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们共同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也共同体验考试的紧张。我们班一直是年级中的优秀班，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听完孙建安老师讲的故事，马建国同学接着说道：
杨家庄除了一条南北向的龙游河之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里河。所谓里河是指那些不通外河或半通外河的老河道，大多天然形成，年代久远，河面弯曲狭小，河里水草芦苇密集。水质碧绿清澈，一眼见底。记得小时候上学从河边走，常常会看到清澈的河水中，悠悠荡荡徘徊着无数小鱼小虾，最大的也难过三寸。那时经常用碗瓷瓦片打几下水漂，惊得小鱼四处乱窜。有时站在水边便能摸几只田螺。如果看见有明显从水底爬上来的一条印痕，伸手到靠近水边的印痕尽头，必定会掏上来一只河蚌。如果运气好，还能捞到三角蚌。我曾见到有人摸到一只五斤多的大蚌，开出了一大把珍珠。除了田螺河蚌，河里还有一种叫做“蚬子”的东西。（蚬子：软体动物，介壳形状像心脏，表面暗褐色，有轮状纹，内面色紫，栖淡水软泥中。肉可食，壳可入药。亦称“扁螺”。）小如指甲，大如铜钱，密布河床。蚬壳的颜色缤纷多姿，因环境而异，大体由白、黄、黑等色彩构成。儿时生活贫瘠，一年半载难见荤腥，对于我们来说，吃上蚬子肉是彼时生活的需要，也给我们的儿时记忆增添了许多欢快。每年立夏一过，村庄的男女老少，或卷起裤腿、或仅穿内衣、或脱得精光赤溜地钻到清澈的河水里，一个猛子下去，能捞上来一捧；一个小时便可以捞上几斤。将这些蚬子拿回去用水煮了，挑出肉来。清炒熬汤红烧均可，不过无论何种做法，那鲜美的风味总是让你垂涎无比。有时我们还把摸到的蚬子拿到集市上换几个小钱，贴补窘困的家庭。由于里河既浅又小，到了冬天很容易结冰，这里便成了天然的溜冰场。城里的孩子买溜冰鞋在水泥路上穿梭，我们小时候穿着球鞋便可以溜冰，而且是真正的溜冰。到了夏天，因为河水既清又浅，中间也难没人头，这里又成了天然的游泳馆。特别炎热的中午，村里男女老少都到河里洗澡、游泳，不担心会被淹死。
1966年5月，我出生在如皋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80年代，我家在当时算是最先富起来的那一批。很多人还在为生计发愁的时候，我父母已经有了规模不小的养殖场，主要养鸡、鸭、鹅、猪。所以在别人眼里，我从小就是“地主家的儿子”。
我是家里的长子，看着父母辛劳，也会跟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烧饭、喂鸡、拌猪食。每次拌几百斤猪饲料，都是我一个人扛进扛出。每当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发奋读书，走出农村。
我有两个姑姑，不过都不是奶奶生的，而是过去分在我们队里的知青。她们一个叫张琴，一个叫李静。
奶奶特别喜欢知青。两位知青嘴巴也甜，他们叫奶奶干娘；叫父亲、妈妈大哥大嫂。我与妹妹叫她们姑姑。
集体的时候，口粮严重不足，而且大多是大麦、燕麦，女知青们吃不惯。这时候，奶奶总是将极少的大米送给他们；还常常将他们叫到家里吃煮玉米，烤山芋。。。。。
有件事想起来特别好笑：有天晚上张琴带回来一口袋豆子，黑色的，张琴让奶奶炒给她吃。奶奶叫她掏出来一看，原来是羊屎！
劳动是光荣的，生活是艰苦的，除了奶奶、父母对女知青很好之外，队里的小伙对他们也很客气，其中包括会计张仁，记工员李义。
听说那时女知青被称为“高压线”，农民是不许与她们谈恋爱的，更不能发生男女关系。如果被上面知道，轻则坐牢，重则枪毙！不过张仁、李义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少干活多记工为由，多次在玉米地里或办工室里调戏她们。有次我与小伙伴们捉迷藏，躲到生产队的牛棚里面，张仁、李义、张琴、李静四个人正在稻草堆上打牌。他们不赌钱，赌脱衣，张琴上衣都脱了。我羞红了脸，又躲到猪圈里面。猪子不喜欢我，蹭了我一身猪粪，我回家被父亲打了一顿！如果他们不在牛棚里打牌，我就不会改地方，就不会挨打！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打牌脱衣服也就算了，几个月之后，张琴竟然怀孕了！
