨，说随时时可以开会讨论修改，没给朱世泉打电话。他知道在朱世泉眼里谁都不行，唯有他自己一贯正确，动辄发脾气，听说从临城回来时又冲耿正芳发了火，所以不去找这个没趣。
杨国强弄来的巡视组的电话号码，耿正芳逐一打去，都是湖南长沙的，而且都是空号，查找地址，直到三月七号仍没找到。
耿正芳听了申诉信的内容后叫去打印，向河渠说讨论修改后再打印。耿正芳说光听念，过耳不留，打印出来人手一份，慢慢看才行。向河渠答应下午去打印，后来想了想，觉得没征求冯、朱的同意就去打印，只怕又会有意见，不过耿正芳说的也没错，就找出复写纸，将草稿复写成四份，心想这样就两全齐美了。
在向河渠的记忆中，好象自他提出依法维权以来，就没见阮志清表态支持过一回。冯友才认为阮志清记着过去的矛盾，在勾心斗角。向河渠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是老阮对这一群体的不自信，自己看不起自己，觉得法律与乡镇企业干部挂不上钩，觉得中央立法怎么可能关顾到这一块，觉得三十六个桔子怎么转也还在镇政府的手心里。说来说去是认识问题，只要转变了认识，他会积极支持的。
问题是谁去转变这个认识？他倒是愿意去的，但想到做思想工作的第一步是感情上的融洽，又有些怯步。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通知不通知阮志清参加呢？老耿不主张通知，理由是阮志清象常伯仁一样会又唱反调。向河渠却提出常伯仁是立场问题，阮志清是认识问题，不能等同对待。冯友才觉得还是通知为好。
3月12日在耿正芳家开会，除朱世泉因要上满坟没来外，冯、杨、谭、阮、向都到了。向河渠去时，阮、谭已到，向河渠将夹在《习 近 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一书中的信取出来，连书一齐放在桌上。
“怎么没打印？”耿正芳问。
“我想先请大家修改后再打印，少花些钱。”
“你总是为大家想。”谭建边取文稿边说。
“会计嘛，老习惯难改。”阮志清也取了一份看了起来。
“哎呀，这字我看了吃力，还是老向念念吧。”老谭说。
“我说啊，你先慢慢看看，等会儿大家到了，又得念一遍，何必呢？”阮志清说。
听着二人的对话，向河渠心想：“谁说志清在与我勾心斗角呢，这不挺能帮我着想的嘛。”
“这本书就是你去新华书店买的？”耿正芳问。“是啊，那天在书店泡了两个多小时没找到新的资料，发现了这一本，还有好几本关于依法治国的书，有中央关于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重要决定，我翻了翻，最后选定了这一本。”
谭建放下文稿，取过书，边翻边问：“呀，你作了这许多记号，已经认真读过了？我们这儿有卖的吗？”向河渠说：“当然读过了，还作了记录。镇上书店里只有一本关于习 近 平论著的书，要价80元，象这类单行本，没有。”
耿正芳说：“这类书在这儿谁买呀？书店是做生意的，会进这儿没什么人关注的书？”
闲话间冯友才、杨国强到了。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耿正芳将去复查科的情况作了汇报，向河渠作了补充，然后耿正芳讲了这次会议召集的目的。他说：“从复查科的张科长表态看来，复查复核都还是维护政府的意见，指望走这条路解决问题，只怕不可能。那么剩下的路只有举报和打官司，省信 访局的人也建议我们告政府。从新闻中我们看到中央向各地派出了五个巡视组，从黄部长的讲话猜得出巡视组是纪检和监察部派出的，国强得到的消息说有一个组到了我们通城，只是一直没联系上------”
杨国强插话说：“刚才跟人大的朋友通了电话，想托主任帮了解巡视组的驻地和联系方法，朋友说主任今天担任公务员主考官，白天没空，晚上找他试试。”
耿正芳说：“这件事反正由你去办，我们也插不上手，等你的消息。我们要做两手准备，能联系上，则直接找巡视组汇报，联系不上就向监察部发信。不管走哪条路，都得有材料，请大家来就是讨论修改上报的材料的。现在就请老向给大家念一念。老冯，你看呢？”
