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六章 有人反对也向前
正月初四没开成会，耿正芳初五打来电话，叫向河渠明天上午八点到他家碰头。
初六上午八点多，向河渠手拿申请书初稿、书面答复和承诺书复印件，打着伞，来到耿正芳家。阮志清、朱世泉、陈跃国、杨国强陆续来到，冯友才直到八点半才到，说是家里来了客人，迟了一点儿。耿正芳打电话问谭建什么时候到，说是今天到亲戚家去喝酒，来不了。朱世泉听了，很是不满。
没看到书面答复的人纷纷看了一遍，然后议论起来。议论的中心话题是关于没缴养老保险问题。都在说要找方仁烨去论一论，没缴保险费的责任在谁？接着说起了镇政府当时不让缴和缴了也被追回的往事。向河渠趁议论的空档说：“没缴养老保险的责任在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镇政府的没缴养老保险费就不能享受退休待遇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
“没这话。”朱世泉说，“没缴养老保险哪来的退休？”
“老向，你把念给我听的政策念一念。”耿正芳说。“好。”向河渠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申请书念了起来。念完了，会场一片沉默。
“我认为这些政策针对的是国营大集体，不适用于我们。”阮志清说。
放在以前向河渠会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今天没有，他想听听大家的。
“我觉得申请书要寄，绳儿头不能断。”陈跃国说。
“我赞成，送也行。假如过期不申请，这个答复就是终结意见，也就不好再活动了。”杨国强说。
“我建议开个全体成员大会，大家商议商议怎么办。”冯友才说起了为什么要开大会的原因。
“我赞成老冯的主张，开一个全员大会。这一次我们三人硬性出头向上寄信所发生的情况让我觉得我们有些莽撞。五十个人是一个群体，没征得多数人的同意就行动，算什么？成功了没人感谢你；不成功没人支持你、维护你，谁叫你行动的了？正确不正确先搁在一边，关键要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下一步怎么办？要看多数人的意见。”向河渠说。
“我也赞成开个大会，要不然取得经来唐僧得，惹出祸来行者当。这一次我们也太笨了一点儿。”耿正芳说。
“大会是要开，材料也要寄，先要找方仁烨理论理论，究竟没缴养老保险怪哪个？责任由哪个负？”朱世泉说，“看会谈的结果再确定开大会的日期和什么时候寄？”
“哪些人去找？什么时候找？”耿正芳问。“我们五个代表，再加上他们三个。”朱世泉用手指划拉着陈跃国、杨国强和向河渠说，“再找几个人就行了。初八上班，初九就可以去找。先写封信约一约他们，寄挂号有个凭证。”
向河渠心中觉得好笑，好笑的不是笑别人，而是他自己：鞍前马后奔波了十来个月，写了几十篇文章，动了这么多脑筋，还在‘再加上他们三个’的边缘力量中，却自作多情地莶上自己的名字，真是-----。
“我看还是打电话好，写信要耽搁好几天。打电话还是老耿好，因为答复是写给他的。”冯友才说。
“我打电话没问题。说什么？怎么说？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容易着急，一着急说出话来就容易伤人。”耿正芳说。
“就是跟他约个日子。他不约，你就给他个日子，比如初九、初十。”朱世泉说。
向河渠拿出手机来看看时间，10：O9。朱世泉说：“回去吃饭早着呢，别着急，今天在这儿吃个工作餐。”
耿正芳说：“他又没说要走，看看时间又怎么啦？”
“常伯仁这个怂怎么还不来？”朱世泉一边咕噜，一边拿起电话追了起来。一打电话才知道常伯仁正在洗脸，马上到。
常伯仁在近几次会上起的是反作用，可朱世泉对他比对向河渠重视多了。直到今天向河渠才知道钦封的五代表在朱世泉心目中是高于其他所有人的，五代表是主宰，其他人则是芸芸众生，是五代表统治下的百姓；另外常伯仁与方仁烨关系最好，从上次朱世泉说的两面滚心态看，要滚向政府那一面，示好于常伯仁，也是他特别重视的原因之一。
自向河渠参加活动以来，基本上都是由朱世泉掌控着活动的进程。以前朱世泉对常伯仁的主张还不甚赞同，时有反对，数次指出不要提17号文件，不要跟村干比；自从他确定要两面滚了，还会反对常伯仁的那一套吗？向河渠似乎有一种预感，随着常伯仁的到来，说不定刚才讨论决定的事情又会变味儿，甚至被推翻，已有两次前车之鉴了。