当时正当七月，天气燥热，但张琴还是穿着宽大的衣裤，把肚子扎小。但妊娠反应明显，还是被公社领导知道，请她到卫生院检查。这一查确诊她已怀孕三个多月。公社顾乡长立即宣布将张琴隔离审查，交代问题：这个男人是谁？
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公社的人都知道张琴未婚怀孕，流言蜚语到处传。有人同情，有人谴责。大家都在猜想这个男人是谁？
只有张琴本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可她就是咬紧牙关不说。仅仅一个月，张琴脸上瘦了一圈，眼角起了细密的皱纹，十九岁的少女，仿佛一下子变成了老太婆。
一天中午，父亲正在玉米地里干活，突然有人高呼：“张琴跳河了！张琴跳河了！”
父亲赶到河边，奋不顾身地跳进水里，好不容易才将张琴捞了上来。当时她头发散乱，双目紧闭，嘴里满是污泥。父亲不知如何抢救，索性一股作气将她扛到医院。上文说里河淹不死人，但故意跳河自杀，那就说不定了。
由于救治及时，张琴转危为安；而父亲却为此大病一场：热身子进水，感冒转肺炎。
张琴自杀未遂，公社也不再追问跟她同居的男人是谁，所幸肚中的孩子也安然无恙。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1972年二月，张琴在风雪严寒的环境下，在人们鄙视的眼光下，在愁云惨雾的心情下产下一个女儿。女儿的出生，给了她一些安慰，一些希望，也给了她一些勇气。
一天晚上，春寒料峭。她刚给女儿喂完奶睡下，就听见有人敲门。“谁？” “是我，丁白大。” 张琴听到大狗的声音，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开门说道：“你把我害苦了！”
“琴儿，我对不起你，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丁白大是谁？他就是桃园公社的前乡长啊！他老婆长得丑，而他本人风度翩翩，他最喜欢借腹怀胎了！王小毛就是他的儿子。张琴也喜欢丁白大，所以宁死也不肯交代。
丁白大抱起张琴放在炕上，把带来的棉被盖在她和孩子身上， 张琴一下子感觉温暖了许多。两人依偎在一起，高兴着，交谈着 ......
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女知青们全部回城去了。张琴与奶奶、父母依依惜别；李静后来被推荐上大学，招呼也沒打一声。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对此也不计较，反而常常思念她们。父亲有次去城里换油，惊喜地发现开票的会计正是李静。父亲得意忘形，直呼她的大名。李静白了我父亲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
父亲气得不行，从此再不去油厂换油。当时乡下没有油厂，父亲好多年不种油莱！
值得庆幸的是：那位跳河差点淹死的张琴有情有义，逢年过节总要来我家看看。有时带两箱苹果，有时带一盒月饼。虽然值不了几个钱；不过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作为投桃报李，父亲除了杀鸡宰鹅招待之外，还将整袋的花生、绿豆送给她，家里甚至一粒不留！
妈妈发觉一家老小都没得吃，免不了抱怨父亲太傻。父亲满不在乎地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别说是花生、绿豆，只要人对我好，就是要我的心也愿意给她！”
父亲义薄云天，姑姑也情真意切，从此上我家来得更勤，她和丈夫不穿的衣服也送给父母。临走时总是邀请父母到城里玩，还给父亲一张名片，上面有单位及家庭地址。
县城离家二十多里，父母虽然常去，可是从来不到姑姑家去。原因就是怕人家麻颊，同时也不想让姑姑破费。
1981年5月，我家遭受龙卷风袭击，六间旧草房全部倒塌。当年村里曾经代收过房屋保险，我和父亲便来到保险公司询问。工作人员都在讨论国内外大事，对我和父亲视而不见！父亲气冲牛斗，一出门便撞上了一辆卡车！
司机骂骂咧咧扬长而去。父亲人未受伤，自行车却扭曲变形，再也不能骑回去了！
当时我与父亲都没带钱，愣在那里不知怎么办才好。“去找姑姑借钱！”自己脱口冒出一句。父亲愁眉苦脸犹豫了半天，终于同意到姑姑家去。不过再三关照我就说已经吃过饭了，免得人家买菜麻烦。
下午两点多钟，我与父亲按照名片地址来到姑姑门前。父亲一边敲门一边呼唤，好久才听到有个女孩应声。父亲估计她是姑姑的女儿，忙说自己家住桃园，找她妈妈有事。“不在！”小姑娘很不耐烦，门也不想为我们打开！
