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讲到这里，不由得气喘吁吁，杨兆成老师接着说道：
长江东西走向，龙游河南连长江，北接大海。河面弯曲狭小，因为与长江相通，就算是盛夏，河里的水也是清凉透骨。到了冬天，因为江水川流不息，气温又不太低，河水也冻不起来。
江河如此多娇，除了运输方便之外，更为主要的是水产丰富。每逢雨季，大水由农田流入河中，又从龙游河南流入江。任你暴雨倾盆，太阳一出来，立即恢复如初；又或者数月不下雨，因为临近江河，土地也不可能干涸。因此不管天气如何变化，如皋始终旱涝保收！”
在龙游河与长江交接处有个杨家庄，因为紧靠长江，这里有广阔的芦苇滩。那望不到尽头的齐刷刷的一片翠绿，翻卷出一浪又一浪绿波，层层推向水天相接的白云深处。这里水草从生，天上白鹭、天鹅飞来飞去；地上野鸡、野兔繁衍生息；更有那鱼虾蟹鳖，在水边游来爬去。这里空气清新，环境优雅，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鱼、蟹有个特性，喜欢逆流而上，不喜欢随波逐流！做人这是好品质，做鱼那就是犯傻！每逢下雨，水往低处流，鱼往高处游！等到雨停水止，路边上，农田里，到处都是鱼虾蟹鳖，不须任何工具，赤手便可以捡上几斤，加点油盐，足够一家人吃上几天。如果将河段任何地方筑上两个土坝，将坝中水抽干，每次都能捕上几十斤鱼虾。捕完将坝挖掉，过几天再筑再抽，又能捕上几十斤！鱼虾从长江游来，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有一位伯父，名叫杨庭贵，一家四口人，除了他和老伴，还有儿子杨兆富、女儿杨兆琼。伯伯在龙游河边建了三间草房，开垦了五亩农田，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闲的时候，他和老伴到龙游河里打鱼。一家人谈不上富裕，倒也衣食无忧。
这年冬天，伯父与伯母到河里捕鱼，一网下去，捞上来一个死人！死者全身赤裸，手里紧紧抓着一个皮箱！打开一看，箱子里全是汪伪政府发行的钞票，加起来足有几千万！那时面值大，有几千万并不奇怪。伯伯将死尸抛进河中，皮箱却带了回来。
回家不久，伯母无缘无故就去世了。伯伯觉得钞票来路不正，可能会给家里带来灾祸，他决定将皮箱扔回河中；可儿子杨兆富却认为妈妈死亡与皮箱无关！毕竟几千万元钞票，扔掉实在可惜。再说江河相通，死者也不知漂到哪里去了，不可能物归原主。阴间的钱与阳间不同，还不如烧点纸钱给他，真钱留下来自用。
于是，伯伯请和尚为死者做了几天法事，又烧了不少纸钱给他。然后花钱在河边造了四间瓦房，又在屋子旁边买了几十亩良田。
伯伯有了钱和地，他帮儿子娶了个漂亮媳妇，名叫陈美如；女儿嫁到城里去了，据说也是一位富户。
日本投降后，杨兆富又参加国军，49年去了台湾。公媳俩住在一起多有不便，伯伯便住到女儿家里不常回来。新瓦房中，只剩下嫂子陈美如一个人。
记得我小时候，一位流浪汉经常行走在村中。流浪汉三十多岁，衣衫不整，篷头垢面。他也不向人要钱，也不帮人干活；不过谁家做喜事、丧事，他便跟亲友一起吃喝。主家客人几十上百，也不在乎他吃点喝点。流浪汉吃得好不干活，倒也生得肥头大耳，膀阔腰圆。
流浪汉名叫王大狗，在人家吃过晚饭后，随便找个草垛一躺，第二天再赶下家。他的衣服从来不洗，有人将旧衣服给他，他便将原来的扔掉。
杨家庄有位农民名叫张仁，父亲死后，亲朋好友都来吊唁，王大狗也去白吃。张仁狗眼看人低，亲友走后才盛了半碗米饭给他，剩菜说要留给家里的狗吃。王大狗口水直流，可张仁不给他吃也无可奈何。当他准备躺在张仁家的草垛里面睡觉时，张仁不怀好意地建议他去陈美如家借宿。因为朱成贵到女儿家去了，陈美如一个人在家。王大狗果真去了。