冯友才表示同意。向河渠却主张先学习习 近 平的讲话。他说：“我们国家的宪法从八二年公布实施，到现在已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虽然宪法规定以法治国，实际上长期以来许多方面实施的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权大于法已成为普遍现象，只在习 近 平上台以后才越来越重视法治。去年开始的官员上任向宪法宣誓制度和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就显示了习 近 平、党中央依法治国的决心。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对依法办事的认识有些不足。这次在书店两个多小时的翻看，特别是回来后认真的学习，提高了我的认识，增强了我的依法维权的决心。为增进大家必胜的信心，我想有选择地读一些习 近 平的讲话，供大家参考。”
向河渠先后选读了二十三段习 近 平的论述，有的还加以讲解。他说：“我们要响应习 近 平总书记的号召，尊重法律的尊严，相信法律的作用，遇事找法律，解决问题靠法律。习总书记说法治的根本目的是要保护人民的权益，我们就要紧紧依靠法律去争取我们应得的权益。”
谭建说：“说起来要让人笑煞，我们这些最低层的老百姓在这里学习习 近 平的讲话，那些执政的官老爷们不晓得可曾学习过呢？”杨国强说：“听老向这么一念，我又想起过去流传的那幅漫画”他用右手食指从上往下这么下垂，然后乱画圈说，“上面说得非常好，就怕下面乱了套。不执行你有什么办法？”
耿正芳说：“要不然上面怎么派出巡视组呢，就是在检查下面执行不执行啊。”
阮志清说：“抓紧时间议议吧，我还有事呢。”
向河渠拿起文稿边念边讲解，念得慢，说得细，有的地方还作了停顿，让大家想想，有的重复念和说。一念完，谭建拍了一下桌子说：“写得太好啦。”
阮志清说：“我完全赞同所说的内容，有两点建议加进去。一点是方仁烨在接待时说的我们在县领导讲的没有规定不准解决的十六种对象之中；一点是我们有的人已死了，即使落实政策，也享受不到党的阳光的温暖了。我相信我们终究会得到解决，就是不知我们能不能等得到。说句笑话吧，我这个冠心病人今天在这儿是好好的，不晓得哪一天就过去了呢。”
向河渠说：“你说的两点，很好，我会在修改时加进去的。各位看看还有什么内容需要增加或剔除的？”
谭建问：“这封信寄出去后会不会再转到镇上来？”向河渠说：“按《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收到后应当调查处理，对于我们留有联系人的申诉，还必须将处理结果回复给申诉人。依据这条规定就是说不会转给当地政府处理，也就是说不会往下转。”
其他人都说不出需要再修改的内容，会议到这里算是结束了。阮志清说他有事得先走一步，就第一个走出门去。
见冯友才坐在哪儿没动，向河渠已走到门边，又退后两步，听冯友才说：“阮志清的态度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向河渠也有同感地说：“是的，他今天说得很好。”耿正芳说：“算是多少次会议中最成功的一次，思想统一，没有分歧。”
冯友才说：“打印后等老杨的消息，联系不上就寄。”耿正芳说：“对。监察部收到后，如果通城有巡视组会转给他们处理的，今天十二号，他们要到下月五号左右才到期，还有二十几天，过这么两三天寄，来得及。”
杨国强说：“我回去以后就追，争取两三天有结果。”
冯、杨两人的车在屋后，他俩从后门走，老谭是跟着阮志清一齐走的，向河渠出门时，耿正芳送出门来。向河渠问：“联系人写哪些人呢？”耿正芳说：“今天到会的全写上。”
“朱世泉怎么办？”“写了他反对怎么办？这次从复查科回来路上发了火，也松了劲，就别写了吧，省得挨骂。”“连阮志清都赞成，估计他不会反对的。写不写让他自己决定，回头我打个电话问问。”“要问你问，我可不想触这个楣头。”
到家后向河渠打电话汇报了会议情况，朱世泉说他没有意见。向河渠问及联系人名单上写不写他的名字，朱世泉说他无所谓。向河渠说：“那好，你的名字就列在其中了，打印出来后我会送一份给你的。”
话是这样说，打印后向河渠并没有立即送去。原因是不论写得如何，朱世泉总是不满意的，哪怕是按他的意见修改后的打印件，也还会挑出毛病来。最突出的莫过于5.24的上 访件，先是草稿送审，修改后再审，打印后发给众人会审修改后再打印，打印件下发时还用笔涂去材料中他认为不合适的词句。
