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三章 发聋振聩说新声
结合大家的意见，花两天的时间，向河渠连写带修改，写成了《关于要求依法保障退休生活的报告》，电话告诉朱世泉，回话让带文稿去他家让他看一下再打印。问什么时候去？说是下午五点，那时间朱世泉正好从牌场回家。
而今的中国，无论城乡下午打牌成风，尤其是年老的、留守的人们，从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五点，都在牌桌上鏖战。象向河渠“笔砚诗书为活计”的已极少见到了。今日巧了，向河渠刚到路口，朱世泉从西边过来了，一见就说：“你倒准时？”向河渠笑着说：“凑你下班嘛。”两人一前一后向朱家骑去。
用练习簿写稿写惯了，尽管誊写到信纸上，字依然小，且靠在一起，让将近七十岁的朱世泉看起来有些吃劲，再加上在文章里用上诗词，更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审稿时难免皱起了眉头。向河渠知道原因，笑着说：“我写的字小，你看不清楚，让我来念给你听。”朱世泉放下稿子，向河渠边念边讲解，老朱的爱人也从厨房出来，倚在门边听着。
向河渠念完了，朱世泉说：“我觉得你在突出十七号文件方面写得很不够，我们的重点是跟村干部比，凭什么他们能拿补助我们就没有？”接着他又把不知说过多少遍的理由一五一十地从头说了起来。尽管向河渠已听过多回，在他们过去的向上反映的材料中也看到不少类似的理由。他知道这些理由没有用，仍然耐心地倾听着。
他有些惋惜这批同事至今没能取得关键性胜利就是抓不住突破口，会上会后已不止一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还没转过弯来。这次全员会上又已详细地讲了，当头头的还是抱住老观念不放，难怪进展缓慢呢。不对，不是进展缓慢，而是停滞不前。不解决头头的观念问题，怎么带动大家？
但他又知道要扭转老朱的观念，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其中重要一点是让他乐意听。而要让他乐意听，就必须尊重他，因而虽然不赞成老朱的观点却还耐心倾听，直到朱世泉说完了，才说他的意见。
向河渠请朱夫人也坐到桌边来，重新将文稿连念带讲说了一遍。然后说：“国家颁发的《信 访条例》就是信 访的法律。上面有规定，大概是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说信 访的事由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据的，做好解释工作。什么意思？就是做做你的思想工作，说明没有法律依据不予处理。
村定补干部有十七号文件作依据，十七号文件是依据省、中央 文件制订的。企业干部没有省和中央 文件作依据，与村干部不好比。你理由再充足也不行，这是法律规定，无论服不服都要记住这一点。
十七号文件作为说理时的内容以增加同情感，但不是解决问题的依据。不用法律作依据，你有一千条理由一大堆事实都没用。那怕是上法庭，也是以法律为准绳。法治，法治，一切要靠法律来治理。
我在材料一开头就用诗词来写，用意也在用‘宪法扯蛋，上头说了算’来引起领导的注意，不是卖弄文字。‘宪法扯蛋，上头说了算’在大力推行法治的今天，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活动从小处说在争取我们的合法权益，从大处说，在维护宪法的尊严。靠什么去夺取胜利？是比照十七号文件还是依靠法律？你当负责人的无论如何要把握好。活动成败的关键也在这里。”
朱夫人说：“我是听清楚了，老向说得完全对，要靠法律。你们这么多年总是十七号文件十七号文件的，能有什么用？不要钻牛角尖，死脑筋，要转弯子。”朱世泉想了想，说：“好吧，你去打印，后天开个代表会讨论通过一下材料。”