事情果不其然，迟到两小时的常伯仁粗看了一眼书面答复和承诺书，就认为书面答复的理由正确。他说不缴养老保险费怎么可能有退休工资？谁给钱？乡办厂的干部算什么干部？本质上还是个农民，农民还想退休，这不是痴心妄想吗？
他说：“老向一开始提出依靠法律，我就认为不靠谱。那些政策、法律是为国营企业、大集体人员订的，不适用于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农民，就要乡下狮子乡下舞。以前我不赞同也没反对，今天走到这一步，我认为应当丢掉法律那一套，改变诉求，跟政府要生活补助。”
他举外地乡镇企业干部每月能拿几百元生活补助为例来说明完全可与村干比。他认为定补干部和定职干部性质相同，应该享受同等待遇。他说：“到县里省里，哪怕到中央，最终还得由镇政府给钱。要镇上给钱就不能把关系搞僵，要情商。”
接下来便是一长篇的议论，重复起过去的一套。他的最后结论是不再走法律的程序，而是去找方仁烨，找政府负责人，恳请给予生活补助。
他还鼓动人们采用强硬的手段去给政府加压，他举一位叫夏燕的事为例，说夏燕在物业工作不但算不上积极，反而属消极、马虎一类，物业警告她如不改变，将解雇她，不料她老公一阵硬上，不但没解雇，反而她不上班还加钱，坐在家里拿两千多，比以前多了不到一千。
说不给压力不行。这些话语又与他的关于“不要把关系稿僵了”的说法截然相反。联想起听他在去临城路上讲的那些理由，真不敢想象方仁烨、朱世泉等看中他什么？
向河渠静静地听着，没有据理依法反驳，他要听听其他人的看法，看看众人的态度。
阮志清说：“老常的话有道理，方法也对，但赵镇长说过了，没有上头的文件，没有法律做依据，镇上是不会处理的。我们应当拿法律来扛头子，并不真的去追求退休的待遇。”
杨国强说：“老阮说得对，只要能加一些也就可以了。”
常伯仁说：“没有必要扛头子，必须改变诉求，这一套”他用手指一指桌上的材料，继续说，“不要了。”
冯友才、朱世泉及其他人都不表态。向河渠知道几千年来有理没理在于地理，民不与官争的习惯性思维束缚着大家的思想，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他一个人来主张依法维权是不明智的，而按常伯仁的主张丢开法律去搞什么以情喻理，又是不愿做这无用功的，于是伸手拿起他写的复查申请书，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内，而任凭其他材料放在桌上没动，随后站起来说：“既然用不到法律这一套，跟各位打个招呼，对不起,离开依法维权的活动，我就不参与了。”说罢转身要走，耿正芳说：“这些材料还是你保管的好。”边说边收拢材料卷起来递给向河渠。
接不接，一瞬间向河渠转过了两个念头：不接则意味着彻底摆脱依法维权的活动，可是又不甘失败；接则留有回旋余地，接。他默默地接了过来，默默地走向门口。
“要知道二百五可不是凭法律弄到的。”常伯仁站起来发出了挑战。向河渠看也没看他一眼，边走边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愿意与你争辩。”
还在向河渠折叠申请书的时候，阮志清就已走出了门外，向河渠走出来时，他正抖落着雨衣上的水说：“看，雨把我的车座都落湿了。”然后将雨衣里面朝外折叠起来，放到车身上，抹平，坐上去，开始启动，掉头，向东驶去，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向河渠站在门外心想：阮志清并不赞同，甚至可以说反对常伯仁的主张。据耿正芳说他反对开会通知常伯仁出席，虽然他并不认为法律法规适用于我们这些人，但却愿意以法律法规为幌子去争取改善自身的待遇。阮志清是同盟力量，如果自己想依法维权，就应努力争取他。
“让他一个人去揪好了。”门里传来朱世泉的高叫声，向河渠没有理会，伸手拿过倚在门边的雨伞，跟在阮志清身后向东走去。
只听得阮志清在自言自语地说：“陈跃国怎么没出来？难道他走的是后门？”然后就见他从房子东面掉头向北、向西，大概去同陈跃国会合。这样看来，离开会场的还不止向、阮两个，向河渠不禁感到一丝宽慰。
听向河渠诉说了会议的情况，凤莲说：“总算可以脱身出来了，跟姓朱的、姓常的这帮人能弄出个什么名堂啊，而且他们根本没拿你当人看待，为什么要让他们用？”
“话虽这么说，可实际上现在面临的是空前最好的形势。放着最有利的条件不用，”向河渠摇摇头说，“未免太可惜了。”
“没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你，还最好形势、最有利条件？”凤莲不解地问。
