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唐穆宗暴卒，敬宗在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扶持下继位。唐敬宗童心未化嬉戏无度，根本不把国家大政放在心上。敬宗即位的第二个月，就率领内侍往中和殿击球；越日，又至飞龙院蹴踘；又越日，召集乐工在踘场奏乐。从此昼与内侍游戏，夜与后宫宴狎。敬宗对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优礼有加；对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则不闻不问。
敬宗热爱马球的名声不仅传遍皇宫，甚至越过宫墙，传到了长安城的市肆之中。
张韶是染署里的一名役夫，专门给进贡朝廷的丝织品印染。有一个算命先生名叫苏玄明，跟张韶的关系不错。一天晚上两个人喝酒，苏玄明跟张韶说：“我给你算了一卦，你将来会坐在皇帝的宝座上跟我共进晚餐。目下正是发迹的日子，你想皇帝昼夜游猎，时常不在宫中。你现在不乘此图谋大事，更待何时？”
张韶听后大笑道：“你是卜人，我是染工，如何走得进朝门，坐得上龙廷，真正白日做梦，十分可笑！”苏玄明正色道：“我的卜课很是灵验，你不闻姜子牙钓鱼，汉沛公斩蛇吗，后来二人拜相称帝名闻古今，难道我等不及古人么？”张韶一听点头说道：“我做皇帝你拜相，一刻也是好的。”两人密谋许久后，制订了一套缜密的行动方案。
却说印染在宫中的染署进行，但是染材却要从外面运进宫中。张韶是染署的役夫，平时经常运输染材入宫，因此和守卫们混得厮熟。张韶和苏玄明私下里游说染署里的染工，许诺他们占领皇宫之后，不光能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大批的财宝可以劫掠。染工们胆小怕事，苏玄明鼓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道：“你们这些土老冒儿！即使失败了，你们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就这样，两人纠集了一百多人。张韶叫他们将兵器藏在制作染料用的紫草里，然后一行人便朝皇宫进发。
紫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最高只能长到二尺多，再多的紫草也不可能把车轮压得嘎吱嘎吱作响。一位门役生了疑心，就上来盘问。张韶本来就心怀鬼胎，一遭盘问立即惊惶失措。他忙抽刀杀死门役，接着让部众拿起武器，众人大声喊叫着向皇宫冲去。
当时敬宗正与宦官、宫女在一起踢球，忽见几个小宦官惊慌失措地跑来报告，说前边有叛乱，已冲入宫中，现在正朝这儿赶来。敬宗一听吓得面如死灰，下令宦官立即关闭大门。大门刚关上，张韶等人便搭人梯爬上围墙，并有几个人跳下墙来与禁军交战。宦官、宫女们吓得不知所措，敬宗忙吩咐侍从赶快护驾到粱守谦营中避难。当时右神策军离御寝较远，左神策军离御寝较近，随从宦官劝道：“右神策军太远，在路上怕不安全；左神策军较近，我们不如去左神策军”。敬宗一听有理，便率领随从狼狈不堪地逃出寝宫。
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听说敬宗到来后，急忙迎驾捧足涕泣，接着自负敬宗入营，立遣大将康艺全带领骑卒入宫讨贼。
小皇帝惊魂初定，忙说妈妈和奶奶还处于危险之中。马存亮立马派五百骑兵接来两位太后。李湛这才把提着的心放到肚子里。
张韶等人冲入皇宫后把禁军杀散，接着冲进清思殿。张韶见富丽堂皇的御殿光彩夺目，便与算命先生苏玄明同步坐上御榻。两人把酒当歌，慨当以慷。张韶兴高采烈地对苏玄明说：“你小子算得真准！现在我已经做过皇帝，你也做过宰相，我们可以一起出去了。”苏玄明吃惊地张大嘴巴说道：“难道你进来就是为了这个？”
张韶起座说道：“这宝座岂可长据，倘禁兵到来如何对敌？”张韶和苏玄明面面相觑。苏玄明这才发现两人的沟通出了问题——苏玄明本来想鼓励张韶干一番事业，而张韶只想与自己来皇宫吃饭！
