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理善后友谊新理念
在众人的笑声中，老蒋笑着说：“你说你神通广大，现在正有件事儿等着你呢，看你怎么开销？”
“什么事？”“蔡国良欠的尿款和工资呀。”
“这是件麻烦事，我独自还去了两趟呢。”“他告诉去要钱的人们，说你拿了七百块钱。”
“说的没错，我是拿了七百块。”向河渠告诉蒋国钧说，“当时为我爸塑材，因为估计我爸来日无多耽误不得，可手头又实在没钱，虽有不到四千块在手，但那是公款，除了我应得的工资和应还我的欠款，其余是动不得的。我让周兵去找了他，给了七百块。上次去要打条子给他，他不要，说迟早是要分给我的。我说按帐分也只有五百多，其余可在我妹妹的工资中扣，他说没有多给，说我忘了帮他垫的去上海的开支了。”
老蒋说：“可他没有这样告诉别人呀，只说你拿了七百块，你说别人会怎么想？”向河渠说：“这家伙，真没想到-----”
“国民认为可以告他。有合同在手不怕告不赢。”
说到国民的看法，他回忆起那天国民说的话。赵国民说：“舅，蔡老师那儿是得追追，又不是没赚到钱，凭什么不发尿款、工资呀，还有该给我们的到今天也不给，耍赖皮呀。不行就告他个混帐。”
向河渠没想到国良将钱看得这么重，竟然“利”胜过了“义”。钱是要要的，只是告状还不能，因为毕竟二十几年的交情，尤其是上次带病陪他北上几千里找门路，那番辛苦他是忘不了的。他说年前事太多，过了年再去找他好好聊聊。他建议国民写封信给蔡国良，也不知写了没有。不过，他说：“输，他肯定是输，可是这二十几年的交情，尤其是前年那么冷的天，又带着病，为我厂奔波------”
蒋国钧叹了口气说：“秀才，你的心太软，只怕今后你还会吃这心太软的亏呀。”
向河渠说：“蒋兄，你是知道的，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至少我不会先负人，这是我做人的准则，什么时候也不会丢的。”蒋国钧又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
说实在的，让向河渠做梦也想不到帮蔡国良办校办厂竟帮出这么大的麻烦。激素生产虽说由于自己犹犹豫豫，怕合打的官司不得赢迟疑了几个月，效益不理想。尽管如此也创了近两万元销售，为学校创收千余元，利润达一千七百多元，加上物资变价差价，总收益在二千七至两千九百之间，耗时也仅三四个月。
按说货款到帐后就该发尿款和工资，原承诺给老蒋和国民及自己的给掉，蔡国良还能得一千至一千两百块，等于多拿了一年的工资，也该知足了。可他不知打的什么主意，一拖两年多，收尿款和工资七千多元，你纵千军万马来追，他自岿然不动。
向河渠想年前实在分不开身，年后一定去好好地劝解劝解，别弄得几个车间头头暴怒起来，真的告上一状，他蔡国良的面子可就丢得一干二净了。干嘛拖着呢，给是少不了的，拖，了不起就是多得点利息。
唔——，莫非他打的就是这个主意，连给蒋、赵的共八千多，拖一年不说按常规集资的一分八算，就按贷款利息计，也得八九百，好家伙，这两年半不就两千多了么？唉—，不怪古人说“钱财是毒蛇”呀，它可让人忘了义呢，自己可要警惕唷。
世上事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向河渠与老蒋、赵国民都说过年后去跟蔡国良好好聊聊，争取早日将钱发掉。可谁知要钱的人们等不得，你来他往地追，腊月二十八还同众人去了一趟，没能如愿。二十九，也就是除夕，天正下着雪，又一帮人涌进了向家。向河渠只得答应再陪同前往。
