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为初衷重整旗鼓
用冯友才的话说十月二十五日的全员大会是有史以来开得最糟的会议。事情也确实如此，会议的基调由依法维权变成以情喻理，主管会议的首脑人物变成了顾太平，核心力量是朱、阮，倡导依法维权的向、耿、冯、谭被排斥在外。
要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不是件容易事，难怪古今都流传这么一句古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诚然耿正芳的话也有道理：不管他 娘的个头，我们几个坚持依法维权，等取得了成功再说。
不过要以全体企干的名义，还是取得一致意见为好。而要取得一致意见，就得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问题又回到前面说的处境：向河渠在群体中是后来者，与大家接触的机会很少，没有多少感情。没有感情做思想工作就有一定的难度。
有难度也要去做，怎么去做呢？一个一个地谈话当然行不通，只有在会上发言，通过演讲来引导大家。
演讲说些什么呢？向河渠寻思开了：目前的活动走到了三岔路口，是打悲情牌还是用法律武器？这两者的利弊要说清楚；对依法维权的前景要有个分析；依法维权的路子也要作个解说；还有信念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如果对依法维权的正确性都认识不清，怎么去决定走什么路？对于人们怕二百五保不住也要作个分析。
向河渠一边琢磨一边拿过稿纸写了起来。正写间，童国华父女提着一箱奶来了，向河渠很感意外地问：“钰儿怎么会有空在家的？”
童馨钰说：“在家乡找到工作了。”国华说：“在文峰肯德鸡店里当经理。”向河渠高兴地说：“太好啦，在家乡做事，能照顾到家，家也可以关照到你，很好，很好。坐，快坐呀。”
见不到凤莲，国华问：“大姑呢？”向河渠说：“在车库跟人聊天呢，我来喊。”说罢走到阳台上，推窗朝下喊：“凤莲，你家华儿来啦。”随即听到回应：“噢，我马上上来。”
华儿父女是为陆秀英脱孝一事来请的，日期定在 十月初九，今天初二，还有一周。听说是十月初九，向河渠弄不明白十月初九是个什么日子？陆秀英的去世好象在八月半之前，而且也没到三年，不过宝明脱孝时也没满三年，为的是第二年鹏程办喜酒，说是在一年中不可以办两件大事，因而得提前。这一回不知有什么新说法，不管他，万事随缘嘛。
说真的，别看向河渠博览群书，好象样样都懂，其实不懂的东西多着呢，尤其是农村习俗的宜忌[e1] ，懂得很少很少。懂得少自有懂得少的好处，随缘呗，别人咋办咱咋办，凤莲咋说咋依从，省事也省心。
向河渠不问凤莲却问了，她说：“时间过得真快，怎么倒有三年了？”国华说：“明年才三年呢，说是不可以过三个清明，所以今年就脱掉。”
凤莲要忙酒菜招待，国华说：“到这儿是第一家，还要到慧兰、馨兰、玉芳还有细姑家去请，没时间在这儿耽误，以后来。慧兰馨兰家有的因路发生了变化，有的拆 迁，还请姑丈陪着跑一跑。”
向河渠说：“打个电话帮你说一下，怎样？省得一家一家地跑。”“慧兰馨兰在家自是没问题，她们不在家，老人在家不去不好。”“唔，说得不错。我来给毛家挂过电话问问在不在家？”
“唷，姑爷爷，你家的书真多啊。”童馨钰在房间里惊呼起来。向河渠走进房来说：“多吗？还不止这么多，五楼还有个书橱哪，姑爹一生钱没有，只有书，别无爱好，也只爱书。”
“《曾国藩成功学全书》《卡耐基社交大全》”童馨钰站在书橱前念叨着。
“钰儿，你刚参加工作，缺的是社会经验。姑爹呢，一生中成功的经验没有，失败的教训倒不少，零五总结了自己的教训和学习的体会，出版了一本《成功八策》。”向河渠从书橱内抽出来说，“你可以拿去看看，借鉴借鉴。”童馨钰笑容满面地接过书说：“我一定好好地学学。”
“本来可以送给你，可惜的是出版社给的书少，只剩下两本了，一本得留存，这一本呢，等浩儿、文睿他们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前也得让他们看看，就不能送只能借了。”“好的，看完了一定还你。”
“姑爹爹这儿书很多，你要多来找书看看。”国华说。
“我赞成你爸的话，做人处世只凭自己积累经验是不够的，要多从书本上学习。”向河渠说。