代表会在老阮家召开，还没吃早饭，老阮就打来电话，要向河渠七点前赶到他家，张炳祥有事只能会前先看一下材料。向河渠答应了。
张炳祥看了材料，说写得好，认为尤其是《青玉案》词写得好。一首词就将现状全部作了概括，不容易；用蜂和蚕来形容我们，也非常恰当。
老阮说是不是太文了点儿？张炳祥说：“文章是写给中央、省、市领导看的，不文，正好。尤其是要让镇和市里明白我们是不容易被打发的。哼哼，他 娘的，不对劲的话，也得让有些人知道知道厉害。”
向河渠不理解张炳祥的意思，望望老阮，见老阮也很迷茫。张炳祥笑了，他说：“我写了个材料，打算附在上 访信的后面向中央举报，将这批混蛋拉下来或者赶跑。”说罢就从外衣袋里取出两张纸递给老阮。
向河渠心中一愣，听冯友才讲，张炳祥也是镇上特别关照的企干之一，除二百五外，还以调解员的名义拿四百块一个月。怎么倒要举报呢？难道镇上的头头有什么事刁难他了？举报与争待遇可是两码事，不能混在一起。
正想着呢，老阮将看完的材料递了过来。向河渠一看，材料叙述了一些现象，算不上什么过硬的凭据，虽然牵扯到头头的某些亲属的生意，也只是现象。从这些现象查下去，能不能查出个什么来，也是说不清的。不过不管说得清说不清，好象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没有什么关系，他基本不感兴趣。于是表态说：“举报事与信 访事不能混在一起。如果一同寄出，容易让人觉得我们在泄私愤。因为镇政府没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就钻洞挖眼地搜集材料举报，让人产生厌恶感。”阮志清说：“我赞成老向的看法，不能混在一起，要搞也是单独进行。”
张炳祥说：“哪好吧，材料放在这儿，我确实有事要先走一步，再见。”说罢起身下楼而去。
听着张炳祥下楼梯的声音渐渐消失，阮志清说：“他的举报目前不适宜，不过逼急了也可以借此吓唬吓唬他们。不解决我们的问题，谁也别想安稳无事。”向河渠觉得老阮的主意不见得没道理，就附和说：“你说得对。要他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凭什么？假如不关他们的利害，才不管你的死活呢。要让他们感到解决我们的问题对他们的好处在于记他们的情，帮他们消除不稳定因素。不帮我们解决，说不定我们就是不稳定因素。只是这一想法只能是你知我知，不能扩散，连张炳祥也不宜透露。”阮志清说：“就按这个主意办。我且先收起来，什么人面前也不说。”随后拿起材料向卧室走去。
代表们听向河渠边念边讲解了上 访信的内容，纷纷说好。朱世泉担心有些话文了点，人家能不能看得懂？向河渠笑着说：“当今的领导基本上没有大学以下水平的了，看得懂的。不是有意要揣文，而是这样说容易震撼人心。你想想，当年我们是那样地为社会作出贡献，而今‘创业老儿谁还念？退休生活？宪法扯蛋，上头说了算。’在大张旗鼓地推行法治的今天，宪法都抛开不理，还推行什么法治？蚕老了茧成了，遮不了自己的身体，采来百花酿成蜜，蜂儿却饿着，是什么事啊，你的心会不会受震动？”
常伯仁说：“我看这篇文章是写得不错，不过也有不足的地方。要将我们当年填补了工业空白，安排了大批剩余劳动力，不算沿江、长青沙，仅我们滨江最多时职工近五千人，这个功要摆；还有历届党政领导都表态与村干待遇等同，现在却不算了，这一点也要写进去。你再仔细看看我和老张写的那些材料，从中找些有用的东西加进来，就行了。”
阮志清说：“你写的个别单位投保的钱被追回这句话，要改‘个别’为‘有的’，被追回前面加个‘迫’字。事实上汇出去了，谁愿追回？加个‘迫’字好。”
谭建说：“最后一段写的略有保障，那个‘略’字不怎么好，改成有所保障；退休干部前面加上全体两个字。”
长青沙的代表说：“要求同村干一个标准也要写上去。”
朱世泉说：“那个‘最过硬’的依据，最过硬三个字不要用。”
耿正芳说：“要写上多年来我们不断申诉这句话。”
......
