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国 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没有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没有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没有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如果要说国 军主动撤出武汉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国共 产 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民众共同发表的《延安民众拥护蒋委员长宣言》看到它的意义，宣言全文是：
“亲爱的全国同胞们：伟大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抗战，在我全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 军民的英勇奋斗与壮烈牺牲中，已经整整地继续了十六个月，不仅给予了日寇以重大的打击，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而且在我国方面，已获得了空前的进步与成绩，奠定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基础。
最近我军自动退出武汉，乃是战略阵地的转移，不是表示向敌屈服，而是向敌表示坚持抗战的决心。因为我国抗战方针，正如蒋委员长告国人书所指示，为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唯其为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且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抗战，故必须力取主动，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割据之妄念。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战区面积愈扩大我主动地位愈坚，敌人愈陷于不利地位，所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攻、转守为攻之转机，而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强之枢纽。
在目前我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时候，却正是日寇又在政 治上指使汉奸托派勾 引亲日分子，进行分裂统一与和平妥协的活动。企图成立伪中央政府，来反对全中国人民所拥护的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的领导，竭力挑拨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竭力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达到他‘以华制华’灭亡我全国之阴谋。积极策动的时候，全延安民众认为：全民族领袖蒋委员长一年多来对于抗战于领导与坚持，是保证长期抗战与争取最终胜利的中心。我们只有遵从蒋委员长《告国人书》所指示的方针，克服困难，团结全人民力量，继续抗战，始能获得民族解放。在敌人利用伪政府来反对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来进行分裂统一破坏团结的阴谋时，我们更应该以全民族的力量，用一切方法，来拥护蒋委员长及国家的统一，我们更应该巩固全国的团结，特别是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和发挥我们的一切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停止敌人的进攻与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亲爱的全国同胞！我们应该更加提高我民族的自尊心与胜利的信心，克服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情绪，克服一切反对蒋委员长与反对中央政府的活动。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在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坚持抗战到底，坚持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最后定能达到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 主义的新中华民国。
最后我们高呼：
一、拥护民族领袖蒋委员长!
二、拥护国民政府，反对一切伪组织!
三、拥护国内团结统一!
四、拥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
五、坚持长期抗战，反对和平妥协活动与悲观动摇倾向!
六、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进攻，准备胜利的反攻!
七、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八、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万岁!
《延安民众拥护蒋委员长宣言》刊发在1938年12月12日《新华日报》四版。《新华日报》在刊发宣言的同时，还发表了通讯报道，题为《延安各界民众拥护蒋委员长大会》通讯报道，全文如下：
庄严，热烈，拥护蒋委员长大会在延安隆重的举行了。新做成的马路上，一群群拿旗子的人们活泼的走着，看着灰布军服的学生列成整齐的队伍，时而还驰过一辆才进到延安城的载重汽车。墙上贴满了标语，“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敬祝蒋委员长健康！”红红绿绿的满街飘动，那情景是紧张而又热烈的。
会场在南门外大操场，台上悬着总理遗像及蒋委员长的巨幅画像，微笑着的面容，似乎是看着台下海浪似的人群。今天到会的人超出寻常开会到会的人数，连延安周围数十里地的农民自卫军都赶来参加：荷着锄头，背着包袱，两千多人排成一个雄伟的行列。他们一走进会场，场中就响起春雷样的掌声，而他们脸上也带着朴实的微笑，多感动人呀!为着拥护我们的蒋委员长，他们跋涉了几十里路来参加这个大会。
台的右边停着两辆簇新的救护车，红漆的十字在阳光下发出灿烂的光辉。这是南洋马来亚华侨赠送给八路军的救护车，特意开到这里来参加大会，名摄影家袁牧之更来回的跑着，准备摄取这一幕幕活跃的情景。
两点半钟，正式宣布开会，由大会筹备处提出主 席团名单，经大会通过，选出毛泽 东、肤施县马县长、肤施县国 民党部王指导员、成仿吾、罗瑞卿、齐华□□人为大会主 席团。
忽然一个不满六岁的小孩出现在台上。他执着一根指挥棒，开始指挥唱歌，于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雄壮的歌声随之而起，次即全场立正，向蒋委员长肖像致敬，恭读总理遗嘱，再次即请来宾及首 长演讲。第一个被如雷的掌声欢迎上台的是毛泽 东同志，他说：
“……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劳苦功高，我们应该拥护他！现在武汉广州失守，日寇想在中国组织一个伪中央政府来反对我们的国民政府，反对蒋委员长，我们要粉碎敌人这种阴谋，反对伪政府，拥护我们的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
后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也上台演讲，她那宏亮的声音，使全场都为之惊奇，她挥着手，大声叫喊着：
“诸位同志，我虽然是个老太婆，但是也要救国，我们都应该拥护蒋委员长，他领导我们全国人民打日本……”
末了，她还领导大家高呼“拥护我们的抗战领袖！”“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宣读了致蒋委员长致敬电文及大会宣言后，全体整队进城游 行。摄影者的开麦拉在响着，而雄壮的歌声及口号又震动了四面的山谷。
《新中华报》在刊登宣言和大会报道的同时，还配发了一首记为“陕北小调”的歌词，题为《人人都爱他》，作者署名高敏夫：
“吹起军号打起鼓，我们的蒋委员长调队伍，人强马壮真威武，要打倒日本鬼子收国土；桃呀桃杏花，李呀李子花，抗 日的领袖人人都爱他！
拿着大刀背着枪，一队一队的上战场。各省军队全出动，要打得强盗回东京！桃哟桃红花，李呀李子花，抗 日的军队人人都爱他!！”
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 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由于国 军的坚强抗击，日本投入的总兵力达到30万人，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国 军的主力部队，没有使国 军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战死4506，负伤17380人，第2军战死2300人，负伤7600人，还有病死的9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达到35500人。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 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 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二是日本因国力损耗过于巨大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进口，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卢沟桥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第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 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