在去两个丫头家的路上，向河渠跟馨钰谈了做人与处世方面的一些看法，钰儿又象回到了儿时的神态，专心致志地听着，也说着她的赞同的话语。比如当车行到距馨兰家相有二百多米处开不过去，只好下车，步行前往时，向河渠说：“什么是幸福？当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以后，钱多钱少已与幸福不幸福、幸福的程度关系不大了。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幸福。”话没落音，馨钰就说：“我赞成。”
“亲家，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啦？”馨兰的婆母问。“大嫂，凤莲的嫂嫂初九脱孝，同侄儿请你们来了。钰儿，叫爷爷奶奶。”向河渠说。
“快请进来坐。”毛苏林也迎出来说。国华则拎着一箱奶，随着进了门。
随后又去了慧兰、玉芳家，这才由国华开车送到楼下。
到家后向河渠继续写他的演讲稿。
为消除分歧，统一众人的思想，向河渠花了四五天的功夫写了一篇演讲稿，分“离开法律法规去诉苦说情攀理，屁用也没有”“依法维权可能有用的原因”“走依法维权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如何看待？”和“关于依法维权的设想”四道题目进行分析、剖解，进行宣传鼓动。文章修改缮清后按老习惯对凤莲进行读讲。开始前看了一下书桌上的时钟是9：34，到结束时为10：22，去掉添水续茶的功夫，实际说话时间大约47分钟。
被向河渠自认为写得不错的这篇演讲稿说给凤莲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好评。凤莲说：“你说的这些，我听了觉得蛮有道理的，这只是我的感觉，不等于别人也觉得有理。
你刚才不是说是非、对错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上就有不同有标准吗？你不是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小媳妇躲在门旮旯里还有个八八理’吗？你们共有四五十个人，在这件事上都有各人的盘算，同你不是一条心，你说的理在你看来是正，在有的人看来却不一定。
不去说姓常的，姓洪的，还有老阮，好些人与你不是一条心；就是支持你的人也不等于老是支持你，比如象老朱，以前支持你，还要保护你，后来却骂你，能和你一条心走到底的，不说没有，起码不多。
统一思想，这世里不要想。依我说啊，只做不说。你忘了，有些道理已说了不知几回了，没用的。”
凤莲的一番话将向河渠说愣了，是啊：这四个话题看起来头头是道，但没有一个过去没说过，起的作用却不明显，就象古人说的“志相违，事难随”，难怪庄子要说圣人不走分辨是非的路子呢。
他叹了一口气说：“想想共 产 党当年闹革 命，真不容易呀，那是要坐牢、杀头的。坚持到底，该有什么样的决心、意志和毅力啊。而今不过为落实政策，并不要冒多大风险，人们就患得患失的，唉——，要想统一思想，齐心合力去干，真难哪。”
耿正芳认为用不着开会，直接把信寄出去。向河渠说通过众人商讨为好，尤其是要在取得朱、冯、阮三者的同意后才行。因为他们毕竟是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团结在活动中是极为重要的，更何况还要以全体成员的名义呢。
“几时开得成呢？老朱说要等通城的复核文件下来了再开，可是依时间计算已过期一个礼拜了，还不见动静，要等到几时啊。”耿正芳焦急地说。
老耿焦急，向河渠也急，他说：“老冯说这几天他在他丈人家，要到星期五晚上才能到家，等他回来了再说。通城不知怎么回事，打了两次电话，说是领导出差了。我们九月二十一送去的，快两个月了，难道领导一直不在家？”
耿正芳估计说：“我看啊，八成是难答复。”向河渠说：“难也要答复啊。不管他，等老冯回来后催他早点开会。”
“你还想在会上说服那些人？我说别费那个劲了，他们怕事拉倒，我们干我们的。敢把我们的二百五扒掉，我揪得他五柱朝天。”
“那到不会，要扒一齐扒，不会扒掉出头露面举报、控告的人的，那成了明摆着的打击报复，他们没这个胆量。倒是你要以大家的名义，总不能不知会一声吧？至于说统一思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实在统一不了，也只好随大流了。”
“你来的时间少，不太了解，三花旗帜五花心一直存在，几年来就这样，那时还有老朱、老冯和老张挺着。现在老张已不出面了，老冯也退后了好些时，老朱正在往后退，你却想说服他们，我看危险。
其实管他呢，又不是打仗冲锋人少了打不过，只是用笔头斗争，人再多还是靠你，随他们去吧。”