除冯友才一言不发外，几乎人人发了言，这说明代表们是认真听仔细想了的，向河渠很高兴：终于大家意识到要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仅仅寄托于领导的同情和善心了。
法律在当今社会里是最为可靠的安家立身过日子的靠山，而良心、道理都退到次要位置上，这不能不说是让向河渠感到悲哀的现象。有什么办法呢？他只是一个穷书呆，一个最下层的失地农民、离了职的被遗忘的草民。对，草民。
他在打印稿的反面记下了各人的修改建议，见各人都说得差不多了，冯友才还没开口，于是说：“冯厂长，你的看法呢？”
自从自己参加活动以来，冯友才一直不怎么活耀。向河渠尽管了解他的思想状况，谅解他的处境，但也不愿看到他从此沉沦下去，被人们看不起，被排斥在活动队伍之外。
毕竟这场活动是他发起并组织大家干起来的，能拿到二百五，他的功不可没。因而努力拉他重回到队伍中来。上一次参加全员大会，担心他不去，特地赶到他家，陪他一起走，会上提醒他发言，今天也是基于同一目的。
他跟冯友才讲过：“你之所以受到镇上的特别关照，主要因为你在同伙中有号召力、有影响力，假如你一直退缩下去，慢慢地没有了号召力、影响力，镇上感到你没用了，还会特别关照你吗？”冯友才说他知道这一点，会注意的。今天的会议是讨论上 访信草稿的会议，大家都发言，他怎能不开口呢？于是提醒了一句。
冯友才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感到说得都很好。过去我们忽视了法律，以致难以再向前，现在老向提出了以法律为武器，我觉得说在了点子上。在法律方面我差不多不懂什么，说不出的什么好点子，所以没发言。只要用得到我的地方，决不会推辞的。”
常伯仁说：“老朱，写文章是个细活儿，急不得，我提议给他十天时间。我有很深的体会，好不容易写出来了，看着看着，觉得不满意，重写。有时整半天的不知怎么写才好。
你老向不比我们，我喜欢打牌、钓鱼，不喜欢看书动笔，你正好相反，还写小说。这件事你就多辛苦些。从今天打印的材料看来，修改后不用再讨论通过了，因为已经写得不错了，再改一改，肯定错不了。”
向河渠说：“谢谢你的夸奖。今天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好，我一定尽心尽力地写好它，决不辜负大家的希望。十天用不了，三天，最多三天吧。”
说是最多三天，实际当天就写好了，第二天按朱世泉的吩咐在打印前送去给他看一看。这一回他没有再说一个字的修改意见。说真的，凡读过这份上 访报告的人极少不为之感动的，是啊：
“当年壮志冲霄汉，显身手，长江畔。白手起家浑是胆。家无暇想，积产亿万，市县赢来赞。”那年头临江县南三社的乡镇企业是何等的红火？钢厂，全县唯此一家；水泥厂几可与县水泥厂比高下；生化厂粗品生产车间遍布大江南北六县七十多个乡镇，职工工资高的不低于乡党委书 记，当三层高的生化大楼八零年就在沿江大地上建起时，这沿江第一楼赢来多少人艳羡的目光？向河渠还记得县委副书 记八一年在生化厂召开的南片工业管理现场会上的赞扬：“一个生产、工作人员近千人，活动范围南北东西纵横百余里的厂子，定职干部只有三人，这是不是个奇迹？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甩掉了严重亏损的老厂，建成被称之为临江明珠的全行业第一的生化厂，应不应该值得大家学习”
可如今呢？不说自己几乎得不到身份的认可，就是已认证了的又如何？
“而今江城春光灿，宝马香车楼台遍。创业老儿谁还念？‘退休生活？’宪法扯蛋，上头说了算。”真滑稽啊，那么有名的生化厂，他这个创办人却在企干排名时被漏落，申请入围时还得过关过卡，这是自己一人的事情，不去说他了。可整体又怎样？四月二十日的报告上黑字白纸抄录的五条法律条文和据以论证的该依法保障退休生活的结论，仍以“缺乏政策依据”为由拒绝。
宪法，宪法啊，那可是最过硬的依据，你还要什么依据？难道宪法还抵不了上级三指宽的纸条？
“想当年，我们这些农村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吃尽了千辛万苦，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创办了钢铁、水泥、纺织、化工、建材、建筑等等各具特色的镇办企业，有力地调剂、补充了当时国家工业发展中的不足部分，不少项目还填补了省市工业中的空白，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半壁江山。在水泥仅60元一吨的年代里率先迈入亿元镇行列，为今天滨江镇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提供了离地不离家的出路，显著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为滨江镇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那时候的历届党政领导常爱在会上对我们说‘滨江人民忘不了你们。’谁知改制一声令下，为企业奋斗了几十年的我们，从朝气勃勃的知青变成头发花白的我们，却只好拍拍屁股离任。就象古诗中所说的‘蚕老茧成不庇身，蜂饥蜜熟属他人’，白白辛苦几十年，竟成了被遗忘的人群。”
