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吃饭问题，唐中宗李显曾经发了很大的脾气。
大唐景龙三年（709年），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接连遭受水旱灾害，再次出现粮荒，于是有大臣建议唐中宗效仿他的父亲唐高宗和母亲武则天，搬到洛阳“就食”，以方便接受江淮一带的粮食供应。 没想到唐中宗愤怒地说： “岂有逐粮天子耶？！” 
其实“逐粮天子”还真的有，而且为数不少。 隋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地区发生严重旱灾，夏粮颗粒无收。隋文帝不得不带着一干王公大臣东移到洛阳就食，因为在当时，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地窄人稠，所产粮食在平时就难以满足关中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一旦出现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更是经常发生饥荒和“人食人”的现象。
鉴于关中地区出产日益不足的困窘，隋炀帝杨广发动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从而掀开了隋唐大运河的浩瀚工程，以方便接收来自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 由于开凿大运河工程浩大，使得民怨沸腾，这也是隋朝灭亡原因。
隋炀帝若不是急于求成滥用民力，其治水之功，甚至不亚于大禹，而隋唐两朝，正是通过大运河来接收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才确保了帝国的运转。
从西周开始，帝国的首都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来回摆动，因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已逐渐不堪重负。 618年唐朝建立后，缺粮的魔咒像隋朝一样，时时困扰着唐朝历代皇帝，随着唐朝进入盛世，粮食缺口愈加扶摇直上，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丰收年份，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
以唐高宗为例，他在位共34年，其中有11年5个月住在洛阳，史书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就食”。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没有漕运之苦。 到了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联合发动神龙政变，拥戴太子李显上位，武则天被迫退位。为了恢复李唐，第二年唐中宗便迫不及待地西迁回到长安。 但是回到长安的第四年，关中地区由于水旱灾害，再次发生饥荒。大臣们请求唐中宗效仿高宗和武则天前例，东迁“就食”洛阳，惹得唐中宗发了好大的脾气。
但缺粮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唐帝国。
唐玄宗在位时期，由于关中地区缺粮，有五次迁到洛阳“就食”。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第一次前往洛阳“就食”前，当时长安城内太庙由于梁柱腐朽崩塌，唐玄宗认为是上天警示，就犹豫要不要前往洛阳，宰相姚崇劝他说：
“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
姚崇以“不可失信”的名义劝说唐玄宗东迁，但根本原因仍然是粮食歉收供应不足。在第五次东迁洛阳“就食”后，唐玄宗终于受不了了，于是广召臣下商讨对策。
当时的京兆尹裴耀卿提出对策，一是在漕运经过的沿岸广设粮仓；二是优化漕运的办法，将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从全程通航变为分段通航，例如在黄河三门峡段开凿18里山路，通过陆运以避开三门峡的黄河天险，然后再继续船运。