向河渠闻言心中一动，没吭声：是啊，他们要以情喻理，软来也好，求情也好，只要不阻挡这次上 访信的发出，就随他们去吧，不要强求思想统一了。只要追求待遇改变的大方向一致，路就各走各的吧。不过必须防止象上次座谈会笔录被当官的利用的现象发生。
想到这儿，他说：“你说得对，他们要打同情牌他们打去，我们不去管他。不过上 访信上联系人的名字要有所变动，我想在会上这样说，‘这次上 访信上联系人用哪几个人的名字，请愿意的报一报，如果少于五个，连我俩在内，有一个算一个，超过五个选五个。’”
“这样好，省得老朱说闲话。”耿正芳的“老朱说闲话”是指9月24日给书 记镇长信上署名一事。依照惯例，呈送的信历来都是署着朱、阮、耿三人的名字，这一回老谭在信上署的是朱、耿二人，引起老朱的不满。说向、谭送信人不写自己的名字却推他当出头椽子。老谭说：“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假如这次改写成自己的名字了，不是突出自己埋没了头头吗？这么说来倒是我不该逞能去送信了。”为此向河渠还曾想跟老朱作解释，被老耿劝住了。
“倒不是怕他说闲话，而是怕7月3号座谈会笔录莶字一事重演。”“还是你想得周到，有我俩作为联系人写在上头，别人的莶名笔录可以不予承认。”
十一月二十一日早饭后向河渠走出小区打算到“好买购”大超市去买笔芯、去药店买药和缴水电费，正走间接到耿正芳的电话，让九点到他家碰头，他应了声好，将手机往裤袋里放时见时间已到8：46。
不好，办这些事怎么可能在十四分钟内赶到老耿家？他快马加鞭地赶到超市买了笔芯，到药店一问没有他要的药，回头就走，心想来不及了，打个电话说一下吧，于是下了车。
“老向。”向河渠抬头一看是老冯在路的那一边忙走过去说：“老耿要我九点到，还要我带上写好的东西。碰上你可好了，麻烦你说一下，我回去拿了就到。”冯友才说：“不用太着忙，我也要回去一下呢。”
碰头会是冯友才建议开的，只有冯、朱、耿、向四个人。开始老冯就分析十月二十五号会议失败的原因是对前期活动不利的情况说得过多了，引起士气低落；朱世泉则认为不管到哪一级，最终还是要镇政府解决，即使上头有批示也没有用，因此目前的重点是要向政府要答复，要集合人去政府。
对这一点，冯、耿都赞成，向河渠只好服从。向上级展开第二轮的上 访留待活动以后看结果再说。自然那文稿就提也没提。接下来便分工通知各自相熟的人，向河渠认识的人少只分了一个华建，明天开会动员，后天星期一集体去政府要答复。
向河渠没有坚持与耿正芳商量好的主张，是因为他觉得奔向目标的路从来就不止一条，他们的做法如果能有效果，则比他的主意还要快捷，又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能不能动员成功，有多少人参与行动，效果怎么样，则要看事情的进展了，他无可无不可地与三人分手，不紧不慢地向家骑去。
出乎意料的是二十二号的会议又一次脱离了预定的主题。按朱世泉的吩咐，向河渠将9.24给书 记镇长的信在会上又读讲了一次，接着朱世泉站起来说了一番不短的话，主要是对活动过程的回顾，最后他说：“过去讲哪怕上级有三指宽的纸条也照办，现在提供了这许多法律政策依据，却一直不给答复，9.24到今天，两个月了，说是批给了方仁烨，我们不管批给了谁，只知至今没有给答复，我们要向政府要答复。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商讨怎么去要？请大家发表意见。”
见一时没人发言，向河渠说：“在同志们考虑怎么去要的空档里，我说几句。我要请大家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的要求，镇政府将怎样权衡？答应了有什么好处？不答应有什么坏处？”他设身处地为官员们分析以后说，“假如我们只是采用情商的办法，只怕再情商十年八年还是没有结果，要是我们走法律的路子，他们违反法律法规就举报，效果就会不同。”
“老向，让大家说说。”冯友才在身后说。“好吧，我先说这么多。”向河渠停止了发言。
“我认为不管怎么说，最后还是要镇上解决问题。我们只有两个资本，一是我们为政府辛苦几十年，一是我们年龄都大了。假如用法律来压，这两个资本就会越来越来越小，以致失去。与政府沟通情商是最好的办法。老顾既已挂上了钩，就要催他尽心去办。你们可以去江心沙找找他，请他吃吃饭，钱不够了，我们可以再出，感动感动他，让他出来发挥发挥作用。”柳兴洪站起来说。