“我说的是政府目前在这件事上的处境。”见凤莲还是不理解，他解释说，“过去政府可以以没有政策依据他们无法解决，用信息员的名义给补助，是一种照顾，是看在你的吃了许多苦情分上。给不给，给多少，他们说了算。那段期间他们应付裕如，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后来提出了法律法规，他们感到不好对付，就设了个圈套，把代表的思维绕进了17号文件，再以不符合 17号文件为借口，糊着应付过去，已比过去难应付了。
这一回政策更全了，也就更不好应付了，就用吓的办法来逼我们投降。没成功，绕不过去了，只好正面答复。可正面答复又找不到法律法规，只好用没缴养老保险费来搪塞。而这条理由又与国家三个文件相对抗。他们是不是处在最不利的处境中了？”
“依你说是这么回事，可是没人支持你呀，难道真的你一个人去同政府斗？”
是啊，尽管自己在说出“不参与”后，阮志清、陈跃国也相继离开了会场，但没有一个人出言支持，甚至连挽留的话也没听到一句。孔子说：“主张行不通了，乘坐木筏到海外去，跟从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孔子还能指望有仲由跟着他，自己坚持依法维权的话，会有人与自己并肩作战吗？向河渠心中茫然地想着。
任凭宪法和法律法规得不到遵守和实施而抽身事外，这不是向河渠的个性；古诗写的“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机”的长安挟弹儿那样不顾自身安危地孤身作战，也不打算继续傻下去。该怎么办呢？
假如真的得不到支持的话，他将会重新萌发起鼓动其他乡镇的同类朋友去抗争的念头，就好象志愿军的抗美援朝一样来个维法援友，在他乡燃起战火。沙忠德说他们那儿的乡办厂的干部一分钱补助也没有，跟当年的无产阶级一样，是很少有患得患失思想的，只要他乡的政策得到了落实，又何愁滨江会例外？当然了，滨江已走到这一步，要是能继续向前就好了，可是会有人支持吗？
“哎，我说你跟耿正芳说说，不管怎样，这一回的事不能丢在半路上。现在就停下来，就是个半掉吊子啊。”凤莲边扎拖把边说。
凤莲的话提醒了向河渠，是的，这一轮的信 访程序是该走到底，如果没人支持，走不走呢？“我觉得老耿会赞成上县里上地区的。这一回要是再不成功的话，今后就别再掺和了。”凤莲继续说着。
向河渠笑着说：“你不是一直劝我歇手吗？”
凤莲嗔道：“哪个让你现在就歇手了？姓方的叫你不服的话三十天里必须向上。不向上，今后就不可以再提这事。
你不向上，不就误了大家的事吗？等到大家想再弄时又弄不成了，那就是你的错了。”
向河渠仍然笑着说：“还是领导高明，行，一切听的你的，明天问问老耿。”
没等问，耿正芳第二天来到向家，告诉向河渠：“你一走，会也没有再往下开，老冯、老阮、老陈都走了。朱世泉说：‘他们走了拉倒，我们搞个工作餐，打电话叫老阮来，他那儿不还有四五百吗？饭后打打牌，大家高兴高兴。’我说：‘吃饭可以，钱我出，别叫老阮了。你前头说工作餐他没表态，人又剩下一半，吃什么工作餐？去年我打工，挣了不少，出得起。只是打牌我恐怕不能陪，下午还得输液，身上不舒服。’老朱说：‘今年第一次相聚不打牌象什么话，今天不输液，身体出了问题我负责。揪，一定要揪。’中午去饭店花了二百六十多，又输了一百多，晚上常伯仁说吃了夜饭再揪，我说吃晚饭可以，揪是肯定不揪了，我吃不消。晚上一定要输液。结果吃了面条才散了。”
向河渠摇摇头说：“这些老兄是什么人啊，为大家办事消极无为，吃公款倒挺积极。上次去通城常伯仁说他没吃早饭。没吃早饭谁给他买？老杨、老许没理他，自然就没吃成。”
耿正芳说：“同你们去没理他，那次同我们上临城还不是我给他买的早饭。这人就是这么个人，偏偏老朱还就向着他。我们呢，上临城去通城，哪一回不是回家吃的。”
向河渠笑着说：“饿肚子回家的次数你还没有我多吧？算了，不比他了，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就见怪不怪了。”
“你知道吗？”老耿说，“昨天你走以后老冯批评了老朱，说为大家的事老向吃了很多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会让人心冷。老杨也认为老朱的话太粗。老冯刚才还打电话给我，说是他已约了老谭下午一齐来鼓鼓你的劲，不要泄气，不要听姓常的这个怂的屁话。要我也一起来，我说我已到了你家楼下，是为今天邮局送书面答复来的。他要我别说他们下午会来。要是他们问，你就说我没说。”他边说边取出信封，继续说，“他们是2 月1日寄出的，15号才到我手，也不知道搞的什么花样。哎，老杨昨天说要打电话给你，打了吗？”
