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一章 两种要求两对待
信寄出后的第二天，向河渠将拜会政法委书 记的情况，连同方仁烨、朱世泉的发火都在电话中向冯友才作了汇报，并告诉他信已寄出。冯友才说他要一份含十份附件的材料，向河渠答应了。一会儿冯友才到了，向河渠更详细地将情况说了一遍，连带说了去阮志清处报销的情况。
他说原来老耿担心阮志清会说闲话，因而事前在电话中告诉说“正在邮局寄信，寄好后将由老向来报销费用。”去时老阮在支出问题上没说闲话，只是重申信没用，主张去人。问他能有哪个去？阮志清说大家推选。
他说“推选谁呢？老常是肯定不去的；老朱腿脚不便也不会去；老冯说他家庭拖累重，身体也不好，自然不能去；听你几次说耳朵背，连跟镇领导会晤也不能去，更不用说向上了；你们五个代表中只剩老耿了，他倒是愿意打冲锋的，但正如他自己说的口头表达能力不太好，可以陪伴，但不能主讲；至于我，别说不是代表没有资格了，就是有资格我也不主张在没有关系人引荐的情况下去人上 访的。
何宝泉从县里到省里到中央的走访经历告诉我们，去人的效果跟去信一样，见不到领导人，只是收去材料往下转。”
向河渠在解释没经讨论就寄信一事时重复说了方、朱两人的发火和反对老朱主张过了年再说的理由，再一次指出“年终除对你们五人或许有些什么好处外，对大家是不会再采取什么措施的。”
这一次冯、向会晤一反往日常态，冯友才几乎没说什么话，只在临走前说了句：“都是方仁烨坏了事。”就辞别离去。方仁烨坏了什么事，他没说，向河渠也没问。只要不痴不傻，又有哪个不是心知肚明的？
还在写上 访信中四个弄不明白时，向河渠就在琢磨：这四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并没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可为什么政府官员还要这样做呢？他重新拿起长期以来领导人的表态记录看着，联系最近田镇长跟冯友才会晤时说的上面没开口子，他不好处理 ，哪怕开个小缝他也有法子解决。这次郭书 记拿着政策条文还在说没有上面的政策不好办。
经过思索向慢慢地明白了真相：不是镇政府官员不知道政策是适用于企业干部的，而是顶头上司没有发话。县里没有具体明示，哪怕是中央的文件他们也不敢执行。
他们当的是县委县政府委派的官，必须唯县里之命是从。不仅仅是镇上，县里、市里也一样，只不过在范围上不一样罢了。真正的依法行政、以法治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如何解决这一权与法的矛盾呢？他陷入了深思中。
从镇委镇政府领导人的表态和零九年的书面答复看来，政府官员，尤其是主要官员是愿意改善企干待遇的，但受权力限制又不敢依法办事。
这权力不是受法律法规的限制，而是受潜 规则的限制。假如上面开了口子，这个口子必须是专门为此事而开的，他们就可以借这个上面开出的口子便宜行事而不致受到顶头上司的责怪。
至于这个上司是哪一级，关系不大，只要是比镇委镇政府大的就行。
记得镇委办公室主任曾说过：“你们最好告状，假如法院判了镇上该满足你们的要求，镇上也不在乎你们这点钱。”
开这个口子的上面看来有三个方面：一是上级政府；二是制约镇委镇政府及其官员的监察机关、纪检部门；三是法院。换句话说口子必须向这三者之一的要。给上级政府写信是在向上级政府要，举报则是在向监察机关、纪检部门要，告状当然是向法院要。
上 访信能不能让上级开口子，很难说。如果上级政府的领导看不到上 访信，管信 访的又只会往下转，这条道就可能行不通；走举报或者控告的路又被认为会直接得罪政府首脑，因而没人敢走。而不通过这两条通道之一又可能争不到上面的口子。该怎么办呢 ？
当然可以冒得罪政府首脑的风险去举报或告状。这里有两处行不通，一是家属通不过，二是群体通不过。
寄信尚且是借机进行的，何况是举报或告状？单是这方式就够吓人的，难道就无路可走了么？