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呀，为生化厂的创建、发展、巩固和振兴，自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倒象白居易诗中的二虫是“虚苦辛”啊。
“广播电视里、大会小会上到处都在宣传公平公正。想当年党政领导宣称村干与企干平级，待遇同等，事实上两方干部平级调动也是常事。可如今村干已拿到五六百元一个月，缓解了老年生活的后顾之忧，企干却没有一分钱的政策性补助。
当然村干有县2007年17号文件为依据，企干没有。可就在17号文件里也规定村干到企业任职的工龄与任村干工龄合并计算，这就表明在文件制订者心目中村干、企干是同等对待的。既然如此，有权制订17号文件的领导们能不能也为企业干部制订个文件，将这政策缺失的地方补一补，也让我们体现一下党的阳光的温暖，体现一下待遇的公平公正呢？
如今凡在农村服务过的，如村妇女主任、赤脚医生、赤脚兽医、放电影的，当了几年民办教师的都有各自的归口部门为保障他们的退休生活采取了措施，只有我们因改制而乡镇企业局不存在了，就成了没娘的孤儿，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呢？”
当写到这一节时，向河渠自然而然地想起他那份《行政复议申请书》和接下来参加的那个类似文革的批斗会。几十年的坎坎坷坷，他早知道公平公正是很难很难实现的，不用说村干、企干毕竟是两条战线的干部，待遇不会一样，而他要求与其他企干同时享受同等待遇还办不到呢。主管不想给你公平公正，你的理由再足也得不到。唉——，公平公正在哪儿呢？通过抗争能争到吗？他有些茫然。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要坚持鼓动大家斗下去，因为这不仅仅在为他。
“我们这代人对党政领导的话总是深信不疑的，现在看来好象有些傻了。改制前我们还当权时，对照有关文件，准备投资养老保险，镇政府不批准。记得党政领导或在会上，或在与我们谈话时都说：要顾全大局，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加快发展步伐，还在千方百计向社会集资，哪来的资金搞养老保险？放心吧，锅里有了碗里自然有。你们作出的贡献谁都看得见，养老问题不用担心，滨江人民忘不了你们。有的单位投保的钱已汇出去了也被迫追回。谁知改制端掉我们的锅，碗里自然也就空了。‘蚕老茧成不庇身，蜂饥蜜熟属他人’这苦向谁诉？这冤到何处伸？”
在修稿中加上“我们这代人对党政领导的话总是深信不疑的，现在看来好象有些傻了。”时，心里确实是别有滋味的，倒不是因为自己就是这类傻子中的一个而后悔，而是为党为国在担忧。什么时候党政领导的话才能重新让人们深信不疑呢？没有这一条，要让大众一心一意跟着党和政府走，可就没有那么容易呀，我的天！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向党和政府申诉着，4 月20日我们再次向镇政府呈送《关于恳请保障退休生活的报告》（全文附后），过了二十多天后得到的答复是‘同情你们的遭遇，现在的每一项支出都必须上级批准，你们的问题缺乏政策依据，难以处理。”真的没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作依据吗？给镇政府的报告中其实已提供了，现再概括报告如下：
《宪法》‘第四十四条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国家和社会的保障。’我们认为这一条是保障我们退休生活的依据，因为：
我们属于宪法所指的退休人员。 乡镇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组织，依据《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应归入‘企业’一类；依据1991年国发33号文件第十二条的规定，乡镇企业包含在‘企业’范畴内。依据1978年国发104号文件《关于职工退休退职的暂行规定》，我们属于退休干部，因而我们是宪法所指的退休人员。