“这丫头真不懂事，不象她妈妈对人客气！72年出生，今年应该八、九岁了。”父亲笑着对我说道。
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八、九岁也不算小，怎能如此不懂礼貌？“下次见到姑姑一定帮她告状！”我说。
“现在孩子警惕性高，她又不认识我们，不让我们进去是对的。”父亲理解地说。
“车子开脆不要，我们走回去算了！”我说。
“已经三点钟了，张琴肯定要回来的，我们就在外面等吧！”父亲一边说一边向小街对面一家小店走去，我立即跟上。自从早上出来，我们一口东西都没有吃！小店有面包、脆饼，因为没钱，也不好向人家要。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经于见到张琴姑姑了！不过她不是从外面回来，而是从家里出来！父亲惊得目瞪口呆，好长时间回不过神来！
记不得我们是怎样离开县城的！奇怪的是那辆车子竟被父亲扛了回来，而他一点也没感觉到重！
这年中秋节，正是收获花生的时候，姑姑又来到我家，一进门她便连连自责：“该死该死！那天你们到我家去，正巧我到苏州去了，回来后才听女儿说起。小家伙不知招待客人，结果被我骂了一顿！当初若不是大哥下河救我，现在哪里还会有她？”
她明显是在说慌。其实她若开门，借几块钱，我们也不会在那里吃饭！城里人看不起农村人，这很正常，可父亲救过她的命啊！
父亲笑得很勉强，那模样比哭还难看；妈妈自顾自地干活，对姑姑视若无睹。自己看不下去，倒了一杯开水给她。
姑姑这次又带了一盒月饼，几毛钱的那种。父亲看也不看便叫她拿走！姑姑以为父亲客套，笑嘻嘻地问他是不是嫌少，——嫌少的话她请卡车装来。父亲眼光看着别处，一字一顿地说，：“你用飞机装来我也不要！那天我看见你从家里出来，你没有看见我罢了！”
姑姑的脸立时涨得通红，就象被人当众脱光衣服一样难堪！她十分惶恐地跨上摩托，月饼放下也不要了！父亲将月饼扔进猪圈，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
1983年中考，我考上了如皋县磨头中学。
因为离校远，我选择寄宿。
因为学生多宿舍少，我们的宿舍都是教室改的，而且都是上下铺。
进校前铺位就安排好了，我跟田学斌睡下铺，何文友睡上铺。
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被子上面全是水，田学斌问我是不是尿床，我说我尿床也不会尿到被子上面去呀！田学斌抬头一看，上铺还在往下滴尿呢！
田学斌将何文友摇醒，问他是不是尿床？何文友睡眼惺忪地说：”我刚才找厕所，明明尿在粪桶里呀！”
田学斌笑不出来，叫他睡到下铺。
何文友还是尿床，我夜里伸腿的时候，常常踩到一脚的尿水。
何文友怕人笑话，也不敢晒被子，每个星期六带回去换。
我后来和田学斌睡到上铺，何文友一个人睡在下铺。
田学斌是独生子，父亲经常送馒头、脆饼给他，他也不好当着别人的面独吃，因此每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他总是叫我和他一起去宿舍，吃完馒头或者脆饼后，同学们也就回来了。
田学斌爱好体育，乒乓球与篮球打得十分出色。他打篮球时，我总是一边看一边帮他拿衣服。因为近视，我不敢打篮球，偶尔跟他打乒乓球，每次都是我捡球。
田学斌每天早上坚持跑步，他叫我和他一起跑。他从红旗路返回到达青年路时，我才刚到青年路。我又跟他往回跑，他还是遥遥领先。当我回到宿舍，他已帮我挤好牙膏打好洗脸水了。
高二时分文理科，我们才分开了。
高考结束后，我不得不回到桃园老家务农，当时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学。
这年7月，有人为马红生介绍对象，马红生叫我去他家陪他，吃过饭我就去了。
姑娘叫何芳，个子高挑，眼睛很大，不停地问这问那。
几天以后，介绍人来到我家，说何芳没看上马红生，可是却看上我了。我一听自然喜出望外，求之不得！
几天后收到扬州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我心里更高兴了。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桃园中学教书，孙建安、张琳琳也在那里。
上高中时我就很喜欢张琳琳，不过现在我有老婆了，也不能见异思迁。
2013年9月，我下班刚出校门，一辆残疾车堵住了我的去路。
我按了一下电瓶车喇叭，车里的人立即下来，拍着我的肩膀热情地说：“这不是马老师吗？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高中的同学何文友啊。”