爱迪生曾经说过：“任何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无法可想的事是没有的。要是你果真弄到了无法可想的地步，那也只能怨自己是笨蛋，是懒汉。”自己是笨蛋么？自信不是！那么是懒汉？
懒者不勤也，不做懒汉那就再开动脑筋，多想勤想吧。看能不能想出个办法来？
假如没有办法让上级政府明示，那么只能通过监察和纪检来纠偏，或通过法院来裁定。那么举报或诉讼就是非走不可的路子，除非不将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路走到底。而走举报或诉讼的路子又会得罪政府官员惹来不测之殃，这不是智者应该做的。
能不能既借监察或法院之手，又不犯政府官员之忌呢？
当无法可想之中冒出这个想法时，向河渠不禁觉得自己想法之荒谬。是啊，这怎么可能？有哪个政府愿意民众告自己的？且慢，卓别麟就曾说过“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是由于战胜了看来不可能的事情而取得的。”孔夫子也说过“我不偏执一端，一切依情理办事，所以没有绝对的可以，也没有绝对的不可以。”从这些领导的表态看，只要上面开了口子，他们就会依法办事。
我们设法从上面争这个口子，依情理看来只要方法得当，再将其中的原委告诉当官的，当官的也就不会怪罪了。
只是这个原委该当如何去说？自然是通过信函为好，因为把东西写出来，可以促使人们对于自己要表达的东西更加认真地思考，从而使要表达的东西条理更清楚，传达的信息更准确，而收信人不必当时表态，可以慎重考虑应对，尤其是眼下这件事的处置，更是用信函为好。
聪明人应当“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当前的时运体现在这件事上是以法治国，符合国策大局；应避的忌讳是损害官员的利益。如何站在官员的立场上做到既不损害其利益，又能堂而皇之地告他们。
这是件看起来似乎做不到的事，但仔细分析一下，又会发现落实政策本身并不损害官员们的利益。他们之所以不去落实，不是与企干有仇怨拒绝落实，而是不敢在上面没开口子的情况下，第一个去吃螃蟹。告他们只要突出他们不是不愿执法，而是需要上面开口子，准予他们执法，给他们的执法权。那么他们就不会忌恨企干的告。另外他们也可以主动采取措施，避免当被告。
对！信函应传递的信息有三点：一是企干对政府没有抵触情绪，在解决问题这一点上有共同点；二是为他们着想提供建议；三是即使告，也只是为向上级要口子。
想到这儿，向河渠拿起笔开始写起信来。
他在客套话后是这样写的：
“12月4日我们委托耿正芳、朱世泉、向河渠和谭建同志持《恳请实施宪法 还我基本权利》信 访函，依约拜访了镇政法委郭书 记。郭书 记承诺元旦前给予回话，至今无音信；第二天我们向县以上各级政府发出同一信 访函件，据查询已转到我镇，至今也没有收到是否受理的告之书，特来信求赐回音并呈刍议。”
接下来就是传递他想传递的信息。
信写好后向河渠觉得在这件事上他暂时没什么文章可做的了，而下一步的行动是要依据信函引起的情况来应对的。按时间推算，信函寄到日期约为12月8日到9日，再经批转到镇政府，快也得五六天，自镇政府收到之日起十五天内发是否受理的告之书，再过两个月给书面答复，那么采取应对措施也当在三月上旬。这七八十天的时间里是没有什么事可做的。这样就可以重续旧梦，再写《一路上》了。于是他找出《流水帐》打开已写的章节，先对搁笔前的几章重温起来，以便将思路拉回到1989年。
1989年的历程让向河渠最难应对的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同上级会商承包事宜，领导颇能谅解工厂的实际困难，在投资上基本满足了向河渠的请求，在利润上缴方面又顾及工厂的实际，采取了放水养鱼的方针，将上缴压得很低。这一成绩的取得让伙伴们欢呼雀跃，谁知到落实经济责任制一关时却同室操戈，分成两个阵营。