按照裴耀卿的改革措施，唐朝三年间共漕运粮食700万石，仅运费就省下了“三十万缗”。此后一直到安史之乱前，通过大运河加陆运的方式，每年江淮流域进入关中地区的粮食，每年都能达到200多万石的水平，基本满足了关中地区的粮食需求，唐玄宗终于不用再为“就食”东迁洛阳了。
唐玄宗非常高兴，立了大功的裴耀卿逐步升为宰相。
安史之乱使得大唐帝国的粮食运输再次进入困境。 755年，安禄山在河北起兵叛唐，哥舒翰兵败潼关后，唐玄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出仓促，唐玄宗一行在离开长安几天后，就遇到了粮食不足的问题，以致当地百姓在献上一些粗粮后，昔日锦衣玉食的皇亲贵戚和王公大臣们竟然争相用手抓着吃饭。 由于粮食问题越来越突出，太子李亨和大将陈玄礼利用禁军的不满情绪和骚动，杀死杨国忠并且逼迫唐玄宗处死了杨贵妃。
不过杨贵妃之死，并不能拯救大唐帝国的粮食危机，随着安史之乱的持续发酵，叛军开始向位处江淮流域要冲的睢阳城发起冲击，以求将大唐帝国的粮食生命线彻底掐断。 为了保卫江淮流域这个大唐帝国的粮仓，守卫睢阳城的名将张巡前后坚守两年，与叛军交战400多次，最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殆尽而被俘遇害。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唐朝中央调派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人前往助阵平叛，当时平叛的士兵经过长安，希望能得到一些赏赐养家糊口，没想到唐朝中央却仅仅供应粗茶淡饭应付了事，泾原士兵大怒道：“我们为朝廷去送死，却连饭都吃不饱！” 于是暴怒的泾原士兵鼓动着攻破长安城，并杀死唐德宗的皇叔李仅和皇弟李溯，还大肆抢掠国库，唐德宗带着皇妃和太子等人仓皇出逃。
尽管泾原兵变在第二年就被平定，但唐德宗却成为继唐玄宗、唐代宗之后第三位逃离长安的大唐皇帝。从此以后，大唐天子的威严扫地，中央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而唐德宗经过泾原兵变以后，更加猜忌将领，并大肆重用宦官掌兵，从而为宦官控制唐朝中央打开了魔鬼之门。
泾原兵变三年后，由于漕运不济，关中地区再次爆发粮荒，有的禁军士兵公开解下头巾怒掷在地说：“把我们束缚在军队中却不给饭吃，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罪人！” 面对禁军骚动，唐德宗忧心忡忡，这时韩滉运送的三万斛米进入陕西，得知消息后，唐德宗喜出望外，特地跑到东宫跟太子说： “米己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在缺粮的魔咒下，大唐帝国陷入死循环。 由于能够控制的户口、税源锐减，为了征收更多的粮食，唐朝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农民不堪重负只能逃亡、“匿户”。公元806年，当诗人白居易前往长安拜见著作佐郎顾况时，顾况看着白居易的名字说道： “长安米贵，居住不容易啊！”
唐朝中央为了减少粮食运输的耗费，于是将军队分散到地方供养，这就使得唐朝中央与地方藩镇“弱干强枝”的不利局面更加突出，从而加剧了藩镇割据和唐朝的衰亡。
却说李忱是唐宪宗李纯的第13个儿子，820年，唐宪宗暴毙时，李忱才10岁。皇位由他同父异母的三哥唐穆宗李恒继承。4年后李恒驾崩，接下来李恒的三个儿子相继称帝，分别是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
李忱成为“三朝皇叔”。
虽然是叔父辈，但李忱与三个侄子皇帝的年龄相仿。三个侄子对这个同龄的皇叔态度都不好。
李怡为人持重少言，宫中都认为他“不慧（不聪明）”。他十多岁时身患重病，当时病势沉重，忽然有光辉照耀其身，李怡一跃而起，端正身体拱手作揖，像对待臣下一样。他的乳母认为这是心病。但穆宗看过后却抚摸着李怡的背说：“这孩子是我家的英明人物，不是心病。”并赐给李怡玉如意、御马、金带等物，并安排母亲郭太后的堂弟担任他的师傅。李怡常常梦见乘龙上天，他将此事告诉母亲，母亲对他说：“这个梦不应该让旁人知道，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
光王的出身不是很高，他的母亲原来姓尔朱，从这个姓氏看应该是胡族。为了提高自己的出身地位，后来与山东的士族郑氏联亲，才改姓郑。光王的母亲曾经是叛臣李琦的侍妾，李琦兵败被杀后被没入掖庭，成了郭太后的侍女。宪宗出入往来，见郑氏秀色可餐，便召入别室演了一出龙凤配，后来就生了光王李怡。