这一回送给他又会提出他的修改意见来。倒不是怕修改，而是他的意见并不真是必须的。既然大家都认为写得好，自己也认为确实不错，不打算再改，又何必惹这个麻烦。所以决定寄出后再送去。先斩后奏，寄已寄了，有意见也晚了。再说他说的是打印出来后会送一份给他，并没有说立即送，并不矛盾。
三月十五号耿正芳打来电话，说杨国强来电话说通城人大主任说巡视组地址不公开。说来也在情理之中，地址一公开，怕不把门挤破了，别说在通城了，就是到滨江这个小镇来，也会访客盈门，24小时接待都会来不及的。杨国强说早些寄出去吧，来得及的话中央还可以转给巡视组呢。
向河渠说：“我赞成老杨的意见，材料已装订好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立即奉陪。”
耿正芳问：“你一个人去不行吗？我正有事呢。”向河渠说：“还是同你一起去吧。”“那好，我的车有了毛病，修好后给你打电话。”
十六号打电话去追，耿正芳说他婶婶受伤住了院，明天去，向河渠说过这么一两天没问题，明天也好。
十七号向河渠正在吃早饭，耿正芳来电话叫快一点儿，说今天还有事。凤莲说：“去时问问他婶婶的情况，表示一下关心。”向河渠边答应着，边匆忙吃早饭、刷牙、洗脸、刮胡子。拿起材料，跟凤莲说了声“我走啦”开门就走，听凤莲问起“手机带了没有？”才想起没带，连忙再换鞋，回到床前，拿起枕边的手机，再换鞋，下楼而去。
在去邮局的路上，向河渠解释了为什么不独自去寄的原因，他说：“材料是我写的，打印是我去的，寄又是我独自寄的，除了开会通过以外，别人都没能参与，倒变成我在一手操纵了。”
耿正芳说：“我能理解，你也不要担心，不会推到你一个人身上的。”
向河渠说：“你又意会错了，不是我怕事，而是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历史上我是吃过这样的亏的。我与阮志清原本没有矛盾，创办、壮大、巩固生化厂，我极尽全力，做事远远超出一个会计的范围，结果功高震主，两次要排挤我出厂，第三次趁厂长组阁之机通过党委打算调我去组建食品厂，假如我只尽会计的本份不多事，会落这一后果吗？”
“这事同那事性质不一样，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你忘了在许会计家老朱的指责了，整天法啊法的，弄不成功，后果谁负责？”“说的也是，我不是陪你来了吗？”
向河渠的本意是寄出由耿正芳署名，这样可以避免自己一手操纵之嫌，可谁知避不了，耿正芳说他的身份证被孙子拿去了，买汽车要用。向河渠没带身份证，耿正芳开车陪向河渠回去拿。尽管填写单子都是耿正芳在填，名字却写的是向河渠，他的避嫌心思是白花了。
寄完信回来，向河渠将信的复印件给朱世泉送去，并再一次汇报了会议情况，朱世泉听说信已寄出了，只“嗯”了一声，默默地看信，破天荒地未置一词。直等朱世泉看完信，向河渠才告辞回家。
到家时凤莲问起有没有问候事，向河渠“咳”了一声说：“因为从没见过，还就忘了。”
十九号，向河渠去报销这些时的费用，计有打印费、邮政快递费和从临城单独归来的车票等共150.70元，说：“就150 吧，七角钱不要了。”阮志清问：“那本书呢？多少钱？”向河渠说：“书就不报了，留着自己看。”
临别前将这次寄出信件的复印件给了阮志清一份，同时告诉他一个消息，耿正芳说电视新闻节目里有省巡视组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盼望大家留心收看一下。阮志清说：“钱已不多了，只剩58块。”向河渠说：“即使要寄材料，只怕也只有两三回了，问题不大吧？”阮志清说：“够是不够的，几十块钱能够哪一段呢？”
向河渠自忖：在群体中自己只是普通一员，在方仁烨等政府官员眼中连代表也算不上，钱够不够了怎么办是不该自己多话的，因而只说了句“倒也是”没再接下文。
回家的路上，顺路将信的复印件给谭建、冯友才送去。冯友才要向河渠将活动情况回顾一下，以便在开会时讲一讲。冯友才说：“如果不讲，有些人拿到钱了，还会以为是应该有的呢。”向河渠答应了。
听冯友才的话音，他大概感到事情走到这一步，会按法律法规解决了。能够按法律法规解决，自是天大的好事，监察部会怎么做呢？向河渠不知道，他只能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