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一个家就行了，要两个家干嘛呢？”听完宋海燕讲的故事，李华同学接着说道：
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三岁。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上初中。
高中毕业那年我没考上大学，弟弟也没考上高中，我们同时回到老家务农。
我是个十分胆小的人，特别怕蛇，可是农村的蛇又特别多。这天我和弟弟到田里割麦，一条一米多长的蟒蛇昂着头向我扑来，我吓得扔掉镰刀就跑，同时大叫有蛇！弟弟闻声赶来，他把自己的镰刀给我，让我在前面堵，他空着手在后面追，一会儿蛇就到了弟弟的手上。
弟弟将蛇缠在自己的手臂上，不知道蛇为什么不敢咬他；如果蛇知道自己必死的话，真的应该咬弟弟一口！我说的是蛇。
回到家里，弟弟拿起菜刀，正要结果蛇的性命，父亲拦住他说道：“蛇不能沾铁，沾了会有腥气。”说完从抽屉里找来一根竹片，对着蛇颈便往下一划。
竹片滑下一气呵成，蛇皮整个脱落，蛇肉分成两半，蛇头被割下来扔在一旁。
这时妈妈拿来一口石锅，石锅不常用，放在屋檐下接雨，妈妈洗了好一阵才将上面的绿苔洗掉。
准备停当，锅里倒满水，锅下塞满柴。清水里放上白花花的蛇肉，父亲又到屋后扯了把野葱，一会儿香气就弥漫了整个屋子。
邻居们闻到香味知道我家在煮蛇，个个跑来看热闹，父亲心知肚明，叫大家都一起尝尝，听说吃了蛇肉可以解毒。
89年的时候，大明中学一位老师退休，杨兆成校长介绍我去代课，教初三数学。
初三学生分成两个极端：一类想考高中，学习特别认真；一类混毕业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些十四、五岁的同学甚至偷偷谈恋爱。
当时班上有个名叫邓美丽的学生，成绩特差；不过她喜欢打扮，每天涂口红，抹胭脂，有时头上还戴花。因为经常留级，十八 岁了才上初三。她成天疯疯颠颠，与男生搞打说笑。我不是班主任，也不大管她。
后来有一天，我在批改作业时，邓美丽的作业本中出现了这样一张纸条：
亲爱的李老师：您好！
自从您到我们校任教，我便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您，如今已到了忍无可忍俗不可耐的地步。英俊少年哪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谁个不善怀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羨仙！您象雨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没有你，我就无法生存......
我对她根本没有什么意思。我将纸条撕碎扔进纸篓，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邓美丽见我没有反应，以为我默认了。以后不管中午或者晚上，她总是到我宿舍请教难题！学生请教，我不能不讲给她听。她一边向我微笑一边连连点头，鬼知道她有没有听得进去。
跟我同宿舍的马建国老师一心想跟王园园谈恋爱，可王园园对他爱理不理的，马建国也不好意思常去；不过每当邓美丽向我请教难题时，马建国便以不当电灯泡为由，跑到王园园宿舍里休息，王园园也不好拒绝。
邓美丽不仅课后向我请教难题，有时星期天也到我家里请教。教师也是人，星期天也要休息，而且以她的成绩是绝对考不上高中的，我辅导也是浪费时间。这时我便借口要干活，然后到田里转一圈。邓美丽不走，又向我弟弟请教。我弟弟初中文化，竟然也真的为她辅导！
不久邓美丽怀孕了，校里劝她退学。校长又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以辅导学生功课为名，然后和她发生了关系。我说我辅导她功课不假，可我没有和她发生关系。校长不听我解释，叫我自动离职，不然就开除。我无法解释，只好离职回家了。
这一年我已27岁了，弟弟24。因为家庭条件差，两个人都没找到对象。
这天有个媒人上门为我们介绍对象，说邻村有户人家母女两个：妈妈名叫吴梅芳，今年四十二，女儿名叫吴小红，今年十六 岁。父母、弟弟推荐我去。我说十六 岁太小了，最起码要等两年才能结婚。媒人问我想什么呢？她介绍的是妈妈不是女儿，女儿还在上高中呢！吴梅芳虽然老了一点，不过模样长得不错，老公王大海出车祸死了，吴梅芳想再招个男人上门，我看你们兄弟两忠厚老实，所以才来提亲，兄弟两谁去都行。
经不住父母、媒人轮番劝说，弟弟又主动让贤，我也就同意招到吴家。