阮志清仍然不赞成走法律的路子，他说这些政策里没有一条是指向乡镇企业的，虽然也没有指向国营大集体，但肯定指的是国营大集体。跟政府谈这些政策没有用，再向上写上 访信也没有用。
听着阮志清的发言，向河渠很为他，其实不仅仅是他，象阮志清这种认识水平的人在企干中占了大半，向河渠很是为这些伙伴悲哀。他突然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阮志清这类人就是当今的阿Q。权大于法也正是这些不争之民的土壤滋生起来的。
自己该怎么办呢？站出来剖解？一是他们能听得进吗？二是老冯好象不赞成自己多说。坚持说的话，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也是说不请的？他暗暗叹着气，却不能纠正阮志清的说法。
随后几人的发言没有一个谈怎么去要答复的，听着大家纷纷主张去人跟政府会谈的议论，向河渠忍不住问大家：“既然不少人都主张打同情牌，有用没用且先不管，由哪几位去？什么时候去？”
这一问使会场刹时冷了下来，极力主张会谈求情的没一个说去的。依法维权要答复是不赞成的，主张软求又是没人去的，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忽然想起三月三十日常伯仁在电话中说的“叫大家散了吧。”立即明白了一个现实，这些人的主张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散伙，就象当天他在诗中所写的：
悲情同情求情牌，用这主张谁去来？徒逞口舌辩说者，闻问个个头不抬。
“继续依法”不同意，求官同情没人去。如此下去怎么办？到此为止不继续。
面对现实能怎样？看看等等再考虑。
而在当时他的感觉是：唉——，依着这些人的主张和行为，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活动结束，可悲呀可悲。
见没有人回答向河渠的问题，冯友才说：“既然没人去，我去吧，我去找书 记镇长谈。谈的情况，再请大家到这儿来听我的汇报。”
会议也算有了个结果。
在回家的路上，耿正芳开着他的电瓶汽车赶了上来，要向河渠停一停，他说：“老向，事已至此，算了吧，随他们去，下次开会我是不来了。”“呣——，老耿，这就不对了，你不是说哪怕剩下我俩也要干到底的吗？”“是说过，可是你看这状况----”他一脸的无奈。
“老朱说的第二轮的上 访信等一等是对的。等一等，看老冯、老顾的情况再说，没有效果或者效果不好，再揪。”“老朱说他是屋脊上困觉两边滚，听他的盐要卖馊了。”耿正芳鄙夷地说。
“不能怪他，两次会议的本意是要统一思想去政府要答复的。两次会议都是阮、柳两人左右的会场，以致没能达到开会的目的。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也是不赞成聚众要答复的，甚至派代表要答复我也不主张。”
“你还是要按法律程序？”
“是的。答复不是我们去要的，是政府主动给的，而且是书面的。人去要，他口头说的算不算数？不算数怎么办？或者不满足你的要求怎么办？没有证据就难以走出下一步。
要知道指望政府现在就依法办事还早了点儿，一定要让他们感到不依法办事就会对他们有损伤才能逼他们依法处理。因而上 访、举报甚至告状都是要采取的措施。
常言说得好，不到黄河心不死，等他们去碰碰壁再说。他们的法子没有效果了，再来说我们的。”
“好吧，等就等吧。”耿正芳无可奈何的说，随即话头一转说，“哎，老向，复核科至今没有消息，是不是再追追？你有他们的电话，由你追。”
“这两天我也在想这事，复核科迟迟不给答复，说不定是对这难答复的事在研究。过去我们没掌握多少政策，因而材料里也提供不出多少具体政策来，上次去通城时，复核科的人也说是没有政策难办。我们是不是写封信给他们，将已查到的政策一并提供给他们？”
“他们是成天同法律打交道的，会不懂？”耿正芳怀疑地问。
“复核科最熟悉的是与信 访有关的法律，其他的不一定熟悉。在我们这件事上，别说是复核科，就是一般律师也不如我。他们在法律上懂得是多，但不可能面面精通。我是专在这事上下功夫才懂得的。”向河渠解释说。
“也好，你就赶紧写吧。”
这封信很容易写，因为目的只在提供政策，而政策又是现成的，用不着构思。信照例是写给通城市政府的。他在信中说：“9月20日向贵政府提出复核申请书，今电话咨询，说是已送市主管领导。”写到这里，他顿了一顿，没有照搬接电话人员说的“出差在外”，而是另换了说法“情况特殊，请再等一等。”这样一来，再写下去就让收信人读了心里更舒坦一些了。