我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才对他有了一些印象。他就是喜欢写诗的何文友同学。
我忙把电瓶车靠到路边，和他亲热地聊了起来。
原来他儿子就在我们校读书，已经是初三学生了。
聊了一会儿，我们互留了电话互加了微信。
他儿子在我们校不错，可是不在我的班级，我找到他的班主任孙建安老师，让他多多关照一下。
有次我跟他的儿子说：“我和你爸是同学，你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那段时间，何文友经常给我打电话，让我多关注一下他的儿子，他还跟我说他经营的家庭农场有几十亩车厘子，等车厘子熟了，送给我两箱尝尝。我说不用客气，咱们是老同学，一切都是应该的。
何文友后来经常和我联系，可他从不发信息也不看时间，也不问我方便不方便，，直接就是一个视频电话！他倒是衣冠楚楚正襟危坐，而我有时在洗澡有时在大便。
我要是联系别人，生怕打个电话别人不方便，都是先发微信或语音问人家有没有空，方便不方便，人家说有空才打。信息能说清楚的，一般就不打电话。
后来他儿子考上了县城的一个普通高中。
这天何文友突然给我打电话，叫我帮他办点事情。我说只要能够办到，我一定帮忙。
原来何文友听说我大学时的同学王建华，现在在如皋重点高中当教导主任。何文友看到这层关系，想让我去找王老师帮帮忙，让他的儿子借读到这所高中。
我说王建华不也是你高中同学吗？你和他讲还不是一样？何文友说我和王建华大学同学，关系应该比他好些。
借读在几年前也是常有的事，不过要多交借读费。何文友说钱不是问题，只要能借读就行。
我有些为难，但是抹不开何同学的面子，就给王建华打去求助电话。王建华说：“是你什么人？如果是外人就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说是我老表家的孩子，让他费心帮帮忙。
王建华说：“是你亲戚的孩子我一定尽力而为。”
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你的能力，有你办不成的事吗？
经过王建华协调，终于把何文友儿子借读的事情办成了。为了表示感谢，我还请王老师和他的同事吃了一顿，当然我没跟何同学说。
事情办成了，我连何同学的一瓶水都没喝过，一支烟也没吸过，更别说答应送给我的几箱水果了。
三年以后，王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老表的儿子考上了南京工业大学，八月十五请我们去喝庆功酒，你肯定也会去吧？我说当然当然。
我想何文友儿子的升学宴肯定会通知我的，到时也给他一个大红包。谁知道何文友就跟没有这回事一样，微信上也没有和我说一下。我想何同学可能忙忘了，也没有主动跟他联系。
去年3月，我们几个大学时的同学小聚，王建华跟我说：“当年何文友的儿子办升学宴时没有看到你，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为何没通知自己的老表？”
没想到他当着大家的面说：“什么老表不老表，马老师这个人不行！找他办点事推三阻四的，还要我给借读费，不知道他在中间拿了多少好处。”
听到这个话，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说借读费都是你们学校收的，我不仅没有拿他一分钱，还请老师们吃了一顿！何文友真的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
不过事情过去十几年了，我也没跟何文友提起此事。
却说本市有二十多个镇区，每个镇区都有文联，文联辖下有十几个协会，比如作家协会，书法协会，楹联协会，散文诗协会，摄影协会，还有诗词协会，佛教协会，戏剧协会，美术协会，朗诵协会等等。
协会每年都在增加，多一个协会就可以增加很多“官位”，满足一些人的官瘾。虚官也是官嘛，这还是文联钦点的“官”，有档案可查的。
去年9月，江湖市作家协会举办诗歌比赛，报名费50元。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获奖名次由投票选举产生，每个微信号每天只能投一票，不过十元钱可以代表五张票。投票从即日开始，到月底结束，元月五号公布获奖名单，其中一等奖一名，奖金1000元，二等奖两名，奖金500元，三等奖五名，奖金200元。全部奖金由十粮液酒厂提供。