这时马存亮已经调兵遣将，派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将军何文哲，连同闻讯赶来的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睦、将军李泳等人合兵一处，向染工们发起了最后的总攻。一百多人的乌合之众怎么抗衡得过正规军呢？三下五除二，义勇军全军覆没，张韶和苏玄明也死于乱军之中，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就此灰飞烟灭。
这晚宫门全闭，敬宗留宿左军，中外不知所在。第二天黎明，在左右神策军的护卫下，李湛凯旋还宫，然后论功行赏，论罪行罚：马存亮功劳最大，给了他二百户做食邑，梁守谦也跟着升了官；守卫宫门的宦官本来应当被处死，最后改为杖刑。
这就是著名的染织工人谋反事件，张韶为了验证一下朋友的预测，赔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本来好玩的一件喜事，最后却化成了血腥的悲剧。
敬宗时有个假太监名叫刘克明，他是大太监刘光的干儿子，凭借刘光的势力进了宫，也成了一名太监。但是他与其他太监不一样，他没有净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湛特别喜欢玩，于是刘克明就陪他玩，时间一长，刘克明就受到太子的喜爱。
得到太子的喜爱之后，刘克明开始在后宫之中呼风唤雨，宫女们知道他不是真正的太监之后，纷纷献身于他，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宫女为他侍寝，他的生活比皇帝还要滋润。李湛登上皇位之后，整日不理朝政，每天只知道游玩，对后宫的三千佳丽也不管不顾，于是刘克明不再满足于宫女，而是将魔爪伸向了后宫的嫔妃，时间一长，后宫便成了他的天下，后宫里的女人都围着他转。
后来有一次刘克明陪皇上打猎，皇上不小心一箭射在他的大腿上，刘克明假太监的身份败露，他找人一起杀死了皇帝，那个时候李湛才18岁。
刘克明杀死皇帝之后，又冒出一个更大的想法，那就是掌控朝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克明伪造遗旨，拥立当时的绛王李悟入宫为帝。两天后，太监王守澄带着大批兵马攻进了皇宫，刘克明投井身亡，绛王李悟被杀，王守澄拥立李昂为帝，即唐文宗，改年号为“太和”。
唐文宗选择用宦官来制裁宦官，，扶持另一个宦官仇士良，杀死了王守澄，其势力土崩瓦解，可仇士良又坐大，接手王守澄的势力，成为新的危害。唐文宗养虎为患。面对这样的局面唐文宗颇为无奈，借祥瑞之名召来忠于皇权的群臣及少部分兵士，再命人找来仇士良等太监。不巧的是仇士良刚好看到暗中埋伏的兵士钢刀，果断地选择挟持皇帝唐文宗，调来自己的嫡系军队神策军，命其关闭城门，屠戮朝臣，整整一个晚上，遭杀害的大臣将近一千，文武百官差不多被杀绝了。
唐文宗在位时不好女色、勤勉听政、厉行节俭，革除奢靡之风，致力于复兴王朝。但是大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人掌握朝政，唐文宗要权力没权力，要自由没自由，皇帝当得比太监还难受。
一直到临死前，唐文宗还在为皇位继承人选发愁。
他是在哥哥被杀后由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即位以来，他始终希望把皇位继承权归还给唐敬宗的长子晋王李普。可天不遂人愿，李普五岁那年因一场疾病而夭折。
唐文宗生有二子，次子李宗俭早夭。李普死后，他就只能将自己的长子鲁王李永立为太子。但唐文宗的宠妃杨贤妃并不喜欢李永，而且不断陷害他，最后李永被幽禁而死。
开成五年（840年），唐文宗抑郁成疾不能起床，他叫来宰相杨嗣复、李珏二臣，嘱咐他们辅助太子监国。仇士良、鱼弘志闻讯后立即伪造遗诏，废太子为陈王，并派出一班神策军士兵去迎接安王李溶。
这班士兵都是一些没文化的粗人，听到命令后匆忙来到十六王宅，可是却不知道迎接哪位亲王了。一群人站在王宅门口面面相觑。仇士良反应还算快，又派了一个信得过的手下追去，然而这个人是个脑子明白但嘴上讲不明白的笨蛋，到了王府门口嘴张了半天，才傻乎乎地喊出一句“迎接大的！迎接大的！”神策军听到后还是一头雾水，搞不清到底该接谁。这时王府里的安王和颖王也听到外边的喧哗，但他们在没有确定到底是谁之前都不敢贸然行动。