他写道：“看来贵政府对我们5.24 信 访事项的复核是慎重的，不会象滨江镇和临江县那样闭眼不看信 访人的信 访事项，胡乱给出答复和复查意见了。这就重新唤起我们对政府的信赖感。趁复核意见还没有出 台之机，就一些新的认识进行补充，供领导参考。”
接着将已查到的法律法规连同5.24 上 访信中提供的进行罗列，并逐条联系乡镇企业干部谈认识，最后说：“如认为上述政策适用于我们，请敦促滨江镇政府依法办事；如认为我们的诉求不符合法律法规，请明确告之，以绝我们的希望。”落款联系人一改过去的惯例，写上了“耿正芳、向河渠”的名字。
用耿正芳的说法，“大家都在往后退，看来坚持依法维权，只有你和我出头了。”向河渠虽并不赞同“大家都在往后退”的说法，他知道除担心自己不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人们外，个个都从内心盼望着真能享受退休待遇的，只是不愿当出头椽子，不愿担风险，怕连二百五也被扒掉而已。往后退是怕既得利益会失去，只要笃定能成功，争着出头的有的是呢。当然了，在胜利希望出现之前，也只好由自己和老耿来出头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信刚寄出，二十五日耿正芳就接到复核科的电话，说是去信已收到，信上说的情况与滨江镇的答复是两码事。说他们的复核只能就答复和复查意见进行，说关于享受退休待遇事应另行向上反映。二十七日接到通城市政府的复核意见书，内容与复查意见一致，多了电话中说的意思，上写着：“对于申请人提及的要求享受退休待遇问题，因答复、复查意见中均未涉及，本机关不予复核，可按《信 访条例》规定反映 。”
当天就与冯、朱通气，于二十九日在老耿家碰头，在电话中请阮志清带三百块钱来，这次复印量不小，加上打印及快件费，没有三百块钱花不下来。
按约定时间向河渠赶到耿正芳家时，他是第一个，连耿正芳还没有下来。一会儿阮志清到了，向河渠将《复核意见书》递给他，阮志清说：“我早就说过信 访是没有用的。”向河渠说：“不是信 访没有用，而是我们让某些人钻了空子。这一回信中不让他有空子钻，也会没用吗？”
“写得再有理，他不睬你，有什么办法？用法律压肯定不行。”阮志清正说间，耿正芳推门进来说：“不到黄河不死心，有用没用揪下来看。”
“请你带三百块钱来，带来了吗？”向河渠问。“等老朱他们商量定下来再说吧。”阮志清回答。
向河渠一愣，随即明白自己高看了自己。向耿正芳望去，见耿正芳其意不明地笑笑，没吭声，就有些懊悔自己轻率了。
人到齐后冯友才将拜访田镇长的过程说了一遍。冯友才说他带去了9.24的信，镇长说他已看过了，上面没开这个口子，他不好处理。冯友才说哪怕加个五十块，凑成整数也能平平大家气；说信息员不稳定，镇长说信息员是党委集体讨论定下的，不会轻易改变。镇长强调上面不开口子，镇上不好办。镇长说几天前列席了县里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是处理一些遗留问题的，他将跟方仁烨说一下，让方仁烨到县里去问问。
正说间，信 访办的谢国平给朱世泉打来电话，说方主任叫通知他和阮志清、冯友才、耿正芳十点半到大调解中心开会，要老朱帮通知一下。紧接着阮志清、耿正芳、冯友才的电话都响了，是常伯仁在依次通知。阮、朱、冯都答应了，只有耿正芳回话不去 ，说是有事，没空。冯友才估计是田镇长交代 开这个会的，要大家商讨一下对策。
“没什么对策不对策的，一是不再提什么十七号文件，不同村干比，二是随便谈什么都不莶字。”朱世泉说，众人都赞成。
“我看今天的会议先开到这里，等到方仁烨那儿谈了再议。”冯友才说。
“老耿，一齐去吧，十点半开会，大半在那儿吃饭，有什么不去的？”朱世泉说。
“吃饭？方仁烨的饭是好吃的？”耿正芳“哼”了一声说，“当心里头有卡子。”朱世泉不以为然地说：“得了吧，吃一堑长一智，谁还会再上他的当？”耿正芳说：“我算看透了，不去。”
“其实只要按老朱说的两条办，没什么当可上的。我看还是去吧，说不定是对9.24的回音呢 ”向河渠说。
“早不开会晚不开会，我见了田镇长后开会，一定是田镇长跟姓方的说了什么了，还是去一趟吧。”冯友才劝说着。“不，不，我有事，去不了，你们去也一样。”耿正芳坚持不去。
走到门外的朱世泉转头吩咐向河渠：“通城的复核复印一份给我。”
向河渠边向外走边答应：“好的，我回去复印几份就是。”忽然感到上衣下摆被扯了一下，随即听到耿正芳说：“我这儿好复印，省得往滨江跑。”向河渠知道他有话说，就答应说：“再好没有啦，就在你这儿复印。”
两人来到楼上，耿正芳边复印边说：“今天老冯的话你听清楚了么？他可不真的在依法律政策去揪哇。”