一位叫阮红芬的依着是凤莲一个村的人按辈份喊河渠为姑丈，说是今天是乘别人的二等车来的，问能不能借姑丈的车子去舅舅家借辆车子来一同前往。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向河渠当然借给了她。谁知竟是个骗局，车子骑走后，来人中的负责人李秀云说希望向河渠敦促蔡国良给钱，否则用向河渠的自行车抵尿款。
向河渠闻言不怒反笑，说：“姑娘，你不觉得好笑吗？第一，我不少你们的钱，是蔡国良少，你们扣我的车是违法的，我可以申请法庭追回；第二，一辆车值几个钱，尿款又是多少钱？这样吧，车子我通过法律途径追，滨江的尿款我不帮你们要了，想怎么办我奉陪。你们请吧。”
“向厂长-----”“姑娘，别说了，有这样的道理吗？帮你们去要钱，将帮你们的人的车子骗去了，这个忙还能帮吗？要弄清我姓向的不少尿款，生化厂也不少，你们骗车子是违法的，不还我车子绝不帮你们去要钱。用一辆车来要挟我，你们太幼稚了。”
“向厂长，你放心，我会尽量做红芬的思想工作，让她还你的车子的。”“随你们的便，我无所谓，不怕没人赔我的车。”
李秀云等走后，凤莲问：“真不管她们的事了？”“你看呢？”“依我看你的同学太不象话了，两三年了还不给钱，谁受得了？要不是因为你，蔡国良收不成尿，当然也就欠不了尿款，所以说你也是有责任的。”
“莲子说得对，这事你得管。”一直没说话的老娘说。“妈，你放心，怎么会不管呢？总得等过了年初一吧，而且她们做的也太不象话了吧。”
正月初二向河渠去了蔡国良家，蔡国良提出要用弟妹的工资抵。向河渠说：“站在你的角度上有你的道理，但站在生化厂的角度上则说不通。因为你欠的是尿款和收尿员的工资，不是欠生化厂的钱，这是两码事。即使生化厂答应，收尿员和孕妇也不答应，这是其一。其二，生化厂的一切由公司管着，连卖一斤钢材、发一块钱工资也要由公司主管莶字，我向河渠做不到这个主。其三、假如要等你弟妹的工资发放了才发尿款，那么我的车子岂不也要等到那时才能拿到，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蔡国良坚持不让步，两人吵了起来。向河渠火了，说：“也是我瞎了眼才做出这样的笨事：一不该将弟妹受到厂里来，不受他们就不会欠他们的工资，也就落不到抱怨；二不该帮办校办厂。不办这个厂，你国良挣不到这笔钱，滨江人也不会骗我的车子，也就没有今天的纠纷。罢，罢，罢！车子不要了，你让国桢将手续办给我，我带回去请示。我俩从此一刀两断，除非被逼，我不会再来了。”说罢，气呼呼地坐在那儿等国桢归来。
朱国桢一到家，向河渠要他立即办理工资抵尿款的手续，说：“办好了我连夜走。公司如不批，就不要车子了。不过尿款绝对少不了，会有人通过其它渠道要的。到那时别怪我不帮忙。”
蔡国良听向河渠说这番话，追问是什么意思？向河渠说：“你是明白人，自己该知道什么意思 。拖欠尿款有钱不还难道还合理合法了？我看在往日情分上一直拦着，今天办好手续，无论批到批不到，你我已不再是朋友了，别人怎么追款与我屁的关系也没有。写吧，写好了莶下字，我立马就走。”
蔡国良一怔，没来得及说什么。国云来喊，说爸让他去一下。国云、国桢、国良都到后面去了，只有张媛美陪着向河渠，倒茶说话。
一会儿国良写来一张条子，是给李秀云的。上说限她五天内将车子还给向河渠，过期则将滨江的尿款和工资扣下，抵赔车子。国桢答应过了正月初六，先送辆车子到向家，待解决问题后再还回来。自然用工资抵尿款的手续也没办。
蔡国良写的条子没起什么作用，国桢也没送车子来，当天是为平息向河渠的火气而采用的办法，那一天等于白跑了一趟，车子事只好起诉到法庭。