就在两个大男人发怵的时候，颖王妃王美人走出王府，她极其镇定地对满脑子浆糊的神策军士兵说道：“你们听着，所谓‘大的’就是颖王殿下。你们睁大眼睛看看，颖王殿下身材魁伟，当今皇帝都称他为‘大王’。你们的仇公公也和他一起喝过酒，是生死之交。拥立新君可是头等大事，你们出了岔子要被杀头的！”众人一听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这个女人说的是真是假。王美人立即转身回府，把隐藏在屏风后边的李炎推到众人面前。果然李炎高大魁梧，神策军士兵都被忽悠住了，于是立即护送李炎来到少阳院。看到李炎，仇士良恨不得一头撞墙。但现在只好将错就错，册立颖王为皇太弟。
2月10日，文宗李昂带着无限的惆怅病死于长安宫中的太和殿，享年三十一岁。
李炎生于公元814年（元和九年），二十 七岁之前，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做王爷，任凭皇位在父亲穆宗、哥哥敬宗和文宗的手里转来转去。李炎有一次去邯郸自助游，偶然认识了一位王姓歌妓。此女不仅艳惊四座，而且歌舞俱佳，李炎喜欢得不得了，当时便决定为她赎身，然后带回自己的王府。这位歌妓就是上文提到的王美人。
唐武宗即位后，对仇士良、鱼弘志始终保持“阳示尊宠，内实嫌之”的态度，遇事对仇、鱼二人言听计从，但一直憋着报复之心。
仇、鱼二人为了将自己的“从龙之功”扩大化，又向唐武宗翻起文宗朝的“陈年旧账”：据说除了陈王李成美曾被唐文宗定为皇位继承人，唐文宗的宠妃杨贤妃也曾选中一个继承人，即安王李溶。杨贤妃与其亲戚、宰相杨嗣复合谋，打算利用朝臣集团将唐文宗选定的皇位继承人换掉。待李溶即位，杨贤妃便可以先帝后宫之名，晋升为摄政太后，从而开启弘农杨氏外戚干权的新局面。
仇士良、鱼弘志故意提起这些旧事，无非是想拔高宦官集团的影响，打压朝臣集团。唐武宗放任宦官集团打击异己，甚至将唐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李溶等潜在的政 治对手全部赐死。
有些人看不惯唐武宗的“倒行逆施”，谏议大夫裴夷直冒死进谏称，现在唐朝的国家体面要紧，陛下宜“速行丧礼，早议大政”。先办完先帝唐文宗的丧仪再说，不必如此着急进行打击报复。
然而，唐武宗还需要利用仇士良等人来增加自己的威权，又怎会听进裴夷直的逆耳忠言？
于是唐武宗说他党附杨嗣复，将他贬为杭州刺史，随后又贬到荣市安置。唐武宗的表现，让仇、鱼二人坚信没有选错新君人选。
为了让宦官集团更加相信自己的无能，唐武宗又为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首领加官进爵，以诛杀异己、维护皇权有功，加封鱼弘志为韩国公，仇士良为楚国公，升任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样，原先仅为左神策军中尉的仇士良就得以凭借新职，名正言顺地统管皇宫禁卫诸军，监督检察禁军军官。
左右神策观军容使的职位听起来很“高大上”，可这些年坐在此位置上的宦官多半命不久矣。这一点仇士良十分清楚。在他之前，他的死对头、文宗朝大宦官王守澄也曾凭“从龙之功”获得该荣衔。而王守澄最终被赐死，就是由仇士良和唐文宗联手褫夺其禁军兵权造成的。
仇士良对唐武宗的任命十分惶恐，赶紧上表称病，可唐武宗却尽力表现出一副无知的面目。他白日里与道士们讨论玄学、研究长生不老秘术，晚上则抱着宠妃在宫里花天酒地。
唐武宗的放荡不羁，反倒让仇士良找不到生事的机会。
唐武宗果真擅长“捧杀”人。仇士良骤然得势后，宦官集团内部立马呈现分裂态势。
仇士良刚坐上观军容使宝座，他的死对头、大宦官、知枢密刘弘逸和薛季棱就开始计划取他性命。刘弘逸和薛季棱是唐文宗在世时最信任的宦官，他们见证了唐文宗晚年立储的全过程，也对唐武宗登基的“暗箱操作”了然于胸。刘弘逸认为发动“清君侧”取代仇士良，进而推 翻唐武宗统治，才能对得起文宗生前的信任。