《一路上》写到这里时的前几章标题看了就有些让人揪心，“上级让利齐雀跃 同室操戈独忧愁”“临城莶约微感不安 沿江承包摇摆难定”“联营大事怕所靠非人......”重温往事，不因不由地又联想到眼前。当年事业惨败总缘班子心不齐，今日抗争又几乎成为孤军作战。他手拿文稿，茫然地望着窗外，不由地内心翻滚起来。
“咚，咚咚”突然有人敲门，向河渠丢下文稿，急趋奔向门边，一边开门，一边问：“哪一位？”拉开门一看是老冯，冯友才，忙说：“唷，是你呀，冯厂长，请进，请进。”
两人来到向河渠读书写字的书桌前坐下，冯友才问：“可曾有什么消息？”向河渠说还不曾有。随后告诉他，因材料上落款的电话号码写的是座机号码，收信人发不来信息，只在邮局留有手机号，因而只有邮局发来的“已妥投，单位收发章莶收”的短信，老耿那儿的情况不清楚，没有问。
冯友才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向河渠将刚写的信拿出来念给他听，当念到“田镇长在接访冯友才同志”时，冯友才说：“不要写我的名字。”向河渠说：“别担心，下面马上为你开脱。”于是将信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冯友才仍然叫不要写他的名字，向河渠说：“完全可以。你可以退出，有祸我和老耿顶。”
“老向，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当初我站出来揪时怕过哪个？从当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个人，大家拿到二百五了，有哪个记我的情，谢过我？”“我就记你的情，几次会上我都说没有老冯他们的努力，就没有信息员的待遇，我吃的是落蒂桃子。”
“也只有你在说，除了你还有人肯说吗？”
“有的。我在私下里说时耿正芳、谭建都承认你的功劳。当然了，肯记前情的人不多，就象村干现在能拿到六七百、七八百了，又有多少人在记发动、组织活动的发起人？不少人都认为是政策规定他该拿的，就是记不得中央文件虽有规定，十五年过去了，一分钱也得不到。如果没有这些领头的人，政策再明显也得不到落实。”
“不错，今天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找过朱世泉，他不想再出头了。老阮、老常不用说从来就没赞同过依法办事，几次会上坚持走法律路子的，除了你同老耿，几乎没有旁人。别看谭建、杨国强说支持你们揪，真到出头时不一定朝前。就你俩硬挺下去有什么好处？
弄得成没人记你们的情说你们好，弄不成吃亏的是你们俩。”见向河渠张口要说什么，冯友才摇摇手说，“你别插话，听我说，我知道你直，滴水清，人称你是硬头。硬头有什么好处？不是笑你这一生总是波波折折跟头不断，而是说你不识时务”
向河渠急了，往起一站说：“这是什么话？人各有志”冯友才再次打断向河渠的话头说：“总是自称心态好，心态好就听不得刺耳的话？”向河渠一听不错，自己这是怎么了？对方说的也是实话嘛，为什么听不进？就重又坐下，耐心地听。
“铁头你是认识的，听铁头说起你来对你看法很好。可他的遭遇怎么样？
一生正直，不巴结人，坚持原则，滴水清，辛勤工作几十年，原地踏步几十年，一级也没升，有时遇见我就说他不如我。
一个乡政府的公安特派员老了没人理睬，而我却一进政府大门，就有人让座，倒茶。
我们村里的张志宏是另一个铁头，当副主任几十年，别的队长、会计有几个升上去了，他一直是副主任，老了什么补助也没有。我看他可怜，帮他弄了两次困难救济款，他感谢得不得了。我呢，字识得不多，”
“冯厂长，什么时候来的？”童凤莲忽然出现在房门口。房内两人说的、听的都太专注了，以致没听到开门声。
“噢，来了不一会儿。”“哎呀，河渠，怎么没泡茶？”
“嗨，看我怎么给忘了？”向河渠一拍额头说，“那你快去泡吧。”
“别客气，不喝茶。”“是我疏忽了。你请继续说。”