我们这里有个风俗：男子娶人要花钱，六千、八千不等。男方入赘也要花钱，不过比娶人要少一些。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确定我出五千块钱，吴梅芳与我领证结婚；同时我将户口从老家迁出，到新家迁入！
事不宜迟，当年八月，我请双方亲友吃了顿饭，吴梅芳便与我领证结婚了，吴小红亲热地叫我爸爸。
中秋过后，吴梅芳劝我出去打工，因为女儿还要上学，而她只会种田，这个家没钱不行！
听她说得有理，几天后我带上三百块钱，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来到上海！
到上海干什么呢？原来李学明同学在那里卖菜，听说一天能挣一百多块！去年他叫我去时我在校里代课，今年去没事。
李学明在上海民星路菜市场租了一个滩位，每月交二百八十元管理费。他每天三点多钟到杨树浦批发市场买菜，然后驮到民星路菜市场卖。他租了人家一个楼梯间住宿，一个月要给四百元房租！
既来之则安之，当天我与李学明同睡。第二天刚过三点，李学明便叫我和他一起去买菜。他有两辆自行车，正好一人一辆。我睡眼惺松地爬起来，脸也没洗便跟他走。路上行人稀少，路灯惨淡。两个人大约骑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批发市场。市场很大，各种疏菜应有尽有：大蒜、青菜、土豆、芋头......李学明货比三家讨价还价，这个买十斤，那个买八斤......最后装了三麻袋。他让我驮一只麻袋，他驮两只。他说我没来的时候，他一人驮三只麻袋，大约二百多斤！
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众多。李学明将自行车蹬得飞快，行人和其它自行车都被他拋到后面！过马路的时候，不管是红灯绿灯，他一概视而不见！交警大声叫嚷，他也充耳不闻！我因为地形不熟怕掉队，也跟着他横冲直撞！
到了市场，李学明将各种疏菜在摊位上放好，然后到门口买了四个馒头，我们俩边吃边卖，自然免不了与顾客讨价还价。
从早上一直卖到晚上九点，除了土豆和芋头，其它疏菜都卖完了。李学明说他今天赚了九十八块钱，他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一边数钱一边大笑！
以后几天李学明一直叫我同去，他的意思我学会后再单独干，市场上还有几个摊位没租出去。他说卖菜虽然辛苦，可是收入比工厂高，又不必看领导脸色。我一听连连称是！
不知是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早上，我和李学明从批发市场往回赶时，李学明由南向北撞红灯，一辆由西向东的卡车将他撞个正着！李学明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卡车前轮正好压在他的脸上！
交警与120救护车立即赶到现场。李学明被送到长海医院。其实撞车当时他便停止呼吸了，医院里自然无能为力！
后来不知事情如何处理的，只记得李学明爱人朱小燕到医院抚尸痛哭，我也陪她流了不少眼泪。朱小燕与李学明生有一子，今年已三岁，现在又怀孕了，李学明不肯打胎，坚决要生二胎。
朱小燕到我们宿舍整理李学明遗物时，保险箱里除了几千块钱，还有一封信和一张五十万元的保单，阮小燕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
“燕，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份保单是我给自己买的，生存受益人是我，身故受益人是你。我如果出意外死了，你拿到这笔钱，请好好照顾自己和孩子。你可以重新嫁人。如果有来世，希望我们还是夫妻。
记得在老家的时候，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吾死后尚有二学明在也。”
其实后两句是林觉民在《与妻书》中写的，李学明在此引用，他虽然不能跟那个冲击总督衙门的烈士相比，不过对老婆的感情却是一样的。
朱小燕看完信放声大哭，发誓以后决不会嫁人！
几天后我从十六铺坐船到南通，再坐中巴车回家，到家时天还没亮。我大声敲门，没人应声。我想门又没锁，从里面关上，家里一定有人！我一脚将门踹开，进房间拉亮电灯，只见邻居王三狗仍在呼呼大睡，吴梅芳惊慌失措呆若木鸡。