向河渠一笑说：“阮志清还不给钱呢，他要等大家通过了再给钱，倒是挺坚持原则的。”
“不要复印多，有三份够了吧？”听说够了，他就关了机，说：“别担心，他不给我给，花的钱算我的。这几个小钱难不住哪个。他们不干我们干，还是那句老话，就剩我们两人也要干到底。”
十二月二号再次碰头时，阮志清说他舅子病重去探望，来不了。杨国强却从通城驾车赶来参加。会上冯友才介绍了二十九号方仁烨开会说的两件事，一件是信 访事项可告终结，到此结束。不反对继续上 访，但要注意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二是各位有困难的，说一声，可以给予照顾。
耿正芳传达阮志清在电话中的意见是写信上 访没有用，只有去人；冯友才、朱世泉都赞成去人上 访。向河渠问：“哪个去？哪些人去？”在场的没一个开口。
向河渠又问：“人去说什么？要不要有个材料？”杨国强说：“那还用说，材料是必需的。”
向河渠说：“是去人还是写信，过会儿再议，先看看我写的材料行不行？”谭建说：“不错，先念念材料。”
这一回的上 访信，向河渠一改过去历次信件的写法，题目是《恳请实施宪法，还我基本权利》，与过去的恳求有了根本性的不同，过去是求情，现在是不服之下的申诉。
五月二十四日的上 访信一开始就是摆功劳诉苦情说理由，这一回开头就写“为镇政府不肯按宪法第四十四条给予基本权利一事向你们申诉，恳请调查处理，还我基本权利”摆出控告、申诉的架势。
接着引宪法第四十四条的全文，然后说：“依据本法，我们应有获得退休生活保障的权利，其法律依据和理由如下：”然后引劳办发[1994]289号、国发[1978]104号、劳办发[1995]121号、劳办力字[1993]19号和劳社厅函[2000]47号等五个文件陈述了乡镇企业干部有依据宪法规定获得退休生活保障的法律依据和理由。
读者读到这里必然会产生一个疑问：既有这一系列无可辩驳的理由，为什么还没得到退休生活的保障？向河渠用十个“见附件”就近十年来的抗争史在信中作了概括的叙述，他写道：
“我们这个群体还活着的仅五十人，自改制离任后，并没有享受到一分钱的政策性关照，只好带着花白的头发离开了为之拼搏奋斗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企业，走上自谋生路的另一征程。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来源慢慢成了问题，自然也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于是自2006年起向镇政府恳求给予政策性关照，直至2009年县委书 记陈惠娟接访时才有了个说法。
她在肯定了我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过一定贡献后说：‘你们进行的是有资产服务，养老问题应跟资产走。企业在由企业解决，企业不在，由政府帮助解决。’并于五月六日批转给镇委书 记伍志华（见附件一）；五月十八日镇党委在《关于反映滨江镇企业退休干部待遇问题的答复意见》中仅以‘聘请这部分同志中身体好、素质高的部分同志担任信息监督员’的名义给予了向征性补助，又随后出 台了《信息员管理办法》，在担任信息员条件中增添了‘60--75周岁’的限制，大家认为这仅仅是一项随时可以不聘用的临时性措施，不属政策性 生活保障，因而继续申诉。
镇政府领导总是今年糊明年，明年糊后年，直到今年3月30日彻底关闭解决的大门（历年来领导接见时有记录的表态见附件二）；4月20日我们向镇政府提出依法保障退休生活的书面诉求（见附件三）；信去无回音，5月24日向市以上各级政府书呈同一诉求（见附件四）；7月3日镇政府给出指鹿为马的书面答复（见附件五）；7月15日我们向临江县政府寄去《复查申请书》（见附件六）；要求针对我们的诉求给予答复。复查科避而不查我们的信 访事项，只就镇政府的书面答复进行复查，并于9月8日给予了基本同镇政府一样的意见（见附件七）；我们于9月20日向通城市政府申请复核（见附件八）；复核科接待人员说：‘复查、复核只针对镇政府书面答复进行，你们认为书面答复与信 访事项对不上号，可去政府要针对性答复。’于是9月24日我们书呈镇委书 记镇长，要求落实政策，保障退休生活（见附件九）；直到11月28日信 访办召见我们中的四人，宣布信 访事项到此结束，并宣读了通城市复核意见书（见附件十），再次关闭了解决问题的大门。”
向河渠在信中说：
