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俄国人和土耳其人缔结了和约，我和其他战俘一起被释放，回到了圣彼得堡。但正好碰上大约四十年前的那场大叛乱，那个睡在摇篮里的皇帝，随着他父母，还有布劳恩公爵、明尼希元帅以及其他许多王公大臣，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了。
这时，我决定辞职，离开俄国。那年冬天，整个欧洲冷得要命，连太阳也冻伤了，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因此，我在回国途中吃的苦头，比来俄国时要大得多了。
因为我把立陶宛马留在土耳其了，所以我不得不搭乘邮车。当时车子拐上了堤岸，行驶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两旁都是高高的荆棘树篱。我叫我的车夫吹起号角，好叫迎面过来的马车闪在一边，免得在这条狭窄的路上堵车。
车夫拿起号角，使出浑身的力气吹起来。可是，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号角吹不出一点声音来，我们感到莫名其妙。这下不幸的事发生了，不久，一辆马车从我们对面驶来，我们的车过不去了。
尽管如此，但我没有被难倒，我从自己的马车里跳下来，卸下车前的两匹马。我把马车连同四只轮子和车上的包裹一起扛到肩上，纵身一跳，跳过了堤岸和大约两米高的树篱，落到了对面的田野里。
要知道，扛着这么重的马车跳过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接着我又纵身反跳，回到路上，这时已经在那辆马车的后面了。
我又急忙走到我的两匹马跟前，把它们一只手一匹，夹在胳膊底下，又用刚才的方法，也就是先跳过去，再跳回来，把它们送到我的马车前面，重新驾好车，安安稳稳地驶到旅馆休息。我还应该提一下的是，当我第二次跳过树篱时，那匹大胆的、不过四岁的小马想胡闹，它打着响鼻，用脚乱踢，对我剧烈的跳跃动作显得很讨厌。
于是，我把它的后腿塞到我外套的口袋里，很快就叫它安静下来。在旅馆里，我们又从旅途的疲劳里恢复过来。车夫把他的号角挂在壁炉一边的钉子上，我坐在他对面。
先生们，你们猜，这时发生了什么事？号角一下子响起来了：“滴——哒哒！滴——哒哒！嘟，嘟，嘟！”
我们惊讶得张大了眼睛，但很快就找到了原因。原来车夫在路上吹不响号角，是因为声音都在号角里冻住了；现在它在壁炉旁渐渐化了冻，就自己往外飞了，又响亮又清晰，像是对车夫表示敬意。
这种真正的号角用不着嘴去吹，就能变换出最优美的曲调来，让我们消遣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听了普鲁士进行曲——《没有爱情，没有葡萄酒》、《我骑在那匹白马上》、《表兄米夏埃尔昨晚来过》，甚至还听了晚歌《万籁俱寂》。我的这篇滑稽故事以最后这首歌作为结束，我到俄国旅行的故事也到此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