王三狗是个瞎子，他是王大狗的弟弟，王义的叔叔，也可以说是继父;而王大狗是村长，王义又和我同学。我下不了手打他，只好打电话叫来父亲和弟弟。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王三狗和吴梅芳都捆了起来。弟弟一边猛踢吴梅芳的屁股，一边提出要把两人送到派出所去，然后告老王强奸。吴梅芳小声地说老王没有强奸她。因为白天请他干活，晚上便请他喝酒，老王喝醉后倒在床上。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床，她只好和他睡在一起，其实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做！我说女儿不是有张床吗？你为什么不睡那里呢？吴梅芳无言以对。
这时天已大亮，围观的人挤满了屋子，村长王大狗也来了。众人让他评评理，这事到底怎么解决。王大狗慢条斯理地说：“王三狗是我弟弟，法不容情，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不过通奸不犯法，老三又是个瞎子，他与吴梅芳有没有身体接触谁也不知道，我看还是叫老三赔点损失费算了！”王三狗这时已经苏醒，他问王大狗赔多少？“赔一万！”弟弟脱口而出。王三狗大叫道：“没有这么多！娶个老婆不过几千，睡在一起就要一万？真是欺人太甚！”“那你说赔多少？”“最多一千！”“一千就一千！”弟弟只想拿钱走人。不料吴梅芳开口说道：“我请老王帮忙干活，当时说好了一天一百。他在我家干了15天，按理应该给他一千五，现在给他五百块钱就行！”王大狗一听忙说有理，叫我给他五百块钱。我在上海卖菜几乎没挣到钱，现在老婆给别人睡了，还要倒过来给他五百！另外王三狗是个瞎子，他干什么活一天一百？我心里越想越气，于是分开众人回到父母家里，一会儿父亲和弟弟也回来了。
父亲见我闷闷不乐，忙说吴梅芳外面早就有人了，而且不只一个！俗话说眼不见为净，洗洗为干净！
“可是我看见了，而且村里人都知道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回家！”我说。
“回家？你说得轻俏！你的户口已经迁出去了，而且给了人家五千块钱，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弟弟这时从房里钻了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孕妇。
“李老师，您好！您不爱我，您的弟弟爱我！我们在一起已经几个月了，孩子明年就要出生了。”不是冤家不聚头！以前的学生邓美丽现在竟然成了我的弟媳，弟弟就是这样为她辅导功课的！
我啼笑皆非，跟吴梅芳结婚一个多月，五千块钱没了，户口也迁了；弟弟有了女朋友，不要我回来了！
夜里睡在父母房里，父亲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位妇女，请了两个木匠干活，张三发现妇女擀面时将唾沫掉在面粉里，中午无论如何都不吃面；李四发现妇女在污水沟里淘米，因此不吃饭。两个人一个光吃饭，一个光吃面，一个说饭好吃，一个说面好吃。晚上回家时，张三告诉李四面里面有唾沫，李四告诉张三饭里面有污水，结果第二天两个人都不去了。如果看不见，谁知道面和饭不干净呢？”
“问题是张三、李四看见了，自然不可能再吃！我看不见也不生气！”我说。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现在人心不古，到哪里去找三从四德的人啊！你不想去就离婚吧，不过五千块钱扔水里了。”父亲叹口气说。
我越想越气，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找到法律服务所，要求与吴梅芳解除婚姻关系，同时返还我的五千块钱！
工作人员十分热情，他们耐心地听我讲完事情经过，并且仔细做了记录。最后让我交五百块钱服务费。
我哪有五百块钱？可是想到交五百能够要回五千，我到大明中学向马建国借了五百块钱，然后交给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给我开了收据。
在父母家呆了十天，什么消息都没有。我到服务所询问，工作人员说他们给吴梅芳发了三次通知，吴梅芳不到场，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劝我向法院起诉。如果给钱，他们也可以做我的代理律师！
“算了，我不找你们了。我自己上诉，五百块钱还给我吧！”
“还钱？我们已经为你服务了！吴梅芳不要我们调解能怪我们？如果大家都象你一样，我们律师喝西北风？”
“你们送三个通知就要五百块钱，心也太黑了吧？”我说。
“五百块钱还是少的！别人打离婚官司起码几万！你给我一万，我保证帮你离婚并且要回五千块钱！”所长胸有成竹地说！
“花一万要回五千，你当我有病啊？”
