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13日
上午召开了第一季度减刑大会，别人给减刑了我倒心里觉得踏实，可姜歪子减刑回去了，我的心里彻底失衡了，很多人也为我没能第二次减刑感到不解和不平。
“这一年多来你玩错了，你在场基干得好，是你的改造成绩，也是你改造的失误。去年一年你为中队省下来二十二万，就不应该省。把你省下来的东西都倒腾出去，二十二万就是倒腾出来十万块钱，你拿出五万送礼给干部，你看你这次能减刑不？王新就是很好的例子，听说第二季度给王新报上去了，七、八月份就回家了。”不仅是宁国一个人向我这么说，在得知我没有被申报减刑之后，很多人都这么说。
我心里不解不平的是干部，而不是某一个犯人，因为减刑与否是由干部决定的，而不是我们犯人的改造成绩决定的。
“来场基之后你就应该看出这一点，也应该开始着手为第二次减刑做准备。可你太实诚，以为有了改造成绩就能减刑。改造成绩是减刑的一个条件，但是关键还得看你对干部有没有表示。虽然你比我有文化，但在这事儿上我比你看得清楚。就我来讲，我从没有想过会第二次减刑，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那个家庭条件去给干部有什么表示。第一次减刑一般靠的是改造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干部为了安稳刑期较长的一些犯人的心理。但是，第二次减刑绝大多数靠的就是路子，谁给干部走路子了，干部就会给谁申报第二次减刑。第二次减刑，不管你条件多充足，家里不来人活动，那些条件都是白扯。我一个孤儿，没有谁为我铺路子，也就不可能干部会给我申报第二次减刑。咱们这儿不是工业单位，减刑没有什么透明度。听有人说，工业单位减刑，是看减刑条件往上顶，顶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宁国在旁边这样劝着我说，“不减刑就不减刑吧，反正你的余刑时间也不算长了，关键是你得打算着这以后到刑满这段时间该怎么过。”
其实，我也早已经听说第二次减刑得靠路子，但我一直不愿意相信，我也在一直努力着试图打破这个传说。但是，我错了，我肚子里墨水不多，但仍旧改变不了知识分子的那份死板。一年多来，我这样的努力只向我证明了一点，很多时候执法者要比法律更能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不指望第二次减刑，以后的刑期就是混着日子往前数，数一天刑期就少一天，只要自己保证中队里的劳动工具每天都有的用就行。”宁国很直白地向我说了他的心思。
余刑还有十一个月多几天，第二次减刑的希望彻底不存在了，以后的刑期只要安稳就行了，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尽心了。
赵小毛已经刑满回家了，姜歪子这又给第二次给减刑走人了，这次魏林也给减去了十一个多月的余刑，这样一来，来自我们中队三个对场基的威胁也就不存在了，这样我倒是以后可以对场基上的安全放心了些。
或许真的是给今天的减刑大会刺激了，我觉得自己今天失去了灵魂，像一个躯壳存在这样空旷的场基上，存在于这样一个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