妇人家容易怀妒，况郑氏是个犯妇，郭太后便经常嘲笑她是个宫婢，称其为“洗脚婢”。
不受宠与庶出的现实使得光王殿下从小就懂得“扮猪吃老虎”，宫内的所有人都以为其“不慧”，是个痴呆。他的两个侄子文宗与武宗也公开拿他开玩笑。
因为郑太后是胡族出身，受其母影响，光王十分擅长弓箭、马球，并精通音乐。光王利用这些才艺来降低文宗、武宗对他的猜忌与怀疑，让他们认为他胸无大志，从而放松对他的警惕。
李怡隐晦不露，与众人在一起时也不多言。文宗、武宗常在宴饮时强逼他说话，以此为乐，称其为“光叔”。武宗对李忱尤其不尊重，继位后更是处处提防这个皇叔，欲置他于死地。
武宗密令人将李忱囚禁起来，并抛入粪池中。幸得宦官怜悯，用粪土车将他运出宫外保护起来。李忱死里逃生，于是出家为僧，云游到江南避祸。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唐武宗因为服食“仙丹”过多，进入弥留状态。
这时担任宰相的李德裕请求面见圣上，结果多次被拒。
武宗本有五子，不过年皆幼弱，未识大政，左军中尉马元贽等宦官认为子承父统不过寻常旧例，就是拥立起来也没有什么功绩，不若迎戴光王较为得计。于是擅传诏命，说是皇子年幼，令皇太叔处分国事。
会昌六年六月，武宗病入膏肓，王才人侍立榻旁，武宗瞪视良久，好容易说出一语道：“我要与你长别了。”王才人忍住泪道：“陛下大福未艾，怎么出此不祥之语？”武宗再想发言，偏喉中已是痰塞，不能再语，而两目注视不瞬。王才人揣透意旨后说道：“陛下万岁后，妾愿身殉。”武宗略有欢容，说了一个“好”字，从此再不复言，承统问题也不提及。未几驾崩，在位六年，止三十三岁。王才人悉取贮遗分给左右，接着解带自尽榻下，不愧烈妇。
光王在武宗灵前即位，时年三十七岁，是为宣宗。当下尊生母郑氏为皇太后，追赠王才人为贤妃。阅数月安葬武宗，并将王贤妃附葬陵旁。王妃生前得宠专房，后宫嫔妃多怀不满；如今殉节捐躯大义凛然，宫人都为之感动，相率送葬同声一哭。
唐朝中晚期，宦官的权势极大，大到可以废立皇帝。宦官们觉得这个傻乎乎的皇叔为人愚钝，智商不高，拥立为帝后易于控制。谁知道李忱是个演技派，他的傻和憨都是装出来的，他可不是一个傀儡皇帝，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他装傻只是为了自我保护罢了。
却说宣宗即位当天，看到武宗朝权相、李党魁首李德裕后对左右说：“刚才在我旁边的人是太尉李德裕吧？他每次看我，我都不寒而栗。”
李德裕曾在文宗朝和武宗朝两次为相，共7年有余。尤其是在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裁抑宦官，讨平藩镇，击破回鹘，使会昌政局为之一振，“王室几中兴”。史家因此赞誉李德裕为“唐中世第一等人物”，是可与姚崇、宋璟并肩而立的贤相。
这样的能臣，在新皇帝唐宣宗的眼里，却是让他不寒而栗的人物。
即位不到一个月，唐武宗还未下葬，唐宣宗就将李德裕外放为荆南节度使，李德裕所提拔的一些官员也纷纷落马。唐武宗下葬后，李德裕又被贬为东都留守。
大中元年（847年）二月，再次将李德裕由东都留守贬为太子少保。同年十二月，李德裕被贬潮州。
在大力贬黜李德裕的同时，宣宗又大力提拔被李德裕赶出朝廷的牛党等人，最后宣宗与牛党大臣团结一致，将李德裕直接贬往崖州。
就这样，李德裕一贬再贬，直到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凄凉地死于崖州。
以拿李德裕开刀为开端，唐宣宗对武宗朝的一切政策，不管好坏都进行反对。行动之快，基本上没留下缓冲时间。
有地方献给李忱一支女子组成的歌舞乐队，其中有位绝色佳丽被李忱收入后宫加意宠幸。一段时间之后，李忱认为这样下去会重现玄宗朝的故事，于是把这名女子召到跟前对她说：“我留你不得。”左右奏道：“可以将她放出宫。”李忱却说：“放她回去，我就会想念她，不如赐给她毒酒一杯。”一名国色天香的女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宣宗的行为简直称得上恐怖。
武宗朝实行裁汰冗官政策，削减了一些州县官员。这本身是一个好政策，但唐宣宗不能容忍，他继位一年后，武宗朝裁减冗官的州县又增加了380多名官员。
灭佛是武宗朝非常重要的国策，从客观结果看，这一运动有利于释放社会劳动力，减轻百姓负担，增加国库收入。但唐宣宗上位后完全反其道而行，原先被摧毁的寺庙纷纷复建起来，被用于铸造钱币的钟罄、佛像，又重新回铸成钟罄、佛像。晚唐的佛教政策表面是宗教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唐宣宗对武宗灭佛的矫枉过正，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困境。