于是，开成五年（840）八月十七日，刘弘逸联合薛季棱发动护灵禁军，在唐文宗的葬礼上突然倒戈，准备先杀仇士良、鱼弘志，进而废黜唐武宗。刘弘逸的计划很周密，可此时的唐武宗早已登基半年多，君臣名分已定，刘、薛意欲废立君主，显然得不到朝臣们的支持。因此刘弘逸、薛季棱等人刚动手，就被兵部尚书王起、山陵使崔郸手下的卤簿诸军所杀，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尽管这次事件并没有证据证明宰相杨嗣复、李珏参与其中，但唐武宗也把二人列为有罪之人，将他们削了相位，贬出中央，彻底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宰相职位一下子出缺两人，唐武宗自然需要补充新鲜“血液”。
晚唐时期，在宦官主政内外的同时，文官集团内部也出现了长达40年的政 治博弈——牛李党争。那时，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结成了一个专司聚拢科举人才、排斥异己的朋党集团“牛党”，他们素来与出身世家的官僚政见对立。他们利用宦官想掌权的心理与之联盟，共同对付世家出身的官僚。而世家贵族也不乏才干能臣，他们如法炮制，效仿“牛党”成立“李党”。两党政争形同水火，为此，唐文宗在世时曾无奈地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杨嗣复、李珏正是“牛党”的骨干。史载，杨嗣复作为权德舆的门生，多年来与牛僧孺、李宗闵“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他们的去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表庶族利益的“牛党”。所以唐武宗顺势邀请“李党”党 魁李德裕回朝任首席宰相。
令仇士良、鱼弘志没想到的是，李德裕此番回朝，要的不是“牛党”的命，而是宦官的权。
开成五年（840）九月，李德裕回朝拜相。这是他第二次位列百官之首。在此之前，他早于唐文宗时代凭借治理西川之功，得宰相裴度推荐主理凤阁。后因其为人正直，得罪了文宗的亲信大臣李训、郑注等人，遭贬外放浙西，也由此因祸得福，躲过了“甘露之变”的冲击。
李德裕向来敢于实话实说。此次回朝之初，他针对唐朝政局对唐武宗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一，要“使政在中书”，保证三省的宰相能像过去一样各司其职，避免“政出多门”，防止宦官干政；其二，朝廷所选用的宰相，必须是“正人”，这样才能“使贤者得尽其力”；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无论何时，唐武宗都需要对他保持十分信任，要“使君臣无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谗邪乱政”。
李德裕的一番话，如明灯般为渴望集权的唐武宗指明了道路。但不得不说，这或许只是李德裕这位朋党首相的自我标榜。因为在此之后，借着维护皇权的名义，李德裕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又与大宦官、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搅和到了一起，大肆任用“李党”成员，打压“牛党”，打压科举。
面对李德裕的行径，唐武宗并未阻拦。在他看来，只要能收拢皇权，委政“李党”也并无不可。
李德裕没有辜负唐武宗的信任。他上任后立即以宰相为中心给“三省”加权，同时发挥“李党”的作用，在朝中培育自己的势力，为日后从宦官集团手中夺权奠定了基础。仇士良等人初时并未在意李德裕的回归和把权，毕竟无论牛、李谁上台，宦官集团都是文官集团内部夺权时最重要的“外援”。只要有共同的利益，敌人也能成为朋友。
可仇士良逐渐发现，唐武宗对“李党”的信任已经远远超越了“利用”。