我立即报名参加比赛，接着把自己的参赛作品发到各个同学群朋友群中，希望同学们、同事们助力投票。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后都说不错，每天都有上百人投票，到月底，我一共收到3157张选票，而别人只有几十或几百张选票。我想我得一等奖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
到了公布获奖名单那天，我发现获奖名单上并没有我的名子，获得第一名却是何文友同学。
何文友的诗还是我发给他的，我自己都不喜欢。我问他怎么会得一等奖的？他说比赛前不是说过，十元钱可以代表五张票吗？我原来只有两千多张选票，投票最后一天，我花4000块钱买了二千张选票，我的一等奖就是这么来的呀！这些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呀！
花四千块钱得了一千块钱奖金和奖状，还公平公正公开！我听了哭笑不得。其实就是不花钱，全民投票也是荒唐的，投票人知道诗词好不好呢？
何文友进了江湖市作家协会群后，也把我拉了进去。
进群之后，我发现江湖作协群中能写出好作品的作者寥寥无几，不过吹捧成风，满屏都是“大师力作”“文坛泰斗”“年度经典”之类的赞誉。
文友们今天互相吹捧，明天联名推荐，后天一起“震惊文坛”。你夸我“语言有刀锋”，我赞你“叙事有温度”。
但若细究这些“作家”们的创作成果，真相令人啼笑皆非。多数会员全年发表的作品不超过三篇，而且大多是刊登在无正规刊号的内部刊物或者自媒体平台上，内容要么是无病呻吟的抒情，要么是东拼西凑的感想，既无思想深度，也无艺术价值。更荒诞的是某会员在《江湖晚报》上发表过一首二十字的打油诗，自己截屏发到协会群后，便被群友们奉为“诗歌标杆”，数十条溢美之词刷屏，有人称其“堪比李白再世”，有人赞其“开辟乡土诗歌新境界”。这种畸形的吹捧文化，本质上是缺乏作品底气后的自我麻醉，大家互相抬轿、彼此慰藉，用虚假繁荣掩盖创作贫瘠，让“作家群”沦为自我满足的“夸夸群”。
还有人不会写作，可是会鉴定好坏。别人写乡村，他说你模仿某某；别人写都市，它说你继承某某；别人写母亲，它说这题材早被写烂。他自诩才高八斗，如果他写的话，肯定要高出许多，他不是不会写，他只是不想写。
创作水平的低下，更让“作家”头衔显得名不副实。江湖作家群部分会员的文字不仅毫无文采可言，更充斥着触目惊心的文字错误，错字、别字、语病连篇累牍。某会员发表的“散文代表作”中，“震撼”写成“震憾”、“即使”写成“既使”，短短五百字内出现十余处错别字，标点符号使用更是随心所欲，逗号、句号混用，引号、书名号乱用。更令人咋舌的是，有会员在写“获奖感言”时，说他得知自己获奖后，“争先恐后地冲了上去。”。
有些作者之所以能跻身“作家群”，并非凭借创作实力，而是得益于圈子的宽松标准与互相包庇。这种对文字的漠视，不仅亵渎了文学的严肃性，更误导了公众对“作家”身份的认知。
比创作水平更堪忧的，是江湖县有些作家素质低下，他们出口成脏、人身攻击并非个例。作家群内的所谓“作家”，非但没有文人应有的儒雅与谦逊，反而将市井戾气带入圈子，把争论变成骂战，把交流变成攻讦。同时作家群内裙带关系复杂、等级森严，彻底沦为排外的小圈子。群内有些领导手握资源分配的权力，将征文评奖、作品发表的机会优先向自己人倾斜。普通会员若想获得“重视”，要么攀附关系、送礼讨好，要么加入吹捧大军、沦为核心圈层的“应声虫”。江湖县城作家群内的等级壁垒清晰可见：核心成员发布的文字，无论质量高低，都会收获清一色的赞美；而底层会员的作品，即便略有亮点，也往往无人问津，甚至会遭到无端嘲讽。更有甚者，部分“作家群”还存在明确的“入门门槛”，并非以创作水平为标准，而是以关系亲疏、背景深浅为依据，将真正有潜力的草根写作者拒之门外。
因为何文友得过大奖，又是群管理员，所以只要他发了诗歌散文，哪怕只是截图，不到一分钟，群里就有人评论、点赞！当然都是好评。
这天何文友又在群中发了一首诗，许多人点赞。因为不是他写的，为了活跃气氛，我便说这首诗简单，就是把记叙文分行，我也会写。
这下何文友生气了，说人家是什么什么教授，什么什么身份，得了多少奖多少奖！你算什么东西？有本事你写一首试试？
出于恶作剧的心理，我便写了这样一首诗发到群中：
腐到文坛万事空，
真真假假混鱼龙。
滥竽受宠登高位，
和璧遭疑弃冷宫。
获奖出书凭贿买，
沽名钓誉靠吹蒙。
作家已是寻常物，
遍地诗人可自封。
何文友看到我的诗后，立即把我踢出去了。
我是同学群群主，作为对等报复，我也把他从同学群里踢出去了。
事后我总结了一下，要想在江湖市作协混下去，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你得学会拍马屁，会拍马屁的人，才能参加作协、文联组织的活动，有时候是一些福利，譬如改稿会。改稿会通常可以发公开纯文学刊物。对于地方会员而言，能在公开纯文学刊物上发一篇作品是一件很牛的事，甚至于能吹好几年。