“让我们弄不明白的是：（一）4月20日、5月24日五十人联名申诉的信 访信从题目到引以为据的法律法规里都没有临江的17号文件，怎么到了镇政府书面答复里就变成完全以17号文件为依据的信 访事项？信 访件中关于依法要求享受退休生活保障的内容怎么在书面答复里只字不提呢？什么时候五十名企干又变更了诉求？
（二）我们与政府的交涉次数已记不清了，如果认为我们的诉求与宪法第四十四条及所引法律法规对不上号，完全可以依法驳回呀，为什么不依法驳斥，却挖空心思弄出驴头不对马嘴的书面答复呢？
（三）镇政府从首 长到有关官员都声称上面没有文件无法解决。这国家的宪法、国务院和劳动部的法规算不算上面的文件？该不该遵守的执行？总不能只执行临江县的文件吧？
（四）我们是社会最基层的平民百姓，尚且知道‘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是我们公民的职责，难不成行政机关、政府官员却可以不履行这一职责？
因为我们相信你们会履行‘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所以满怀希望呈上这封申诉书，盼望能派人调查事情之真伪、论证所引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是否适用于我们。若适用，则请指示镇政府依法行政；若不适用，也请告之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以杜绝我们的希望。
镇政府有的官员说：‘随你们向谁申诉，最终还是转到这里’，意思是没用的；有位官员甚至说：‘解决你们的问题等改朝换代。 ’果真如此，我们也就认命了，谁让我们当初走了这条路呢？但我们不信依法治国只是一句口号！”
当向河渠念完全文和十份附件后，谭建第一个开口说：“写得太好了，真带劲。”
朱世泉说：“你那四个弄不明白里还要加一个弄不明白，为什么2004年企干办养老保险时，政府为购买了我们企业的新业主提供三分之一的补贴，却将我们撂在圈子外？没有我们哪来的这些企业？”
杨国强说：“还要加个弄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满足我们小小的要求得到党的阳光温暖的要求？”
向河渠知道这两个弄不明白是不可以与信上的四个弄不明白相提并论的，但又是不能解释的，尤其是朱世泉的弄不明白不接受，说不定就通不过，于是他拿笔添上。朱世泉又要把“剩余价值（上缴和留下的资产）”中的“留下”改成“创造”，在“今年糊明年”之前加上“一届糊一届”，不肯用“指鹿为马”而用原来的“驴头不对马嘴”，这些都无关大局，向河渠都遵命改过。
在什么时候寄出问题上，朱世泉主张等过了年再说，冯友才则希望先将这个送给政法委书 记看看，并同他谈谈，力争不把事情捅到上头去，就在本地解决。谭建觉得这个主意好。
谁去呢？假如众望所归这个词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拿来用的话，这光荣的任务自然众望所归地落到耿、向两人的头上。耿、向二人互望了一眼，笑笑，接受了。谭建则自告奋勇地担当起穿桥架线的任务。
会议结束时，朱世泉还没忘记吩咐一句：“不要以为一写就成，还得好好改改，再打印。”向河渠笑着说：“你说得对。”
好好改改，怎么改？等坐到书桌前修改时，向河渠寻思开了：文章已修改过几次，杨国强说的内容是没法添进去的，不过不添不要紧，他不会计较；老朱的话放在四个弄不明白这一节里也是放不进去的，可不写进文章里是肯定不行的，放到哪儿呢？
他从头到尾在文章中找位置，嘿，还就让他给找着了。在“自改制离任后，并没有享受到一分钱的政策性关照”插进去写道：“2004年镇政府给购买乡镇企业的新业主办理养老保险时提供了三分之一的补贴，却将创办企业的我们撂到圈子外，无奈只好”再接上“带着花白的头发”
十二月四日向河渠正在吃早饭，耿正芳来电话叫九点钟赶到他家，坐他的车去派出所。谭建已跟政法委书 记联系过了，说是九点接待。没过多长时间又打来电话，让现在就去，老朱已经到了。
“老朱也去？”向河渠有些意外，但没说，只是连声答应“马上就到。”
原来提前会合是老朱的意见，一是要事前商量一下谁先说谁后说？谁说什么？二是在约定的时间前到，只能等领导，不能让领导等。
按惯例不论开什么会总是朱世泉先说，上次去见袁山峰也是他主讲，这一回谁先说呢？向河渠估计会将主讲的任务交给他。果不其然，朱世泉说：“由老向先说，你俩补充，我后说。”