唐武宗性喜行猎游宴，即便成了九五之尊，依旧保持与武士角力的习惯，并常常邀请长安城内的地痞无赖进宫，与自己谈天说地。这在仇士良看来，正是皇帝玩物丧志的表现，是好事。然而某次唐武宗自泾阳县打猎归来，因为回城时间较晚，被出身“李党”的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堵在紫宸殿内。唐武宗不但不生气，事后还专门找到李德裕等宰相，对高、郑二人大加赞赏，请李德裕多推荐一些忠直之臣入朝，好让自己效仿唐太宗。
唐武宗如此大反常态，仇士良等人看在眼里，终于意识到，李德裕的出现使得宦官们正在失去皇帝的信任。
仇士良当然不甘失败，很快，“机会”来了。
会昌二年（842）四月，群臣倡议，给唐武宗上尊号。这在唐代属于皇帝加强皇权的大事，所以唐武宗钦命李德裕主理尊奉事宜，并令仇士良安排神策军负责安保工作。
按照惯例，给皇帝上尊号，需要提前准备敕书，并在典礼施行当日大赦天下。不知道是不是仇士良的故意安排，神策军中却传出一条小道消息，称宰相李德裕与户部、度支使等商议，即将于下一年度削减神策禁军的衣物和军饷。该项旨意内容将在皇帝大赦当日随敕书一同发布，昭告天下。
神策军本为西北戍边部队，因安史之乱后禁军溃败，才得以凭借卓越的战斗力从野 战军逐渐升格为长安禁军，并借助强大的军势，震慑各地不臣的藩镇。为此自唐代宗起，犒赏神策军、笼络军心就成为每任皇帝登基后必做的大事。
小道消息把李德裕描绘成离间皇帝与神策军关系的“佞臣”，引起军中将士骚动。仇士良见机赶紧向神策军传话，称此消息若属实，他必将在典礼当日带领众将士讨回公道！仇士良胸中想必又燃起了废立皇帝的热情，可这回还没等他准备好一切，神策军就收到了宫中的旨意：“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简短的十三个字，唐武宗既表明了自己支持李德裕的态度，也在神策军中彰显了自己有担当的形象。
当然，这道简短的圣旨还间接剥夺了仇士良控制神策军的权力。
不得不说，唐武宗这波“一石三鸟”之计用得实在高明。经此事后，仇士良威信尽失，不久后便称病致仕，退出朝堂。
仇士良走了，唐武宗终于可以做回真正的皇帝了。
他和李德裕都期盼唐朝“中兴”，可在晚唐波诡云谲的政局里，除了宦官干政，藩镇割据也是一大“毒瘤”。
会昌三年（843），潞州（今山西长治）传来异动。就在唐武宗集中精力对付仇士良时，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了。
刘从谏是前任昭义军节度使刘悟的儿子，早年随父起兵斩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后来刘悟得朝廷嘉奖，当上昭义军节度使后，他又帮乃父经营藩镇，并在刘悟去世后，效仿成德、魏博、幽州军镇的世袭制度，自领留后，自掌兵权。刘从谏向来与宰相王涯交好，在后者的影响下，他前半生忠于朝廷。但自从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将王涯列入郑注、李训一党杀害后，他便彻底与朝廷为敌，临终前还特地嘱咐侄子刘稹继承昭义军祖业。
刘从谏死后，刘稹秘不发丧，自立为新任昭义军节度使，并派人前去长安求唐武宗派御医。同时逼令监军宦官崔士康向朝廷奏报刘从谏病重，要求朝廷准许他自领留后，管理藩镇的日常事务。由于刘稹使用的这一套“方案”，刘从谏当年自领昭义军节度使时也用过，因此，朝廷很快意识到昭义军镇有变。
唐武宗当政时期，藩镇节度使但凡有独立之心的，基本都已独立。像刘稹这种铁了心要割据一方的，只要唐朝皇帝点头，一切都水到渠成。可这回唐武宗想硬气一把。
接到朝廷的奏报后，唐武宗假装不知刘氏家族的别有用心，先派宦官解朝政带着御医前去问疾，过几日再就刘稹升职加薪一事给昭义军发圣旨：“（朕）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洛阳）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这下，可把刘稹整不会了。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造 反之心，只不过想借伯父刘从谏之死尽快完成昭义军节度使一职的内部传承。他也料定唐武宗会像中晚唐其他文弱的皇帝一样，只是派宦官过来走走流程、意思意思，就承认了既定事实。可他却没想到，唐武宗这回做了两手准备。
