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武汉后，日军多数常备与A级后备师团已经全部投入前线，但是仍然不能摧毁中国 军队主力，重庆国民政府仍然不准备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日本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直想避免的持久战深渊。
为了促成国民政府投降日本，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曾经先后三次发表声明向蒋中正诱降。1938年1月16日攻陷南京后，近卫文麿发表声明说：
“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13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帝国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以及各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方针，当然毫无变更。至昭和年间，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加重。政府期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而更加发奋。”
近卫文磨的声明没有得到中国的答复。到了1938年11月3日，日军占领武汉后，近卫文磨又第二次发表声明，声明说：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东的广州和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 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帝国深信不疑，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特别是对各盟国的一贯厚谊，深表满意。
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一 建设，是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任务。帝国必须在国内各个方面坚决进行必要的革新，以谋扩充国家的整体力量，排除万难，为完成这一事业而迈进。
政府在此声明帝国一贯的方针和决定。”
日本没有收到中国政府对近卫声明的答复，1938年12月22日，近卫文磨又第三次发表声明说：
“日本政府，昭和13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 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 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 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对理解东亚新形势，并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也不要求中国加以限制，始终只求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其理自明。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蒋中正如不接受议和条件，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
武汉和广州陷落后，日军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进攻，抗 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 民党和共 产 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兵力达14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3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 民党进行政 治诱降。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连续三次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压迫中国政府向日本投降，但是没有得到预期结果，中国政府对近卫连续三次声明都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于是日本开始寻找中国国内能够为日本效力的政 治集团。在这种大背景下，汪精卫走到了历史前台。
汪精卫是国 民党内的老资格领袖人物，曾经担任过与蒋中正南京政府对立的武汉国民政府主 席，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坐上了国民政府的第二把交椅。但是汪精卫对那个第二把交椅并不满足，一直跟蒋中正暗暗较劲。
1937年7月抗 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 席、国 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中正之下，汪精卫表面上拥护蒋中正，内心却颇为不服，现在日本连续发表近卫声明，汪精卫颇为心动，于是寻找机会暗暗与日本联络。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
到了8月3日，汪精卫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精卫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求和”、“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1937年10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汪精卫表现积极，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 日毫无热情。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精卫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精卫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 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陈璧君不满意汪精卫久居蒋中正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推波助澜，极力鼓动。陈璧君为了讨好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为了让汪精卫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就坚决主张就走。
周佛海有政 治野心，不满足于国 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佛海、梅思平请汪精卫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精卫为谈判对手。周佛海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佛海对汪精卫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精卫犹豫时，周佛海就劝说：“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
在犹豫、妥协和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和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投降日本就最终定下来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出走，潜逃越南。12月29日，由林柏生代为发表致蒋中正的电报式声明，表示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声明称为《艳电》，因29日的韵目代日为“艳”而来。电报全文如下：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 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 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 产 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 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倭国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 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倭国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倭国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 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倭国 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倭国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 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 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 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