法院受理后交滨江审理。所谓审理，风雷镇法庭只来了杨继胜一个人，地点放在滨江法律服务所。向河渠到时阮红芬还没到，直到将近九点才来。听双方发言，杨继胜说：“尿款事与生化厂无关，与向河渠更无关。你借车不还是错误的，不可一错再错。念你不懂法律，又因长期欠款情急所致，不追求你的法律责任了。回去将车子送到法律服务所，并带八块钱来缴纳诉讼费。”
同时说向河渠也要向征性地缴纳二元诉讼费，因为是调解，调解嘛，双方都要承担一点儿。向河渠有些想不通，认为自己无过错， 不想承担。一时间调解形成僵局。
滨江法律服务所所长龚玉良说：“久闻向厂长通情达理，今天怎么锯到树捉老鸦呀。行了，你不承担我承担。”
向河渠一想，也真是的，为个三块两块钱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今后还跟风雷镇法庭打不打交道了？于是接受了。龚玉良笑哈哈地说：“这才对了，别走，在这儿吃饭。”向河渠说：“这怎么可以。”龚玉良说：“什么可以不可以的，下次去沿江你招待就得了。你说对不对，老杨？”杨继胜笑着附和道：“对，对，对，到沿江去你招待。”
下午将李秀云找来谈约期去要钱的事儿。李秀云母女一齐来的，当得知法庭通知还车时还要坚持用车抵。杨继胜说：“这事与你们有关吗？真是法盲。”向河渠这才知道骗车事是李秀云母女俩主谋。先前竟依靠她们去做阮红芬的工作，真是从何说起。
过了五天，向河渠与李秀云夫妇一齐先到风雷镇法庭，见到杨继胜。杨继胜对李秀云说：“尿款事与向河渠无关，只是因为你们原来是为他们厂工作的，愿意同你们去要钱。你们竟合谋扣人家车子，是违法的，初犯就不计较了，下次不可。”李秀云夫妇连声答应下次再也不会了。
蔡国良这次没有让李秀云白来，不过也只给了八十二元，是哪方面的钱，向河渠没问。蔡国良说：“钱不会少大家的，只是目前有困难，我将努力争取早日发清。你们扣向厂长的车子是不对的，到他家要钱更没道理。他不少你们的钱，要钱来找我。扣了人家车子几十天，影响了人家的工作，要赔人家损失。这损失要从滨江尿款里出。向厂长的爱人、妹妹 、妻侄女都没拿到钱呢，就是发也该先发他们的吧？向河渠，你看赔多少？”向河渠说：“我不跟你们狮子大开口瞎要，从二月十六到三月二十四共三十七天（这里说的是公历——笔者注），一天一块五，共五十五块。”李秀云说：“我随便，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李秀云夫妇走后，向河渠对蔡国良说：“你们呢，原说正月初六先送辆车子让我骑起来，结果是句空话，这些都不去计较了。你的话真的假的我也弄不清楚。我知道要指望你帮我解决车子问题几乎没有可能，又知道通过司法程序反而方便，于是缴了十块钱，写了张状纸，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问题，十块钱只要我负担了两块。只是这赔偿费和国美、还有我妹妹的工资什么时候你才肯给，我没数。不妨告诉你件事，最近我委托赵文富卖的钢材款可能不要多少时就会到帐，我和你做个生意，你先解决我的问题，我解决国桢的工资问题，别的话我就不说了。”
回沿江后向河渠将去蔡国良处的情况说了一遍，老蒋和春红都说只有这样做，不然猴年马月也拿不到他的钱。
四月三日蔡国桢接到通知后来找向河渠批条子。向河渠问：“三天前跟你哥说过，你哥解决我的问题，我就解决你们姐弟俩的问题，来前你哥怎么说的？”蔡国桢说他大哥没有提。向河渠说：“那就对不起了，请回去告诉你哥，互相帮个忙。”
蔡国桢说：“不能这样卡吧？”向河渠说：“谁愿意卡？可是我有办法吗？你哥是钱在手上不给，横一趟竖一趟地跑，还是不给。我们是没钱卖物资、收应收款，弄到一点儿就通知大家来拿，你们也拿了不少，可你哥就是不给。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做。不这样互相牵掣能拿到钱吗？”