地方作协通常都被一些年纪较大，资历很高的老前辈把持。他们是地方的名家，也是地方作协、文联里的老大哥。新人想要出头，必须学会跟着他们的脚步。
地方上一旦有人自费出本书，必须要搞个新书发布会，签到的人都会购买一本。然后让大家发表读书感受，书还没看，怎么有感受。这时候有几个专业捧哏就开始赞了。比如某某作家这本书为我们江湖市开辟了什么什么，走出了什么什么，是一次什么什么的回归。评价很高。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文学，这位曾经在人类精神殿堂里高坐的贵宾，如今已驾鹤西去。死因不明，据说是被现实的重锤闷棍打死的，也有人说它是被金钱的洪流活活淹死的，更有人说它是被自己的一帮不肖子孙——也就是如今的作家们——给活活气死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免了，毕竟也没人送花圈，但有事请务必烧纸，烧得越多越好，毕竟到了那边，纸钱也是钱，能买通阎王爷，说不定还能让它投个好胎，下辈子别再做人，更别再做文学。
文学的死，其实早有预兆。你看看现在的作家，一个个都成了“宅男”“宅女”，躲在空调房里，喝着咖啡，敲着键盘，写出来的不是风花雪月，就是宫斗宅斗，要不就是些无病呻吟的“伤痕文学”。他们笔下的世界，比肥皂泡还脆弱，一戳就破。他们不敢揭露社会的黑暗，生怕得罪了谁，断了自己的财路。他们只会歌功颂德，把屎盆子当花瓶，还硬说是艺术品。这哪里是作家，分明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群文字的搬运工，一群灵魂的乞丐。
文学刊物呢？更是生存艰难。以前是“洛阳纸贵”，现在是“纸贵洛阳也没人买”。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文学杂志，如今要么倒闭，要么靠吃老本苟延残喘。它们就像被时代抛弃的弃儿，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无人问津。偶尔有几个还在坚持的，也是内容空洞，形式僵化，读起来味同嚼蜡。它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大概就是给某些人评职称、拿奖金当垫脚石。
实体书店更是惨不忍睹。以前是人潮汹涌，现在是门可罗雀。一家家书店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闭，留下的只有空荡荡的店面和满地的狼藉。那些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书店，如今都成了记忆中的风景。人们不再阅读，不再思考，只想着怎么挣钱，怎么生存。手机成了他们的精神食粮，短视频成了他们的知识来源。他们刷着无聊的段子，看着低俗的直播，笑得前仰后合，却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一点点掏空。
民众热衷挣钱生存，不再阅读，这不能全怪他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生存压力山大，谁还有心思去读那些“没用”的书？文学不能当饭吃，不能当房住，自然就被边缘化了。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没有了文学的滋养，人的心灵会变得干涸，精神会变得贫瘠，灵魂会变得空虚。
文学死了，死得悄无声息。它没有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死在文化荒漠的岁月，却死在了这个所谓的“盛世”里。这难道不讽刺吗？不荒诞吗？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却失去了最宝贵的精神家园。我们成了物质的富翁，精神的乞丐。
文学已死，有事烧纸。烧纸的时候，别忘了问问它，下辈子还敢不敢来人间走一遭。也别忘了问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让它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安息，也能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