解朝政还在路上，唐武宗又派了一路特使直赴潞州。到了地方，特使当着军中将士的面，宣读唐武宗圣旨，要求刘氏众人随刘稹入京觐见。刘稹尴尬极了，他不敢“受敕命”，又不知如何圆谎，便只能将特使晾在营外。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对于刘稹而言，拥兵自立反倒成了最理性的选择。
问题又抛回给了唐武宗。说实话，要不要围剿刘稹，他也没有主意。此时，他手中仅有一支稍微听话点的神策军。一旦与昭义军开战受挫，不仅会让他丧失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威信，更有可能引发其他自立的藩镇对长安群起而攻之，酿成第二次“安史之乱”亦未可知。
不巧的是，昭义军叛变前夕，唐朝边境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回鹘汗国灭亡，回鹘残部内迁。
在安史之乱中，回鹘曾多次派兵协助唐朝平叛。尽管此后因为唐朝式微，回鹘曾多次借机欺负唐朝，但总体来说，对于大唐帝国的重建，回鹘算是出力颇多的族群。回鹘内迁，按道理唐武宗应该表示欢迎，可此番内迁的回鹘部落实在太多，单是主力部队就囊括了回鹘的27个部落，其中将近一半的回鹘部众都是过去回鹘汗国乌介可汗的亲属部队。他们的诉求也十分明确，希望唐武宗借兵给回鹘复国。而这显然超出了唐朝军队维持边境防务的能力，故唐武宗接到边疆的奏报后，只是派员前往边塞，招抚赈济回鹘南下各部，并规劝他们听从乌介可汗的领导。仅此而已，并未派出一兵一卒。
眼见得不到唐朝政府的正面协助，乌介可汗勃然大怒，率兵造 反。还好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出兵围剿，回鹘残部才未在唐朝边塞掀起更大的风波。
内外都不安稳，要不要出兵围剿刘稹，问题变得十分棘手。
面对唐武宗的问策，“李党”大臣虽然多数与李德裕进退一致，但在面对生死攸关的国家问题时，却都做起了缩头乌龟，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鄙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
好在李德裕坚挺住了，他向唐武宗进言道：“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
唐武宗追问李德裕，有何具体应对方案？
李德裕说，刘从谏、刘稹这套秘不发丧的操作，都是学魏博、成德、卢龙三镇独立时的把戏。眼下，只要不令刘稹与这三镇结为同盟，昭义军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接着，李德裕又给唐武宗支招，让他下圣旨公开承认三镇节度使世袭，再告诉三镇节度使，朝廷准备出兵攻打昭义，但并不打算攻打太行山以东的邢州（今河北邢台）、洺州（今河北永年）、磁州（今河北邯郸）三地，所以想请他们帮忙出兵，只要打下来，就归他们军镇所有。这样，将三地作为诱饵，他们的积极性可不比神策军还高？
尽管李德裕的方法引起后世儒士的非议，但对于当时的唐朝而言，这个方法绝对是奏效的。圣旨既下，魏博、成德两路大军就兴高采烈地开赴邢、洺，将刘稹死死地压在昭义镇中。
另一方面，魏博、成德、卢龙等河朔三镇原先就因割据而与朝廷互不对付，经过此次“合作”，反倒消除了积怨，此后，河朔三镇节度使更愿意以“听调不听宣”的形式，与朝廷维持着相对和谐的从属局面。
随着帝位逐渐稳固下来，唐武宗总算可以憧憬一下“中兴”的画面了，但长安城内却突然流传起一则奇怪的谶言，内容是：“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
黑衣者，即僧人也。“十八子”，则又与李唐国姓相合。至于“昌运方尽”，既可以看作是唐朝昌盛之国运将尽，也可以解读为唐武宗会昌时代即将终结。无论何种情况，这则谶言都预示着唐武宗的帝运将尽，佛门将有“圣天子”横空出世。
唐武宗对此惶恐不安，唐朝的寺僧们就跟着遭殃了。