宣宗尽反武宗之政，主要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拨乱反正”的合法继承人形象。
宣宗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树立自己统治的正统性。
宣宗极力渲染自己与唐宪宗的父子之情，甚至将唐宪宗神化，连选取宰相都要在宪宗的牌位前祷告。通过这拨操作，向朝野宣示自己的皇帝身份是直接继统于唐宪宗，具有十足的正统性。
武宗生前有五个儿子，但是史书上只有他们的姓名和封号，事迹以及薨年全无。武宗的儿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最大可能，就是宣宗为了保证自己的皇位万无一失，对武宗的后代下了黑手。后来唐朝的皇位一直在宣宗一系流传，唐朝的后人也不敢对这一事件进行过多的探究与宣传。
在宣宗看来，穆宗是弑父上位的，他和他的三个儿子的统治都不具备合法性。唐宣宗因此指使下人将穆、敬、文、武四朝定性为“伪朝”，一度要把这四个皇帝赶出太庙。但因为这个认定波及面太大了，你想一个王朝四个皇帝、接近30年，突然被宣布处于伪朝统治，这对朝臣、对社会的冲击有多大？所以唐宣宗对于穆宗是逆党、四帝是伪朝的定性，最终未能获得群臣的支持，只能不了了之。
在此情况下，唐宣宗就通过尽反唐武宗之政的做法向朝野宣告，他要把穆宗以来的“伪政”通通纠正，这样他就可以将自己摆到对李唐王朝具有拨乱反正之功的位置上。
但是问题出现了。
如果唐宣宗反的是穆宗、敬宗或文宗朝的人事和政策，那或许是好事，因为这几朝均无大作为，反着干，兴许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偏偏唐宣宗接任的武宗朝，在权相李德裕的支持下，政治上多有改制和作为，取得了不俗的政绩，现在他为了反对而反对，出于树立正统性而反对，结果只能在政治和经济上开起了倒车。
关于宪宗的死因，现在都没有得出确定的答案，有的说宪宗是因为晚年服食金丹中毒而死的；也有的说宪宗晚年对宦官动辄打骂，结果宦官陈弘志不堪忍受铤而走险；还有的说是郭太后和穆宗指使宦官做的，反正一直没有定论。
唐宪宗死后，穆、敬、文、武两代四朝统治天下20多年，基本确立了穆宗一房为李唐皇室正脉的地位。
宣宗当上皇帝后，他的妈妈郑氏由叛贼的侍妾变成了皇太后；但是郭太后的存在让母子二人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首先郭太后是宪宗的元妻，在天下臣民看来，郭太后所出的穆宗一系是宪宗的嫡系，郭太后是正统的象征。
其次郑太后曾是郭太后的婢女，这件事无疑是郑太后心中的一根刺，即使她当了太后也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侍奉郭太后的日子。
最后宣宗继承的是侄子的位置，从名义上来说，郭太后还是太皇太后，比其母郑太后要高一个辈分。
可以说郭太后的存在使宣宗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她存在的每一天都是在提醒宣宗其来位不正与正统性不足，并且郭太后作为郭子仪的孙女，身后的势力也不容小觑。但是神奇的是，宣宗即位的第二年，郭太后就离奇地去世了。并且在她去世的当天，郭太后曾试图跳楼自杀，但是被侍女拦了下来，随后侍女将情况汇报给宣宗，宣宗大怒。紧接着郭太后就“暴崩”。
事实上宣宗对于郭太后十分不友好，几乎在慢慢消耗郭太后的生命。郭太后死后，关于其祔祭问题再次引发朝廷上的争论，宣宗坚决不允许郭太后陪葬宪宗，其原因便是如果郭太后陪葬宪宗，那么等于是在承认穆宗一系的正统性，并且郑太后也无法陪葬宪宗；只有郑太后陪葬宪宗，宣宗一系才能成为当之无愧的宪宗嫡系。
郭氏一生历经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以及唐宣宗七代帝王，其中五朝居皇太后或者太皇太后之位。她完全可以效仿武则天称帝，但是为了郭家的名誉，也为了大唐的江山，郭氏并没有这么做。
郭氏为大唐王朝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她足以名垂青史，成为千古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