陈美如听到有人敲门，战战兢兢将门打开，一看是篷头垢面的王大狗，立即又将门关上。这时外面下着大雪，王大狗大嫂长大嫂短地不断哀求，希望陈美如留他过宿。陈美如到底心软，打开公公房门让他睡了。见他身上太脏，怕污了公公床铺，又烧了一盆热水给他洗头洗脚。
一夜无事。第二天可能没有人家做事，王大狗一直睡到晌午。陈美如催他快点离开，王大狗就是赖着不起！
这天我伯母忌日，伯伯从女儿家里回来祭奠，看见王大狗睡在自己床上，心里很不高兴。陈美如忙说王大狗是她娘家表兄，做生意路过此地，因此留他过宿。
听说是儿媳的表兄，伯伯信以为真，十分热情地留他吃饭，陈美如哭笑不得。可既然说是她的表兄，现在也只能假戏真做，表兄长表兄短地敬酒夹菜。王大狗倒也聪明，陈美如叫他表兄，他反过来叫她表妹，叫我伯伯干爷（如皋方言爷爷是爹的意思，干爷就是干爹）。
午后王大狗要走，伯伯如何肯放？又留他吃了晚饭，第二天才恋恋不舍地让他离去，并关照他以后常来。王大狗也不客气，以后三天两头到干爷、“表妹”家来。陈美如习惯了叫他“表哥”，两个人不久做了夫妻。
这天村里来了一位相面先生，大家都去找他看相。相面先生信口开河，他说张学义勤劳善良，不过尖嘴猴腮一脸苦相，过了七十岁，阎王不请自己去；王大狗方面大耳天生福相，一辈子吃穿不愁，过了八十三，还能转个弯。若是生在封建社会，至少也是个王爷。村民们认为他在胡说。相面的一本正经地说:
汉文帝刘恒有一个叫邓通的宠臣，两人关系很铁。某日文帝找我的祖先许负给邓通相面，许负说他有朝一日会穷困而死。刘恒大为不解：有朕在，邓通怎么可能会穷死呢？于是下旨赐给他一座铜山铸造钱币，开印钞厂的还能饿死不成？
邓通得此重赐感激不尽。一日文帝身上忽然生了一痈，竟至溃烂，日夕不安，邓通因文帝患病格外殷勤，昼夜侍奉顷刻不离。等到痈熟，破口流脓，文帝愈觉痈口热如火烧疼痛难忍，辗转床褥呻吟不绝。
邓通于是想出一法代为吮吸，渐渐的除去败脓得免痛苦。看官试想！这疮痈中脓血又臭又腐，何人肯不顾污秽用口吮去？独邓通情愿为此，毫无厌恶。文帝被邓通吮得爽快，便令他时常吮之。又见他做此污秽之事心甘情愿，文帝又别生他感触起愁肠。一夕邓通吮去痈血侍立一旁，文帝问道：“朕抚有天下，据汝看来，究竟何人最为爱朕？”邓通不知文帝用意，随口答道：“至亲莫若父子，以情理论，最爱陛下的无过太子。”文帝默然不答。到了翌日，太子入宫省疾，正值文帝痈血又流，便顾语太子道：“你可为我吮去痈血！”太子闻命不由皱起眉头，欲想推辞又觉得父命难违，没奈何屏着鼻息向疮上吮了一口，慌忙吐去，已是不堪秽恶，几欲呕出宿食，勉强忍住却是难受。文帝瞧着太子形容，长叹一声叫他退去，仍召邓通吮血。邓通照常吮吸，一些儿没有难色，文帝大为感动，宠爱愈甚。惟太子回到东宫尚觉恶心，暗思吮痈一事是由何人作俑，使我也去承当？随即密嘱近臣仔细探听，旋得复报，说邓通经常入宫吮痈，太子既愤怒又惭愧，从此记下了这个人。
文帝驾崩后，新皇帝景帝上位，下令将邓通的财产全部没收，并赶出皇宫。邓通失去了靠山，又得罪了领导，最后饿死在街头。
所以相由心生，人的命都是天生注定的，非人力所能改变！张学义死于非命，王大狗升官发财。从此二十年，吾言必验。今日相别，后会未可知也。”说罢飘然而去。
却说有了生产队之后，社员们选举队长。有人恶作剧，提议王大狗当队长，大家都一致同意。王大狗又提名张仁当会计（这家伙虽然只给他半碗米饭，可建议他去陈美如家借宿，其功不小），李义任记工员，张学义任保管员，马海涛任饲养员。这些人家前几年都曾做过喜事、丧事。王大狗在他们家里吃过！所以做人不要看不起流浪汉！朱元璋讨饭为天子，姜太公钓鱼当丞相，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