“刚才我说了，说到文化水平不高，但我识字不多识事多，脑子好用。凡事不硬闯，直走不行我就绕路走，硬的不行来软的，只要能办成，怎么办都可以。歪的邪的，软的硬的，哪样能成事用哪样，结果怎么样？
值不了一千块钱的破厨房换了个中套还不要贴钱；大规模拆 迁时让我进工作队拿了两年的工资；每年过年不是书 记就是镇长带礼品慰问我，时不时地问我有没有困难？有困难说一声，就给钱；给我个调解员的虚名，不要我办事每月给五百，这五十几个同伙中哪一个比得上我？
凡是同我处得好的我都去帮，柳兴洪做梦都没想到也能拿上二百五；华建要不是我通知他，他在外地打工，哪能知道消息？你我原本不熟悉，经常不见面，根本不记得你，华建回来一说，怎么样？不也帮你弄进来了。”
“这个情我一直记着，因而也一直拿你当最要好的，什么事都不瞒你，先同你说。”
“我知道。我要说的是，我们呢，犯不着为哪些不知好丑的家伙们去同政府硬顶。你吃了不少苦，做了很多事，有几个说你好的？何苦嘞？听我的，见好就收，我会关顾你的。我去老朱家了，他开了刀。”
“开刀？怎么了？”一听说朱世泉开了刀，吃了一惊，忙问。
“哦，没大事，脚上肿了，开了刀。”冯友才接过凤莲端来的茶，放到书桌上，继续说，“他松了八担的劲。我对他说，只要听我的，我负责帮他弄钱。他女的忙问能弄多少？我说一两千吧。她高兴死了。哪个同钱有仇？你出劲揪，不也是为钱吗？”
“哈，冯厂长，说了也许你不信，我参加活动还就真的不是为自己弄点钱。算了，说了谁信呢？”
“那你为了什么？”“为什么？起初是你拉我进去，推不开你的面子，后来老朱要我帮找条路子，我找了法律依据，从此钻了进去。想的是为大家用法律来讨公道。”
还有个心里的想法是想看看基层政府对法治到底是怎么个做法，为的是体验一下集体争合法权益的抗争生活，为小说制造、搜集素材，当然这一点他没说。
“你为大家哪个记情？你听听柳兴洪、阮志清在说些什么？常伯仁在说些什么？有哪一个在会上公开支持你的？”
这句话将向河渠说愣了，是啊，有谁在不同意见中公开站出来支持过自己了？这说明了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听我的，我会关顾你的。”冯友才又说起了或重复或不重复的话来，前前后后说了有一个小时。
在这段时间里，向河渠在想：不管“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行动还坚持不坚持下去，都必须顺着冯友才的意图说话。因为人家来做思想工作，不管其他原因，总有部分是在为自己，不能辜负了他的好意。
于是说：“你说的有道理，犯不着。紧要关头上为大家找到法律法规，理出了这么一条路子，走与不走随大家。到这一步，我可以退出，不揪了。
老实说我的长篇小说原定初稿今年底完稿的，让你把我往活动里这么一拉，耽误到今天没写成。这不，你来前我正在将搁笔前的那几章重新看看，以便把我的思路引回89年那段历史呢。这下好了，不管这件事了，我也可以重新开始写我的书了。”
冯友才说：“揪还是要揪的，不过不是这种硬揪的方法，也不是包揽这四五十个人的揪法，我只想团住我们这几个人，顾好几个人。”
向河渠说：“一旦退出，我就不想再参加了。不是别的，我没时间，真的，耽误不起。三本没完成的书只怕十年都写不好。”
凤莲接下去帮着说：“这是真的，冯厂长，他以前写起书来什么都不顾，几天不出家门，吃饭都要等喊。那年出版社追得急，为赶进度，脚膀子都坐得挂了气，是够忙的。”
“也不要这么说，到时再议，总之我会顾你的。”说罢冯友才站起身，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说，“今天就说到这里，过两三天我再来。”
凤莲说：“在这儿吃晚饭，下点面。”“不啦，饭前要先吃药呢。”
向河渠说：“你倒跟她一样饭前要吃药？”“哦——，你也在饭前吃药，什么药？”听说是奥美拉唑后，又问什么牌子，什么价格？知道是上海信谊万象药业出品的信奥，21粒装，15块一盒时，冯友才取了药盒看了看，说跟他吃的一个样，但他买的只有10块半一盒，说可以带凤莲去他买药的那家店去买。