蔡国桢火了，大吵大嚷道：“今天不发钱，尿款就屌子，看谁合算。”向河渠问：“发了钱尿款就不屌子了？”国桢无言以对。
向河渠说：“以前每回都发的，尿款一直不给，是你哥教我们学乖的，没办法只能这样做。合算不合算以后再说。”蔡国桢垂头丧气地说：“算你狠，就从我工资中扣好了。”
向河渠在付款凭证上批道：“请扣除童国美的三十二元二角三分、向霞八十一元五角 、我的自行车赔款五十五元后给付。”然后说：“这样做你有损失吗？没有！没有损失，对双方有利，你们为什么不肯这样做？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要想别人怎样对你，你就该怎么先去对待别人。尿款事随你们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只怕我真的置身于事外，丢面子的不会是我。”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们兄弟都是眼眉毛能吹哨子的人还用我明说？至于今后处不处、怎么处，都由你们定。付钱去吧。”向河渠递过条子没再说话。
目送着蔡国桢愤愤地走出门去，向河渠百感交集地陷入往事的回忆中。他忆及了国良暗中修改梨花为老爸鸣冤叫屈的文章而不居功，带病同自己奔波几千里，嘱咐弟妹与自己共进退，得知厂长组阁即来找阮志清探听消息、关心自己的安危，什么人的钱不给该给自己的没少给一分等等，表明他对自己一直是关心备致、情感颇深的；再回忆起与凌紫娟的分手原因、对尿款及职工工资的拖欠不发，甚至连老蒋、国民的钱也不给；回忆在镇北与老老少少都谈得来，两派谈判红联这边他负主责，但在组织内部却不见他争权；向霞去当会计放任蔡淑云去刁难、侵权，终于逼得自己撤回妹妹而任其独行独决；日常轻言巧语，有时轻至不侧耳接近则听不见，说起理来比自己还会说，一套一套的，而在尿款工资发放上则是不说理，且吵闹发横；兄弟五个不分家，没听说有家庭纠纷------这一件件、一桩桩让人难以相信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可偏偏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真不知该如何评价此公。
不管如何评价蔡国良，对蔡国桢来厂的事却不能无动于衷，当然也不必前去理论，用信表明态度也就行了。可信该怎么写呢？关于尿款工资及蒋、赵款的发放事要说，不发的后果也要说；过去的情谊，尤其是北上的情谊要说；国桢的大喊大叫说不说？说！不说的话倒不用写信了。还需说些什么呢？关于今后怎么处需不需要提提看法，象以前一样在信上展开讨论？
今后怎么处呢？朋友关系是应当保持的，国良没做多少对不起自己本人的事儿，倒为自己出了不少力；至于太看重了钱，不顾及赵、蒋及职工的利益，那是因为他已用不到他们了。且慢，之所以将自己该得的钱给了，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有用？是的，从不给蒋、赵来看是的。
也就是说他是以有用没用、用途大小来区别对待的。这也无可非议，朋友相处本就是为有用，没用之人处什么朋友？就这样见事行事处下去吧，只要不合作办企业，不在钱财上打交道，其他都可处，因为一涉及到钱财上的共同处理就可能连朋友也做不成的。对！就这么办。