队长提名，社员们怎好反对？再说都是乡里乡亲，谁当干部都是一样！恨只恨前几年家里没有死人或嫁娶，否则也可能得到任命！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队长这官小得没品，可权力却大得没边。队里的人吃饭、睡觉、生孩子休息，都得队长说了算。队长，是实实在在的土皇帝。
王大狗当上队长后，只要听说哪户人家有喜事或丧事依然前去蹭饭！他是队长，他能光顾不叫蹭饭，叫把光！他的称呼再也不是王大狗：大人叫他王队长，小孩子叫他狗爹、狗叔。
王大狗吃白食出身，他哪里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收割呀！不过五人领导班子成立后，王大狗经常召集大家开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何况五个人！开会前王大狗总是询问大家明天干什么？领导们畅所欲言，基本上观点一致。王大狗最后总结：“你们说得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王大狗当年三十多岁，人模狗样的，又矮又胖，因为蹭饭时吃得不丑，一身横肉像个立着的石碾。平日里横披着上衣，黑肚皮精晃晃地亮着；浑身散发着恶臭，老远就能闻着。裤管儿一边挽得高一边挽得低，走起路来一步三摇，整个儿就是一个痞子，跟要饭时完全两样。要饭时王大狗还有点羞涩，叫他坐哪里就坐哪里，叫他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从来不敢跟人发脾气。当上队长之后，王大狗嗓门一下子粗了，就象工地上的项目经理一样。
那时刚流行广播，家家门口都挂个喇叭，王大狗门口挂的是高音喇叭，一大早，他就接通广播，然后通知社员上工。如果上工的人动作慢了点，他就骂人家八代祖宗。树的皮人的脸，被骂的人低着头不敢喘气；没被骂的人如蒙大赦暗自庆幸。
也有硬碰硬不信邪的，甩开嗓子与王大狗对骂。村民杨大山有次骂他：“县官不过七品，我看你有十六品，架子比皇帝还大！”杨大山以为数字越大官职越大，十六品肯定比七品大。王大狗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十六品，你今天迟到扣三分工！”
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斗不赢，不少人也就学乖了，挨了骂赔上个笑脸，也就过去了；更多的人则是曲意巴结。会计张仁就是这样的人，以前王大狗讨饭，他连剩菜都不肯给他；现在王大狗当上队长，又提名他当了会记，于是王大狗说长，张仁说不短；王大狗说方，张仁说不圆；王大狗说公鸡能下蛋，张仁就说亲眼见。张仁深得王大狗信任，他不叫王大狗队长，人前人后总是叫他“头儿”。
有这么一个笑话：王大狗有天与张仁到田间视察，王大狗惊呼：“蛇！蛇！”张仁道：“听见草响的！听见草响的！”王大狗：“原来是死的。”张仁道：“闻见臭味的，闻见臭味的。”王大狗：“不是蛇，是根草绳。”张仁道：“我也这么想，这儿怎么会有蛇呢？”
张仁喜欢拍马屁，可是保管员张学义对工作却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粮食进库、出库他都要过磅记账，稍有损耗他也记在账本旁边，分粮时跟大家讲明。大家都能理解，对他深信不疑。张学义自家分粮也跟其他人家一样，该多少就多少，一点都不会多分。
妈妈生前是一个封建旧社会妇道人家的装扮，裹小脚，梳发髻，常年腰束着蓝色或黑色的粗布腰裙，一年到头脚上裂口子、手上结老茧、脸上爬皱纹，是一个从小只有姓，没有名的乡下女人……
妈妈出生在桃园夏家庄，兄妹6人，排行老二。从小外公外婆没有请私塾先生帮她取名，她只知道姓隋，外人叫她“二姑娘”。