冯友才走后，凤莲问“老冯的意思是帮你弄几个钱，劝你别硬揪了，你怎么办？”
“你看呢？”“揪不揪是回事，钱只怕不能要。拿了钱歇手，会让人嗤笑挨人骂的。”
向河渠一搂凤莲说：“真是我的好老婆，我正耽心你见钱眼开呢。”
“去，去，去。”凤莲挣开身子说，“就你一个人懂得做人。只是他说的也是事实，坚持弄的只剩下老耿和你了。成了功，好处大家得，上头责怪起来祸是你俩当。何苦嘞？”
“那就真的不揪，歇手写书。”向河渠盯着凤莲的脸说，凤莲没开口，转身进了厨房，向河渠微微一笑，走进书房提笔写诗说：
老冯找我来谈心，专就企干时务论。说他吃尽辛和苦，无人记情念寸分。
倒有数落不是处，收买、叛变随意谮。法律确实能对路，铁心支持有几人？
除了老耿余难说，真到出头是孤军。他找老朱已退后，谭杨很难说站根。
真能成功没功劳，失败吃亏是你们。知道我记他的情，特来跟我说分清。
信 访既已到北京，见好就受且收兵。我的利益他关顾，见机行事自然成。
临危受命没辱命，宪法为咱把腰撑。依不依法随大家，著书老路再重登。
向河渠知道依法治国是国策，迟早会全面推开，这一点无庸怀疑，但什么时候才能全面推开？真的依法治国，用韩大江律师的话说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不用说我们看不到，说不定现在出生的婴儿终其一生都未必看到。假如只是他一个人的事，影响不到别人，那么坚持抗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较大，现在是一个群体，偏偏这个群体还只有少数人坚持，取胜的把握就有些悬乎；还有耿正芳会不会也被冯友才拉了去，从而只剩下他一人，也是说不清楚的。他不能不想到古诗中的那句话“徒有忌恶心，奈何不知机”。究竟该怎么办呢？这一夜他想得不少。
跟耿正芳联系，听听他的意见，他正想打电话，又想起冯友才的吩咐，觉得还是跟冯友才说一下，借口是打算劝劝耿正芳和自己一起歇手。冯友才不同意这样说，理由是不揪只是他俩说的，不能同第三者说不揪。向河渠说自己答应跟耿正芳哪怕只剩两人也要干到底的，现在自己想退出来，不告诉他，不是做人的道理，是违背他的与人处世原则的。冯友才说不是真的不揪，而是有策略地揪。向河渠说一旦退出，就不打算再卷进去，他耽误不起。
冯友才说：“你写书也是为钱，只要你听话，我会帮你弄到钱的。”
一听这话，向河渠知道冯友才误解自己了，他在电话中说：“冯厂长，听你刚才这样说，联系你在我家时几次说到要帮弄钱的事，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表明一下态度：一是我参加活动并极力坚持我的主张，不是为自己多得钱，而是为大家的利益；二是我之所以事事不瞒你，总是征求你的意见，不是为请你帮我去求情弄钱。我虽穷，但也不要你为我去找谁求情弄钱。我不要。”
“你误会了，我不需要向哪个求情。只是跟你讲只要老耿不找你，你不要主动找他，至少在我找他之前不要找他。”接着又是一通长篇大论，到挂机时一看通话时间竟达23分钟。
又经过一天的思考，向河渠觉得在目前形势下即使耿正芳同意干下去，也不适宜明而公之地两人联名干个什么，他得另想办法。
经考虑他将分两路进行，一路是将事情反映给监察部，由滨江镇外的朋友发出；一路是在外乡找他乡企业干部，鼓动他们干，总之是不在滨江采取行动了。
他想就此想法跟耿正芳商量一下。谁知电话打过去，耿正芳说这段期间他正在工地上帮忙，每天五点半才回家。向河渠说他只是问问寄出去的信函回音情况，至于下一步怎么办？反正不急，等他有了空再议。
耿正芳在电话中说昨晚冯友才夫妇到他家来过了，说是与政府交涉事等过了年再说，也看看政府年底会不会有什么措施，说老冯将去做工作，让政府给大家一些补贴。向河渠另一念头突然冒出，就没将自己的打算说出来。
向河渠拟了一份举报信，是以朋友的名义发出的。为排除朱、冯等对自己的怀疑，他在信中说了几点，一是介绍举报人曾在乡工业公司任过职，二是随信附的材料只有5.24和9.24两信，并声称由于亲戚不是企干中的核心人物，手中只有大会上发的材料。这样做即使原信落到滨江镇，也可以自己不知情而推脱。这步行动为自卫起见连老耿也不说。