八点半到派出所，九点二十七分了，政法委书 记还没到，朱世泉让谭建打电话问问，说是还在临江公安局，让等一等，回来就见。
在等待接见的时间里，朱世泉又提起他所认为的措词嫌硬，尤其是题目。他向耿正芳要去了纸笔，在门卫桌上拟开了题目，“哎，忧愁的忧字怎么写？”朱世泉问。“竖心旁加个尤其的尤字”向河渠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朱世泉将题目递来，写的是《恳请解除我们老年生活的后顾之忧》，向河渠接过来笑笑，折叠后放到衣袋里，没吭声。
政法委书 记是派出所所长兼的，十点半左右，向河渠一行走进所长办公室，免去了握手的仪式，直接手一指让坐到办公桌南端的长沙发处。向河渠见办公桌前有张坐椅，为便于递送材料和交谈，也不管这位书 记有无交谈的打算，一屁股坐了下来。见书 记也坐到座位上，随后朱世泉他们也搬来坐椅围着办公桌摆成半圈，拉开会谈的架式。
料想不到的是这位书 记并没有倾听的打算，当登记完来者的姓名、年龄和电话号码后，向河渠刚开口说出：“郭书 记，我们几个受大家的委托来拜会您，是为九月二十四给镇领导的信至今没有回音，打算继续向上反映。同志们说您是管法律的书 记，因而先向您作个反映，尽量不捅到上头去，所以按您的约定来到这里。现在我”正打算说出“代表大家向您作个简要介绍”，就被打断话头问：“不是有材料吗？拿来看看。”
向河渠知道这位政法委书 记不想听自己说什么，连忙拿起放在桌上的用了几十年的旧拎包，从中取出那份附有十份附件的上 访信，递给了这位管法律的书 记说：“也好，您看材料就省得我罗嗦了，上面都有。我们并不指望您今天表示态度，但想知道您什么时候给句话？”
“过几天吧，等我看过材料再说。”“好的。只是能不能给个大概的日期？”
“元旦前吧。不过你们9月24给伍书 记的信我已看过了，上面没有政策确实不好办啊。”向河渠笑笑，指着材料说：“这上面不是提供了五六条政策吗？”
“方主任”“方主任”“方主任”突然身边的同伴一叠声地喊了起来，向河渠转头一看，原来方仁烨来了，他明白是这位管法律的书 记叫来应付他们这一伙儿的，也站起来叫了声“方主任。”
“朱世泉你怎么搞的，几天前开会，老耿没去你是到场的，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以前的信 访事项到通城复核就已结束，又到这儿来干嘛？再有不同理由可以向上反映嘛。”方仁烨声色俱厉地说。
“方主任说得对，我们不该到这儿来。以前的信 访事项已终结，我们重新开始。对不起，郭书 记，打扰您了。我们走。”向河渠拉开椅子转身就走。
“郭书 记，我----”朱世泉还想说什么，听见郭书 记说的却是“我们要开个会......”下面还说了些什么，向楼梯口走去的向河渠已听不到了。
“不等等老朱？”谭建问。“到下面等吧。”向河渠边走边回答。谁知下到楼底，一道铁门迎头拦住，门外有人示意此门不通，要上二楼向东从另一楼梯下来 ，于是再上到二楼，老朱也到了。
“你跟郭书 记说了些什么？”谭建边走边问。“还不是挨姓方的个怂训了一通。”朱世泉愤愤地说。
“按方仁烨的说法我们本来就不该来，你就更不该来，腿脚又不方便。”向河渠说。“不是你硬要我来我会来？”朱世泉高声反问。“天地良心，你指定我们来，我可没指望你会来。”向河渠说。“是我要老朱来的。”谭建说。
在回家的路上，谭建问信什么时候寄？朱世泉说等一等，过了年再说。耿正芳边开车边说不必等，等也没意义。朱世泉坚持要等过年时政府有什么措施再见事行事。向河渠说：“能有什么措施？方仁烨态度很明确，到此结束。今年以来维持现状一直是既定的主张，连老冯提出加五十块田镇长也没点头。除了对你们个人会有什么外，对大家”
没等向河渠说完，朱世泉火了，说：“不等，不等，你下午就去寄！”向河渠没好气地说：“寄就寄，有罪我去领。”
“哎，哎，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谭建打着圆场说。不和谐的气氛一直到分手也没有和缓过来。
事实上下午也没去寄，因为上次寄的地址找不着了，要等老耿到电脑上查；寄出材料该写的收件人也没写，材料的次序也得整一整；更主要的是下午老耿要打牌。
十二月五号，滨江镇办企业退休干部《恳请实施宪法 还我基本权利》的上 访信终于由耿正芳、向河渠还有杨国强从沿江邮局以特快传递方式寄出去了。
这封凝聚着向河渠的心血、不少人的企盼，也包含着部分人的无奈，而冲破阻力发出的信，其结果将如何呢？相关的人们各怀不同的心态在等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