从小她没有开蒙上学，斗大的字不识半个。直到家乡进入初级社，村干部才帮她取名：同英。
妈妈从小就被外婆强行裹了一双小脚，一家人只住四间草屋，姐妹三人同睡一张用高凳搁置的竹床。
妈妈二十岁刚出头，家人就请媒人说亲，嫁到杨家庄杨姓人家。据妈妈口述，她来到夫家时只有一个包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来到杨家时，公婆都已亡故，兄弟三人分家居住。
和父亲结婚后，两人住一间草屋、一间瓦屋，睡的是高凳搁的竹床，盖的是一床旧棉被，两人相依为命，抵足而眠。
父母租了本庄朱姓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因为没有本钱养猪仔，田里缺少有机肥料，收成不好，每年交租后所剩无几，只能喝薄粥度日。
妈妈从小缺吃少穿，身体虚弱，但还是撑起了一个穷家。
婚后第二年，妈妈生了我大姐，隔了三年，又生了我二姐，一家人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
真是穷人的媳妇早当家、难当家。妈妈白天下地干活时，总是将姐姐背到田头喂奶，晚上或空闲时间就在家里纺棉纱、捻麻线，去大户人家换布，然后买颜料染色，在自己家中做衣服。有时没有针、线，还要去邻居家借，热脸挨着人家冷屁股。
1943年，如皋来了共产党，号召穷人起来闹革命。父亲吃尽了人间苦头，在党组织的动员和感召下，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起初到南马塘当地方游击队的通讯员，负责传递革命信息。妈妈和两个姐姐在老家相依为命，收种时节请舅舅和伯父帮忙。后来父亲被党组织派遣到当时的复兴乡当乡长，领导穷人斗地主、分田地。
1945年初，父亲又被党组织调到下原乡当指导员，白天伪装成染坊的推车工下乡换布，晚上则和同事们开展地下活动，与日本鬼子和地方还乡团抗争。
父亲走上革命道路后，伪军们三天两头上门，逼妈妈交出父亲的下落，妈妈东躲西藏与敌人周旋。
妈妈怀上我后，被敌人抓去关在日本人修筑的地堡中，伯父们卖粮、卖田请人担保，才将母亲赎回家中，
妈妈生下我坐月子时，反动派多次上门，威逼她交出父亲的下落。并且要“斩草除根”，杀死摇篮中的我。
妈妈将两个姐姐寄养到外婆家，然后抱着我，在她的舅舅家里隐匿起来，
等到家乡解放，妈妈回到家中，才得知1948年10月14日，父亲被下原还乡团抓去区公所严刑拷打，最后被杀于荒野之中。
1949年春天，妈妈将父亲的遗体运回，葬于杨庄东头的九亩田里。
解放以后，我家分到四母田地，可是孤儿寡母，没有劳动力支撑，生活还是十分艰难。
1952年左右，经人介绍，许姓继父招赘到我家。继父祖籍东台市富东乡，是一位雇农出身的老党员，苦大仇深。
从此一家人相依为命，妈妈节衣缩食，吃粗粮野菜，穿土布衣服，一生中从未穿过“洋布”衣裳和卫生衣。
1958年左右，家乡进了互助组、初级社，土地集体化了。
当时社员干活釆取记工分的形式，每天最高十分工，最低一分。队长会计全年满勤，每天十分工。男社员干重活，一天七、八分；妇女干轻活，一天四、五分；小孩子假期或星期天参加劳动，也可以记一、两分。
有一点还是人性化的，就是无论有没有工分，有户口就有口粮，人均每天六两。其余的粮食除了上交国家之外，一律与工分挂钩。工分多的多分，少的少分。如果有副业收入，跟粮食一样按工分多少进行分配。
妈妈细脚拐拐的，但还是带领两个姐姐抢干农活挣工分。家里借钱买了猪仔，既可称到肥料粮，又可称到工分粮，年终结算，还有一些余钱。
当时家里吃饭用水及养猪用水，都靠从一百米外的水井里打水挑水。因为继父要出工，妈妈每天要挑三、四担水，每担一百斤左右，妈妈细脚，有时用拐棒扶着挑水回家。
计划经济时代，火油凭票供应，妈妈借助月光纺棉纱挣钱。由于劳动日价格低，只能勉强将就过日子。