“打了。”向河渠从信封内抽出答复扫了一眼，又塞进信封，说“他说他同意我的观点，但不赞成在会上说不参与。他说可在实际行动中借口有事不去，不必说出来。他说初八他将打电话给方仁烨，定下日子，希望我参加，可以不说话。”
“你怎么回答的？不喝茶，谢谢。”耿正芳对凤莲说。
“我说我这个人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转弯抹角，当然你说的有道理，但要看是什么事。走不走依法维权的路是原则问题，我不能含糊。谢谢他的好意，我不准备参加丢开法律的活动。”向河渠说。
“我也不去。我看申请书该去打印了，不管情况如何，一定要在22号以前寄出去。一号寄十五号才收到，二十二号就到期，这里头他们在玩花样。”
“那倒不怎么怕他，这上面有寄出的日期作证。”向河渠指指信封说，“不过为了少嚼蛆起见，还是22号前寄为好。就是不知他们同意不同意？”
“管他呢，同意要寄，不同意也要寄，这一轮是我们三人牵的头，我们要走到底，回头跟老杨通个气就是。
等会谈结果？能不能谈还不知道，就是能谈，还能谈出个什么好结果？屌！几年的经历不就是个糊，这次信他们糊，可就是终结性意见。过了期，用陈跃国的话说就是绳儿头断了，不可以往下搓了。”
“好，听你的。我把申请书改一下，明天就去打印。”“改？不是挺好的吗？我觉得理由充分，挺好的。”“内容整体不动，措词变动一下，会更有力。”
“这些我不懂，你想改就改吧，不耽搁你，走了。”耿正芳站起身说。
向河渠送耿正芳到楼下，临上车前耿正芳还又嘱咐了一句：“别说我告诉你老冯他们下午要来。”向河渠答应了。
修改后将申请理由归结为三点：“一、 书面答复说‘你们在职期间没有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用，因此，你们要求享受退休待遇的诉求我镇不予支持。’此答复意见与国家法律法规有抵触”“二、‘不予支持’的处理违反了《信 访条例》有关规定”三、“承诺书与答复无关。”
改完后又给复查科张科长写了这样一封信：
“又来烦劳您了，没办法，很无奈。
事情本该在上一轮信 访中解决，鉴于我们的过借，在信 访办的圈套性座谈会笔录上莶了字，弄出个指鹿为马的答复，前后纠缠了几个月，没办法只好进行第二轮。
这一轮的信 访提供的法律法规比第一轮更全了一些。信 访办以取消补助作要挟，再次想不予正面答复，没想到我们吃了上次的亏，有了防备，因而虽也莶了字，却没有留下可趁之机，只好找出个他们自以为说得出去的理由来搪塞。同志们见了书面答复感到可笑，为不致家丑外扬，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见有关主管，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措施，又没能成功，无可奈何，只好再来烦劳。
在法律知识方面您是专家，我们尽管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也很想借助法律法规改善我们的境遇，但自知我们毕竟懂得很少，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我们诉求的正确性，想请您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千方百计找出我们不符合享受退休待遇的法律法规来。
如能找出，我们就不打算坚持下去了。民不与官争，没有十足的把握，在权大于法的现状下争得过吗？
但如找不出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还是要坚持走下去的。毕竟我们不是捏圆就圆、摁扁就扁的懦夫。
复查复核没有用，还可以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向法院起诉，向网络披露，就不信以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提起的信 访诉求居然一点作用也没有。
当然了，假如该走的路都走过去了，权还是大于法，只好自叹命苦。
说了上面这许多废话，只是想对您解释一下我们的无奈，同时也借此说一声：对不起！烦劳您了。”
冯友才、谭建的来访，旗帜鲜明地对向河渠的主张表示赞同。冯友才说：“常伯仁说的那一套已用过多年了，现在根本行不通。赵镇长的表态就是对这一做法的关门，找不到法律法规依据，镇上不处理，也就是说不用法律政策作旗号，就是死路一条。