“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打官司不就是为了一口气吗？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不离婚，吴梅芳永远是你的老婆，你头上永远带着绿帽子！”
“绿帽子就绿帽子，关你屁事！”我气急败坏地回到父母家里，向弟弟借了三百块钱，又来到上海民星路菜市场。
李学明死后，他的自行车电子称都不知哪里去了，不过摊位及租住房还在。我跟市场管理处及房东打了招呼，承认挣了钱给摊位费及房租。他们答应后我又到旧货市场买了一辆自行车一根杆秤，然后象李学明一样到批发市场买菜。这时候，我身上只剩下八十块钱！
目睹李学明惨死，我一直慢慢骑车，遇到红灯立即下车。别人一天挣九十、一百，我挣五十、六十。除去摊位费、房租、开销，每月也没有多少剩余。到年底，大约挣了五千块钱。
因为年初跟吴梅芳没有离得成婚，名义上我们还是夫妻。我强装笑脸回到家里。吴梅芳一言不发，她从房里找出一本离婚证书给我，只见上面写着：
申请离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准予登记，发给此证。
原来我走后半年音信全无，吴梅芳也找法律服务所要求离婚。所长又收了她五百块钱，然后将我们两个人的离婚申请放在一起，就算是协议离婚了。所长热心地为我们到乡政府领了证件，我也没时间谢谢他了。至于五千块钱，人家毕竟陪我睡了几天，我也不好意思再要了。
98年的时候，弟弟查出得了白血病，需要移植肾脏。
我正好符合条件。
移植前弟弟说好给我二十万块钱，移植后却只给了我十万。
有了钱以后，我找村长要宅基地建房，王大狗说只能在原有的地基上建房，农田不许动。原地基是吴梅芳家的，她都和我离婚了，自然不让我建房，弟弟也不同意我回去。
因为拆迁安置，桃园建了许多小区房。我问王大狗小区房怎么卖，王大狗说小区房不卖！如果拆 迁安置的话，可以面积换面积！你一个平方没有，我拿什么给你？
王大狗说得有理，我竟无言以对！后来我将十万块钱全部买了意外保险，然后又来到上海民星路菜市场卖菜。
二十年之前，每月挣两千块钱，那简直是天文数字，因为万元户很少。现在菜价并没有提高多少，利润还是那么多，两千块钱吃住都不够了！在上海近二十年，虽然吃了不少苦，可还是没有什么积蓄。
有一年父亲催我回家过年，因为没挣到钱，死要面子的我不肯回家。听说我过年不肯回去，父亲黯然神伤地说：“在外面过年要小心一点，记得多穿衣，晚上不要玩得太晚，没钱就向家里要，别太省了，有时间记得经常打电话回家，别总是几个月没消息。。。。。。”后来他汇了一千块钱给我。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没有才高八斗，没有腰缠万贯；更没有权高位重，可他却用最平凡的真情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雪中送炭，他含蓄的感情让我在浮沉的红尘中找到一丝丝温暖。我为有这们的父亲而骄傲 。
去年初，父亲得了肺癌，妈妈脑血管阻塞，弟弟看了不少钱。弟弟说父母养了我们两个，医药费应该共同支付。我说我的钱都买了意外保险，弟弟叫我赶快拿出来！意外意外，你什么时候才有意外？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听他说得有理，我将十万块钱又给了他！
在上海终不是长久之计，我迟早要回农村。侄子小时候跟他父母睡，长大后在爷爷奶奶房里放了一块门板，自己一个人睡。我回来就跟侄子同睡。侄子小时候很喜欢我，如今二十多岁了，看见我就叫我滚！他说我的户口在吴梅芳村里，应该到她那里去！说完把我的行李都扔了出去！弟弟心中暗喜，嘴里却大骂儿子放肆。
可是吴梅芳现在招了别人，与王三狗又藕断丝连，我去干什么呢？我心里暗暗发誓：父母在，我回来，父母百年之后，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
那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 杀了好几个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我总是担心，怕父母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打工归来，一进门都要大声喊叫，直到听到父母的回音，我心中才感到石头落地。