我们的退休生活应由镇政府给予保障。理由之一是改制时企业资产收归镇政府，镇政府不能只要资产不顾人；理由之二是镇政府不让我们投保才使我们失去退休生活保障的，镇政府应承担这个责任。”
对于法律的作用，向河渠一向是深信不疑的。从古至今法律都有致高无上的权威，尽管某些昏君、坏官有践踏法律的现象，但终究是少数，而且多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而今的社会虽有诸多不如意处，毕竟依法治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虽说法与法之间可能有抵触的地方，可我们依据的是宪法，是母法，其他法律即使与它有不一致的地方，也得以宪法为准，对此他充满信心。
当然也不抱幻想，不指望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下，滨江镇政府会依法解决问题。你想想，五条法律原文照抄，写在报告中，居然说没有法律依据。不，不是没有法律依据，而是没有上司的点头。或者说是对他们没有好处。
假如没有法律依据就不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有的村组居民先按社保标准拿钱，等批下来后再办正式手续的事又怎么做得出来的？
正如他在陈卫国嫌口气硬的那份废弃不用的上 访信中所写的“没有上级的指示，他们不敢依法行政，因为能不能当这个官、当多长、能否往上升，不在于他们能否依法行政，而在于能否取悦上级？法治，法治，谈何容易？其实仰上级鼻息的又何止是乡镇这一级？”
正因为“宪法扯蛋，上头说了算”他才主张向省里、中央寄上 访信。他坚信中央领导要是能看到这封信，肯定会支持这一依法争取合法权益活动的，因而他在收尾时写的是：
古人说：“‘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庭，偏照破亡屋’以此心治天下，无不可治之事。”盼领导能于百忙之中照一照我们这些被遗忘的人群，以使我们的退休生活有所保障，则不胜感激之至。”
现在的问题是当年的知青、今日的领导能不能看到这封信？假如不能看到，接受这封信的人将会怎么想如何做呢？
他感到在信 访件前有必要再写封短信给收件人，力促收件人将信呈送给领导。这封信该怎么写呢？向河渠背着双手在房间里转开了圈子。
按常情推测，收信的工作人员及部门主管一般会见信往下转，省事也省心。因为《信 访条例》第四条明文规定“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滨江镇群众的信 访事项当然归滨江镇管，无须呈送本级政府首脑。批转下去省事，呈给领导是要担风险的，不是什么事关身家性命的风险，而是如果领导感到没有什么价值，就会认为你见识肤浅，不能担当重任，那该多冤？
而且一般说来信 访件都是说的信 访人的利益，能有什么参考价值？
因而差不多都不再往上呈送，除非对他有好处。远在数千里外的滨江镇企业干部能给他什么好处？要是能让他感到信 访件事关大局，也许就会往上呈送了，因为假如领导重视了，他的转呈未尝不是功劳。可如何让他感到这封信的重要呢？他将念头转到了论证信件的重要性方面。
短信的一开头就以一首仿《青玉案》作为开场白，词云：
“谨呈上 访案一宗，借纸笔，诉曲衷。企干老来如二虫。宪法扯蛋，唯命是从，法治恐是梦。 抹去我的掘井功，言而无信他从容。青云直上春意浓。苦了大堤，蚁掘窟窿，能不鸣警钟。”
接着他写道：“本不该将此事捅到北京来，但考虑到窥豹一斑，也许对指导全局有些意义。比如乡镇企业是那个时代中的一支重要经济建设力量，被中央称之为农村的半壁江山，还为此专门立了《乡镇企业法》。走在全县全市前头的滨江镇尚且遗留这种问题，其他地方有没有？该不该象对村干部、退伍军人那样有个政策性的关照？
比如明明对得上宪法第四十四条这个大法，却要等上级的指示，这种有法不依，上头说了算的现象能不能借此事触动一下？
为此，假如您直呈总理亲阅，让高层领导能了解下情，从而采取一些措施，是不是为依法行政这一治国大计做了一件大好事？
如果能这样做，不惟我五十名老人及其家属会感激不尽，说不定会惠泽万民功德无量呢。”
不知别人看了上 访信感觉如何，向河渠自己感到只要是个有血性的人，就应当受到震撼。到目前为止，凡看过这封信的人还没有一个不为之感动的。只是这封感人至深的信能感动当权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