常伯仁为什么反对？因为政策对他没好处。可是他跟方仁烨好得象一个人，我在会上支持你，担心他会去告诉方仁烨，所以没说。”接着解释了他的为难之处。
对于这次会议，朱世泉的态度，他说向河渠走后，就责怪了老朱，说的话跟老耿转述的差不多。阮志清的态度，他认为阮志清是对向河渠有成见，勾心斗角，才会那样表态。内部不团结是事情难成功的关键因素。
冯友才对朱世泉的工作作风表示不满，他说大家桌子板凳一样高，没有哪个比别人高一等。谭建说：“我们几个只怕论职位都比他大吧？他不过就是一个付厂长。”冯友才说：“他那个农药厂实际是砂砖厂的一个车间，对外称为厂，那也无所谓了，即使是个大厂的厂长，我们这些人也不属他领导哇。如果不是我执意要退下来，推举他，那会轮到他呢。我想过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下次会议还由我来主持，不团结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谭建说：“一开始你就不该退让。”
冯友才说：“当时我有我的难处，老娘生病，儿子的车祸还没处理好，镇上领导正在帮我的忙，我既不便也没精力出头。现在不行了，再不出来就可能散伙。一散伙再起头就难了，因为这将是终结性处理啊。希望我来主持时能得到你们的支持。”
向河渠说：“是你拿我拉进来的，我也一直在支持着你。”
谭建说：“大家都要拧成一股绳，团结起来才能取胜。”
冯友才说：“你说得很对，朱世泉的工作我来做，就是阮志清和老向之间一向不和，有些谪反门。”
向河渠说：“你可能有些误会。在一起工作的年代里是有些意见不合，也不总是他的责任，我也有过错。在这项活动中，他的意见不是在与我作对，而是他就这么认为的。是他看不起自己，觉得政策、法律所指的对象不包括乡镇企业干部，他缺乏自信心。”
谭建问：“你能确信我们在其中？”向河渠反问：“假如我们不在其中，方仁烨为什么不依据法律说出来？”
这一问将冯、谭问住了。向河渠尽管确信是这样，却知道目前还不能说服他们，不是理由不充分，而是时机还没到。
“只要你不松劲，我们就放心了。”谭建说。
“松劲？不会的。依法维权不会因为个别人的言语、态度而改变，喏——，”向河渠指指指改好的申请书和给张科长的信说，“回来后感到申请书说得不够有力，又重改了一遍，还给张科长写了一封信，现在念给二位听听，看看还有哪些地方要改的？”说罢就念了一遍，并捎加说明和解说。
“以前的听得就很好，这么一改就更好了。”冯友才说。“很好，秀才写的没屁放，真好！”谭建说。
“老耿说上午要到你这儿来，来过了吗？”冯友才问。“来过了。来时我正在写信。他是送答复来的。”向河渠指指桌上的信封说。
“他没说我们下午会来？”“没说。大概不知道你们要来吧，你们什么时候告诉他要来的？”“哦——，可能我告诉他时，他已从你这儿打转了。”“有可能。因为他在我这儿时间很短，说是不影响我写信。”
谭建从信封中抽出答复看时，冯友才打电话给朱世泉，说要到他那儿去聊聊。朱世泉说这几天没空，要等过了月半。冯友才关机后对向河渠说：“看来在到期前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了，你赶紧打印，等杨国强那儿的消息再确定几时寄，总之不能过期。”
谭建扬扬手上的书面答复说：“一月二十二号的文件到二月一号才寄，今天十五号，十五号才收到，二十二号就到期，只有七天的余步，这本身就是个花样。老冯说得对，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早一些寄出去。”
其实向河渠知道期限是从收到之日起计算的，老耿从信访办拿到的日期是二月六日，要到三月八号才到期，但没去说破。他们的看法对信件的早寄只有好处没坏处，于是答应着说：“明天就去打印，决不会误事。”
打印简单，何时寄呢？问老耿，让问老冯；问老冯，老冯说等跟老杨联系一下；老杨的意见是等与方仁烨会谈后寄；谁知老杨跟姓方的约期时竟约到二月二十三号，按他们的理解是二十二号到期，二十三号就过期了，于是冯、耿、杨都说不等会谈，先寄。杨国强在电话中说：“说不定约二十三号会谈就是个阴谋。先寄，即使说起，我也好回答，只要答应条件，申请书是可以收回的。”
谁去寄呢？杨国强在通城，老耿要上班，冯友才有事要处理，向河渠在电话中说：“大家都没空，只有我有空，我是不是有点儿傻呀。”三人都打着招呼，说不是怕事，耿正芳说不要用邮政快件，寄挂号，用他的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