有一次回家很晚，父母都不在家里，我急忙跑到猪圈、厕所里寻找，都不见他们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得大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进来，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辞，不敢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我在电视上看过这样一个画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要活下去。”
老太的话让我感到震动，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保证。
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我看到许多人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队里的饲养员学狗叫。那豆饼本来是用来喂猪的，饲养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给谁。我当时只有六岁，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学狗叫，而且学得很像，饲养员便将一块鸡蛋大的豆饼塞进我的嘴里。
因为豆饼太大，我吃也不是吐也不是。这情景被父亲看在眼里，他立即上前给我一个嘴巴，将那块豆饼从我的口中打飞，这倒是小事，可同时打飞的还有我那刚出的门牙。父母以为牙齿还会再长，也没有帮我治疗。后来我嘴里少一颗牙齿，其它牙齿向中间靠。我本来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可牙齿东倒西歪还少一颗，跟人说话都不敢笑。后来我去口腔医院治疗，医生见了都摇头叹气。华佗无奈牙齿何，怪不得离婚后找不到老婆。
这些都是后话，当时父亲批评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父亲认为向人要吃的没有尊严，可我老婆偷人却认为没事，不知道他什么逻辑。
去年底弟弟打电话给我，说父亲病重，我立即从上海回来，可父亲精神很好。一周后我去上海，几天后弟弟又打电话给我，说这次真的不行了，我没有回去，可第二天晚上父亲真的去世了，我第三天早上才回来。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我打算再去上海卖菜。这天弟弟将舅舅、姑姑家的表兄们请来，说要与我轮流照顾妈妈。这想法本来也不错，可我连家都没有，侄子又不肯与我同住，我怎么照顾妈妈呢？我说每月给弟弟一千块钱，弟弟说给一万都不行！
邓美丽毕竟做过我的学生，她说轮到他们照顾妈妈时，我可以去上海卖菜；轮到我时，我可以睡到他们房间的沙发上。我说可以，只要有地方住，我以后不去上海也行；可弟弟一听却十分愤怒地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弟弟眼里，我竟然成了他人！
妈妈见我与弟弟争吵，当天夜里便上吊自 杀了！她虽然说过不会自 杀，可我与弟弟为赡养问题争吵，她实在没有办法。
出殡那一天，我家门外的空地上围满了人，弟弟请来的戏班吹着哀乐，如泣如诉，围观的人们窃窃私语，我听出来了，说的是我妈非正常死亡，一定是儿孙不孝！我装着没听见。这时我看到许多人在哭，心里很奇怪，因为除了我们兄弟，有谁会真正难过呢？后来听说那是弟弟请的哭丧人，事后要给钱的。我第一次听说家里人去世，自己不想哭，还可以请人哭。
我们这里有个风俗，凡是女人去世，要等她的娘家人到齐，吃了饭之后才可以出殡。我舅舅早就去世了，妈妈的娘家只有两个表兄，好多年都不来往了。舅舅当年也是喝农药死的，我们什么都没说；可是妈妈去世就不同了，表兄非要我们给个说法。我无话可说，表兄和表侄们一拥而上，他们一边骂我不孝顺！一边对着我拳打脚踢！
打完我之后，接着又打我弟弟、弟媳，侄子愤怒地骂道：“什么混账东西！我奶奶在世时不来看望，死后才过来装模作样！我们不孝顺，可是我舅爷怎么死的，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弟弟见儿子顶撞表伯，冲过来就是一记耳光，侄子这才闭嘴了。
哀乐吹了一曲又一曲，哭丧的人也都渐渐无力，主事的人这才出来劝解，说什么人死不能复生，这样下去耽误时辰，亲友们也都跟着受累。表兄们这才不再打人，高高兴兴地入席就坐。其实我妈妈去世，他们一点也不生气，只是做给外人看，以示娘家人的威风而已。
到了5点多钟，妈妈才被下葬，我还得给表兄们磕头，恭送他们回去。
料理完妈妈的丧事，弟弟就将她的床铺烧掉了，摆明了不让我住。上海菜市场面临拆迁，我现在无家可归，不知道何去何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