至于鼓动外乡朋友，可以让忠德去找他们镇的企业干部约期会见，由自己提供政策和建议，让他们去串连、活动，如能搞成全县象村干那样的大规模行动则更好。这一着要看忠德能不能找到人？如能，并在年底到二月间形成规模，则举报事暂缓，如找不到人，则让忠德具名举报。这两步目前只怕连凤莲也得瞒着。
要连凤莲也瞒着，怎么跟忠德通话，特别是去会晤呢？他想起凤莲说的还书一事。以还书为幌子去见忠德容易，跟忠德通话也要瞒她却有些难度。打过去简单，趁凤莲不在楼上就行，忠德打过来却保不住凤莲不在身边，看来只能对忠德说不要主动往这儿打，由自己打过去。
噫——，这叫什么事儿啊，一桩本来是光明正大的维权事竟也要搞得象地下工作似的，真叫人哭笑不得呀。
几时去呢？按凤莲的意见是过了大冬节的星期天去还书。过节前去要是碰上人家来客可不太方便。其实凤莲不知道大冬节前十天中任何一天都可以过节只是沿江三乡的习俗，往北边只有大冬这一天祭祖，亲戚间是不怎么来往的。不过这是小事，不值得违拗，她怎么说就怎么做。初步定在十二月二十七，名义上去还书，实际上去拜会忠德和他约会的人，回来的路上再顺便将书还掉。谁知事情又起了变化，这一变通的主意竟用不着了。
事情是这样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向河渠陪凤莲买了米，途遇谭建夫妇问起信 访回音情况，向河渠告诉他们按时间计算，要到元旦前后才到给予是否受理通知书的期限，至于书面答复期限要到二月底三月初，不要急，慢慢地等。
与谭建分手后他去医院买凤莲吃的抗酸剂达喜，还没到医院，冯友才打来电话问是否在家？向河渠告诉他在沿江医院门口，冯友才说他马上就到，有事找他，叫他不要离开那儿。
向河渠在医院东侧足足等了十五分钟，冯友才才赶到，问：“药买好了？”“没呢，你不是叫我在医院门口等的吗？”“咳——，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呆板。你不会先去买药？我来了可以到医院去找嘛。”“我----”向河渠不知说什么才好，答应了人家在门口等的能不呆在门口却到里面去买药？
“别说了，进去吧，找个地方跟你说几句话。”说罢冯友才带头向医院里骑去，向河渠尾随在后，心想：假如冯友才拿出补助表来，自己怎么回？凤莲说得是对的，直捷了当地回绝，会得罪人，先接下来不做任何行动，等他追要时说没病没痛的，不好意思去村里盖章，所以没填。谁知坐下来后冯友才说的却不是这个，他倒是白操心了。
冯友才是自告奋勇来做思想工作的。原来信 访函已转到镇上，伍书 记要方仁烨负责处理。据冯友才说伍书 记很是恼火，方仁烨就把火发到写信寄信人头上，将冯友才找去说是要去掉耿、向、杨三人的二百五待遇。说鲁窑谁谁上 访，被整理材料抓起来了。冯友才劝方仁烨不要冲动，他来做做三个人的工作，转转弯子。方仁烨同意冯友才来做工作，要三人莶字收回上 访信。冯友才说他已找到老朱谈了事态的发展，然后用老朱的电话打给了杨国强，用他自己的电话打给了耿正芳，说是都说了相同的话。
“冯厂长，本来我已答应你退出，不再过问了。那是因为你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也看在你的面上。现在情况不同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依法维权的竟要受惩罚，这就太无法无天了。
表个态吧：当年共产党人为追求真理杀头坐牢都不怕，我向河渠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还怕丢掉这个二百五？自问我参加活动，一不只为自己，二不违反国法，三完全依法行事，怕什么？你告诉方仁烨好了，我肯定把这活动搞到底的。二百五他要扒就扒吧，我倒要看看国家是不是真要依法治国？违法的倒底有什么好结果？”
