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10日
春耕编组之后，闫天又来到了场基催芽房，大哈刑满了，中队的稻芽子就有他闫天负责了。对于闫天，虽然我们是同一批来这个中队的，又是半个老乡，但我没有什么好印象，我最反感的就是他吹起牛皮来自我感觉非常了不得，还有他烂酒。尽管如此，鉴于一批来的和半个老乡的关系，我也让他入了我的伙食，添人不添菜，多添碗和筷，这一季子稻芽子之后，估计他又要回工棚了，凑合着在一起吃这个季节吧。
吃过早饭之后，随大组出工的汤干事过来通知我，要我整理整理铺盖卷儿，马上大队会有车子过来接我。我被搞得一头雾水，大队来车子接我干什么？尽管我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干部这样吩咐了，我不得不招办。
我收拾好铺盖，心里没底儿地等着大队的车子。
大队的车子很快就过来了，并且径直停到了我的门口，新上任大队教育股的朱股长从车上下来之后，向我的房间喊了一声我的名字，然后就踱步进了我的房间，看了我收拾好的铺盖，他笑了一下说：“这次大队管教股和教育股在一块儿研究决定了，让你去场部参加通讯员培训，考虑到你有这方面的爱好，又有这方面的特长。让你去参加这次培训，对你本人和你的改造都有好处。对你本人，可以提高你的写作水平。对你的改造，日后每有一篇文章见报，改造上就给你加两分，达到一定的积分之后，大队给予记功奖励，这就直接影响到你的减刑。”
减刑？我不由得不屑地一笑。
“怎么？你不相信？”朱股长怔了一下。
“我相信大队干部，可我的减刑条件已经够了，为什么就不给我申报减刑呢？大队说的很好听，去年省服刑犯人法律常识竞赛拿奖就给记功，就可以申报减刑。时间过去一年了，我的记功在哪儿？减刑又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竟然这样一下子把心里的怨气全在朱股长面前倒出来了。
“去年你参加竞赛拿了奖，整个大队都知道，可是你们中队没有把它形成材料报上去，大队也没有办法给你记功啊。现在干部没有给你申报减刑，你有没有从自身去检查自己在哪些方面还做得不足。”朱股长审视了我一阵，皱着眉头说，“去场部接受培训，是大队给你的改造任务。就你现在这个态度，可以申报减刑吗？”
是啊，我是有些地方做得不足，那就是我没有给干部送礼！
写作，确实是我最大的一个爱好。但我喜欢纯文学，对于新闻、通讯类的东西，我没有什么兴趣，总觉得这些东西有点儿替人吹牛皮脸上贴金的意思。既然朱股长说让我去参加这样的培训是大队给我的改造任务，我也只好拎起铺盖卷儿跟着朱股长上车了。
培训部设在了基建公司，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地方，就不怎么见得陌生了。进了基建公司安排的监舍之后，我发现来接受培训的犯人大多都去年来过，这样彼此间也就不显得陌生了，尽管彼此间叫不出姓名，但彼此间的脸孔还有些印象。
“你是F大队的尧克吧？这次培训你的同卷卷毛没来。”二病区的一个犯人很熟络地和我打了招呼，笑着问我，“卷毛那个人到底怎么样啊？”
我笑着向他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尽管我心里十分痛恨卷毛，但是我不能在这个二病区犯人面前说他的长短，不管怎么样，毕竟卷毛以前和我算得上是朋友，我不可能把他的长短说给他现在所在的改造单位的任何人。如果我说了，他卷毛在那儿就没法混了，谁还会愿意与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朋友的人交往？
“你们之间到底怎么了？去年我就看出来了，好像你们之间有很大的冤仇似的，几天没见你们说过什么话。到底你们是谁把谁供出来的呀？去年从这儿回去之后我问他你们之间的事儿，他说是你把他供出来的，我有些不大相信。因为我平时觉得卷毛这个人很虚伪，很虚荣。”二病区的犯人盯着我追问说。
我一笑说：“他是在四月二十六号进来的，我是在四月二十七号被抓的。”
本来我不想说卷毛什么，还想给他卷毛在他现在所在的改造单位留点儿形象。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卷毛会在别人面前为了保存自己的脸面，会这样损伤一个已经被他惨痛伤害了的朋友。尽管如此，对于卷毛，我还是没有在二病区犯人面前说得太多。
“你就是尧克？你一个同卷的在S大队，跟我一个中队，我曾经听他说到过你，说你很有才气。你的同卷判了五年，没有减刑，马上就该刑满了。”二病区犯人旁边的一个犯人与我打了招呼说，“我姓袁，现在仍在大组里。”
我看了一眼这个自称姓袁的犯人，跟我在大组时的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他叫袁柱子，被捕前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在校学生。”二病区的犯人向我介绍说。
在校读书的大学生？我不敢相信了。
袁柱子独自解嘲似的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问我：“现在还在写东西吗？其实，我也比较爱好动动笔。”
我摇了一下头，仔细地打量着这个曾经是在校大学生的袁柱子。
“要坚持写，不能间断。”袁柱子很诚恳地盯着我说，“论条件你现在比我好多了，你也知道大组里是什么日子，每天收工回来，不管多晚我都坚持写上一阵儿。你现在不在大组，时间比我要充裕。”
听着袁柱子的话，我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在大组里的那些日子，那个时候，每天收工回来，不管受了怎样的委屈和凌辱，我也一样会在上床之后写上一段时间。现在我一样在坚持着写，只是没有在大组时那样能每天坚持着写了。
“写出来的东西往外投稿吗？”袁柱子问。
我又摇了摇头。
“可以投出去试试，要不然，怎么能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水平线上呢。”袁柱子鼓励着我说，“我写出来的东西都往外投。前不久一家音像公司用了我的几首歌词，给我寄来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现在电脑在我们干部那儿放着呢，我在大组没办法使用。你也可以往这个方向试一试。”
原来我以为自己很坚强，没想到这个袁柱子比我更坚强。
或许与袁柱子有着相同的爱好，也或许因为肚子里都有点儿墨水，尽管只是这么几句话，我发现我和袁柱子之间有了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
我没有去问及袁柱子的案由，因为我知道对于还有良知的人来说，案由可能会是他一生都无法忘却而又无法直视的痛。我只是大致问了一下他给判了多久，问了与他同在一个中队的我的同卷宗的算不得朋友的朋友的情况。然后与他探讨了一点儿写作的心得和投稿的体会和方向。
由于大多数人比较相熟，整个监舍里的气氛显得要比去年大家聚到一起融洽得多，相互间有说有笑地谈论些有关改造。有关社会的话题。
袁柱子的床铺被安排得和我的床铺隔了些距离，尽管如此，似乎我们之间有些相见恨晚，可能是因为有着相同的爱好，彼此间竟然觉得心情很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