六十年代，进了大集体食堂，一日三顿凭人口到大食堂打粥。那时打回来的稀粥可谓稀薄，喝粥时看见自己的“人头”攒动。妈妈只喝粥，将萝卜让给我们吃。
包产到户后，我家承包了5亩农田，妈妈带领家人起早摸黑，奔波在家庭和责任田上。
这时候妈妈得了慢性气管炎，为了多打粮、多产出，妈妈还是拼命做农活，还抽钱供我上学。
我上初中时，由于离家远，我租了学校后面一户人家的房子，当了个“自炊生”。星期日去学校，妈妈总是为我备足粮、草，还为我炒点胡萝卜干和玉米花让我带去，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好好读书，跳出农门。
我时刻牢记妈妈的教导，发奋读书，后来考上如皋中学，毕业生后有了一份教师的工作。
妈妈年轻时爱好抽水烟，虽然家人控制她吸烟，但她顽疾难改，有时用玉米须子当烟抽。家中来客抽的烟头掉到地上，她也偷偷捡起来躲着闷抽……。
日渐一日，妈妈瘦了、发髻小了、头发白了、皱纹深了、裹脚小了、身体驮了......
由于劳累过度，妈妈积劳成疾，晚年患上了膀胱癌和肺气肿。尽管多方求医问药，终究医治无效。
1992年5月，妈妈驾鹤西游，享年78岁。
小时候，妈妈的膝盖是扶手；长大后，妈妈的肩膀是扶手；离家时，妈妈的期盼是扶手；妈妈没了，我到哪儿去寻找这个我依赖了一生的扶手。
妈妈，从此我的来路只剩归途，您的叮咛成了耳畔的回声；您那双粗糙的手，再也抚不到我的脸颊，世上最暖的光，熄灭了。
您乘云归去，我涉水独行。天地是相望的窗，触不可及，念不可止。备好重逢酒，醉在离人舟。
您走得很安静，留我满心风雨。故乡的老屋，从此没有了妈妈的味道。
我的老伴姓穆，名美芳，因为我姓杨，大家都叫她
美芳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老伴。
高中毕业后，美芳辍学回家，随父、母上工挣钱。那时的她年轻又漂亮。
1980年，我介绍她到桃园中学代课，因为只有高中文化，她便利用教学空余时间看书学习，参加师范函授，并取得教师任职资格。
我们结婚后，她白天教学，晨起和放学后仍战斗在劳动的田野上。只要她能干的农活，她从不缺席。
在40年的教学生涯中，美芳教过语文、数学，也教过体育、音乐，在乡、区、县多次统考或抽考中，她的教学成绩都名列前茅，先后十多次获得乡、区、县教育局的嘉奖。她所教过的学生中，后来不少人当上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军队高官、行业翘楚、企业的精英、劳动能手，可谓桃李遍布天下。直到今日，还有不少当年的学子发微信问候或携礼品登门慰问，她不但知足，而且满足。直到前年她才告别三尺讲台，在领导和同事们的祝福声中退休。
美芳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她挚爱的学校、学生和同事，回归到家庭的灶台，她不断加强角色转换，迅速担当起家庭“主妇”和“煮妇”。我虽然已经退休，但成天忙于教育行政工作，无暇顾及家里，家中的一切都由她“半边天”撑起。
美芳除了料理家务琐事外，还要耕种责任田和自留地。家中的一日三餐由她购买和烹饪。她有一手好厨艺，煮的红烧肉、红烧鱼、擀的面条都特别可口。
美芳由于劳累过度，胃病、腿疼等疾病集于一身，但她从不叫苦，能扛尽扛，特别是家中三次修房、建房，从材料采购到施工管理，均由她独当一面。庭院经过几次修缮，布局基本合理，做到前有大树，后有大竹，中间是三层楼房。经当地村委会评选，荣获美丽庭院和文明家庭称号。
因为我姓杨，美芳姓穆，乡里人都叫她杨门女将。
愿老伴长生不老，驶向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