冯友才的说法让向河渠很是恼火，当天他在诗中写道：
老冯二次找我谈，说是书 记火冲天。主任归罪写信人，声称要扒补助钱。
说是鲁窑谁跟谁，上 访被抓没话谈。他劝主任别冲动，来找我仨转转弯。
莶字收回信 访件，别再做那出头椽。我本答应退不管，情况突变不容让。
依法维权正当事，是非颠倒敢用强。当年革 命共 产 党，为求真理死敢上。
我为维护法尊严，补助被扒又怎样？活动不只为自己，完全合法决不降。
上面说的是诗，而当时他的态度也很坚定。
冯友才说：“你别激动，我会跟方仁烨说不让这样做的。他叫你们去，你们得统一好口径，说话不要冲动。”
“向会计，是你呀，多年不见。”突然一中年妇女站到向、冯二人的座前说起话来。“哎呀，小陆。”向河渠一见是原生化厂的女工陆筠，连忙站起来说。
“你还是老样子，没变。”
“都是这个社会好哇，无忧无虑的，不要种田还有钱拿，不愁吃穿住行，人就难得老，看你倒象三四十岁的人一样，穿得又漂亮，与我家春红比，是你大还是她大？”
“春红比我大一岁，我五十三了，雅琴还要显得年轻呢，雪白 粉嫩的，象个姑娘一样。大家过得都很好。我现在除了带孙子和打牌，什么都不用干，过得......”陆军滔滔不绝地说着她的幸福生活，说曾碰到老厂的哪些人，现在过得怎么样，说都忆及向河渠带她们创业的往事。向河渠听得也很高兴。
“哎，老向，家常话你们以后再慢慢聊，我还有事，我们赶紧谈。”冯友才不耐烦地说。
“对不起，小陆，我们”
“没事，我天天在家，欢迎你来玩，我家住在”陆筠告诉了她家的住址后离去。
向河渠说：“谢谢你的一片好心。刚才你的意见不错，统一口径是必要的。依着我是随他说什么都不开口。他们不守法不讲理，只弄权，你说什么都没用。没用不如不说。我会说两句，一句是要说的话都已写在信上了，没有要补充的；一句是如何处理你们说了算，给不给答复随你们，我们不会来要答复。嘿嘿，我才不去要呢，会有人要的，哼！”
方仁烨的威胁，冯友才的谈话要不要告诉凤莲？回家的路上向河渠在考虑着：说呢，怕她担心思睡不着。她这个毛病老是改不了，早跟她说过多次了，老了就该没心没肺的，别担心思别生气。生气担心思会使气郁而生好多病。还在年初为女儿馨兰别前买回四桶油一箱黄酒引起女婿脸色难看而生气，以致胃病复发，调治了几个月也没有完全恢复就是一个教训。从这方面着想，应该瞒着她。
可是这件事终究会敞开，尤其是须跟耿、杨会商，电话来往，瞒又瞒不得，怎么办呢？
他突然想起前几天议及冯友才暗示的可以帮弄几个钱， 凤莲主张不要一事； 又想起以前也曾问过自己主笔写申诉，如果二百五被敲掉怎么办时她的态度是：这么多年不曾有二百五 不照样过了，譬如不曾有二百五。
想到这些，觉得她不会为这二百五的得失而犯愁担心思的，就决定告诉她。
凤莲听了向河渠的叙述说：“方仁烨是个国家干部不会这么说吧？只怕是冯友才编的，用来吓虎你们的。”凤莲的推测在与耿、杨的通话中好象得到某种印证。
冯友才先跟二人通话后才找向河渠的。在与耿、杨通话中都提出撤诉这个词，耿正芳说：“我们没有起诉，哪来的撤诉？到哪儿撤？”杨国强也不理解撤诉撤什么？跟向河渠交谈时就没提撤诉，而换成收回。
杨国强在电话中对朱世泉说，“我以前是很敬重你的，不要弄了几千块钱就屁股坐到那边去了。”
如此看来，冯友才、朱世泉都可能被收买，屁股坐歪了。与向、耿、杨三人谈话中有不少是借方仁烨的名头来压的，要不然这么多年来上 访行动多次，言词激烈起来拍桌子打板凳也没扒掉哪个，这一回写封上 访信就会扒掉带头写信的？
不过话说回来，过去他们言词再激烈，写得再多，都容易对付，因为他们的言行没有法律作依据，而今语句平淡却有法律政策作依据，没法对付。辞穷而恼羞成怒也不无可能。向河渠赞同凤莲的推测而不让她担心，至于另一种可能则没有说。
当晚向河渠向谭建通报了情况，就继续写他的《一路上》，以不变应万变是目下最好的对策。至于举报不举报，看一看再说，实在不行就实名举报，还怕他方仁烨把自己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