会昌五年（845）四月，唐武宗下令拆毁全国寺庙。随后，他又规定帝都长安只能保留4座寺庙，每寺留僧10人，洛阳留2寺，其余节度使治州只能各州留1寺，而刺史所在州则一寺不留。全国僧尼皆令还俗，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钟磬等全部销熔铸钱，铁铸的则交本州销铸为农具。由于这次“灭佛”事件对唐朝乃至中国佛教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后世将其称作“会昌法难”或“唐武宗灭佛”。
事实上，灭佛之事并非唐武宗冲动之下作出的决定。
在“会昌法难”开始前，他就已经“偏信道教，憎嫉佛法”。早在颖王时代，他便借着宗室身份，常常跑进宫内与道士赵归真论法。那时，赵归真是唐敬宗身边的首席道士，道法精湛。即位为帝后，他又第一时间召道士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长安大明宫麟德殿）修金箓道场”，并亲自拜赵归真为师，与他“于九天坛亲受法箓”。透过这层关系，赵归真有更多的机会在皇帝面前诋毁佛教，“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每及此时，唐武宗总是点头称是，并表示：“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为了彰显对佛、道二教的一视同仁，早在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唐朝法律就有“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田二十亩，僧尼亦如之”的规定。此后，大量的人丁、土地被纳入寺院私有，直接造成唐朝税源的减少。这在太平盛世时问题不大，可唐武宗亲政时，唐王朝已被“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这三场乱象折腾得半死不活，在此情况下，削平“寺院经济”似乎也是拯救大唐的一剂猛药。
于是唐武宗推行“灭佛”政策，下诏把全国佛寺拆了。
这可把天下僧尼急坏了。在江南，有座寺庙的和尚担心佛像被毁，于是想到一个法子，他们将大殿中的佛像抬下来，加上冠巾，送到附近的道观，请道士们保管。道士们二话不说，仗义相助，将佛像暂留寺中，对外宣称这是一尊“老子像”。
不久后，道观的香客察觉其中端倪，在这尊伪装成老子的佛像旁题诗：“赤土坡头古寺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时难只得同香火，莫信他人说是非。”这是说，大家都知道这尊像是怎么回事，但仍对其照拜不误，不管是什么像，灵验就行。
唐武宗灭佛后，大量僧侣、奴婢无处可去，朝廷便将他们编回原籍，充作国家“两税户”，并给还俗寺僧提供两条出路：当兵或种田。只要寺僧同意回乡种田，朝廷便无偿给他们每人发放十亩良田，让他们按时耕种，按时交税。
“会昌灭佛”后，唐朝国库收入暴涨。截至会昌五年秋，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计税户4955151户，纳税人数比“元和中兴”时期增长了两倍多，堪称是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国力最盛时刻。
可是，谶言里边提及的“黑衣天子理国”，还是在唐武宗心里埋下了恐惧的种子。他执着地认为，黑衣天子要推 翻他的统治，前提是“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而只要他自己长生不老，谶言不就不攻自破了？
于是为了长生不老，他一头栽进了赵归真的炼丹延寿计划中。
众所周知，在唐武宗之前，唐朝历代君主普遍有服食丹药的经历。其中，太宗、宪宗、穆宗、敬宗还因服食丹药过量致死。唐武宗是宪宗之孙、穆宗之子、敬宗之弟，先帝们相继暴毙，他当然有所耳闻，又怎会轻易重蹈覆辙？
赵归真总有办法。他告诉唐武宗，仙人与凡胎不同，成仙就要“脱胎换骨”，所以服食了丹药，身体不适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