既然定下了不再在经济领域里合作，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就无须讨论了，信也就容易写了，于是提起了笔。信的开头他是这样写的：“同意办校办厂的初衷之一是想在经济领域内携手合作共创大业的，因为在镇北尽管我俩意见不一致，合作仍然很成功，没想到事情进展到这一步，竟应上了‘言多语失皆因酒，义断亲疏只为钱’的古语，很有悔不当初之感。昨日国桢老弟的大喊大叫令我震惊也痛心，为避免二十五年友谊一旦抛，故写来此信，尚盼老兄三思。”
接下来他在信中说：“关于校办激素生产善后问题，盼老兄妥为处理，其中各乡负责人、各车间工人工资和老蒋、国民二位应得的收益，更盼优先处理。”
在列举了帐上一系列数据后，他写道：总收益约在二千七百到二千九百之间，按当初的约定蒋、赵二人每人应得五百五到五百八十元之间，至于那个二百的机动数由你处理。不错，你多次说过活人不少活人的钱，但是七八千元应给的钱一拖两年多不发，仅利息你就可得一两千元，加上盈利你应分的一千一到一千二，共获得两三千元。劳神时间几个月，收入可抵两三年，你们还对我意见纷纷，真是从何说起？”
向河渠在信中承认有些事他做的不尽妥当，比如因滨江乡收尿负责人李秀云就扣向河渠的自行车一事表示愿在尿款中扣赔五十五元，而蔡国良却不付诸实施时，赌气对需自己莶字的拒绝莶字以对抗，最终还是在国桢的工资中扣下了，这就显得自己气量未免太小了。
“但是”，他在信中说中说，“几年来我视阁下弟妹如自己的弟妹，凡可以办的事都去办，为什么我妹妹的工资就一分也不发呢？不发还欠国桢的工资，尿款就不发，令弟妹几年来几千元工资绝大部分都发了，剩下的也在变卖物资中逐步发还，这是生化厂的事，与广大孕妇和为你服务的工人有什么关系？老兄，你我再吵，过后还是老同学，国桢的大吵大闹是否过格了点儿，几年来的情谊就因为我这出于无奈的对策化为乌有了？那往日的‘河渠哥’是出自肺腑还是看在其它什么份上？”
向河渠在信中说：“过去我多次登门去要钱，那是为大家，虽也有争论，但不伤感情；为自行车被扣我意见较多，但随着车子问题的解决也就烟消云散了，因而打算用你的帐户办些事，当然不会白用，你也建议到贵处去干，两人之间又靠拢了许多。谁知国桢这么一闹，我的天，这是怎么啦？”
向河渠在信中说：“为我爸鸣冤叫屈你奋笔疾书；为阮志清驱逐我，你痛心疾首，并敦促何、赵援手；为打开供销渠道你抱病冒寒陪我数千里奔驰，这些我都铭记难忘，也想尽力补报，也在尽力补报。但不论何事都有个度，这个度在这件事上就体现在不侵犯我借给人员的切身利益上，我不能拿他们的利益来补报你。因没忘你的情谊，特提醒一句：早就有人要凭合同告状了，只是我极力挡着。钱给不给、何时给？请权衡后再决定。
你是知道的，我已于八六年底离厂回家，现在在本大队校办厂混，不比在生化厂，因而在创业一事上对你是帮不上什么忙了，请原谅。”
向河渠在信的最后一段说：“国良兄，古人说的‘道义相抵过失相规’正是朋友之道，我们之间吵归吵，友情归友情，话说过了，朋友还是朋友，你说对吗？你的与人打交道的本领我非常佩服，因而不耽心你在人生路上的境遇，唯一让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查阅气功书，对症治疗的法子是有的，现抄给你，就怕你不易坚持。我们才四十四岁，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没个好身体是不行的，为此建议你投明师治病。常州有个气功大师叫李志茹，气功造诣很深，现将名片寄给你，愿意的话可跟他联系。无论是为妻儿着想还是为自己，都没有什么比保养身体更重要的事了，望不要等闲视之，切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