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独对责询党委会
向河渠在沿西村办起了校办厂，连何宝泉从深圳归来也加了盟。事情惹恼了乡领导，通知他去乡政府，说党委找他有话说。
向河渠应召来到乡政府，在会议室里受到党委的集体召见。说召见是客气话，实际上是党委集体责询。这场面已听何宝泉描述过了，因而一笑置之，并在空着的座位——“被告”席上坐了下来。
“向河渠同志，今天通知你来，想就相关问题集体与你谈谈。”书 记阮友义首先开了口。“欢迎领导责询和指教。”向河渠说。
“听说你到沿西办了个校办厂，并擅自拿走了生化厂的生产设备设施，请你说说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一位陌生人第一个发出了疑问。
“请问您是——”听对方自报“季国祥”，向河渠笑着说：“您是新来的季政工，难怪对我不了解。我自70年当生产队会计到今天前后17年，自问没拿过集体一样东西，甚至连割把韭菜拿回家的事也从没有过，更不用说拿厂里的设备设施到沿西去办厂了。”
“你就这样干净，一样东西也没拿过？”阮友义问。
向河渠看了他一眼，依然是笑着说“假如一定要说拿过什么东西的话，我拿过两只旧痰盂。”阮友义立刻说：“东西虽小，究竟也是拿过的。”向河渠回应说：“是开了票给了钱的。”
见季政工笑着点点头，也报以一笑。
“哪个批准的？”阮友义问。“是厂管委会集体订的价，我在发动职工走乡串户变卖时买的。那时乡里没有下达不准变卖物资的指示。“
“你去沿西办厂谁批准的？”陆春山陆书 记问。
“我于去年7 月呈送辞职报告，党委于8 月派出工作组审计和清资理财，于11月底结束，直到12月底没有处置决定。我不愿尸位素餐白拿工资，于12月26日致信党委后回家，到今天又已两个多月过去了仍然不闻不问。我不能空坐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得维持一家六口生活，不拿集体工资自谋生路。不知错在哪儿？”
“党委并没有批准你辞职，私自离厂回家是目无组织纪律的行为。”纪委冯仁政说。
“口头的、书面的，我多次声明过：如不能满足我的条件决不再当厂长。党委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我虽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也有自己的自尊心。各位领导设身处地想一想，要是事情放在你们头上，你们会不怕别人非议地赖在厂里不走吗？”
“你说辞职是因为我在会上点名批评了你，事实上我没有这样做，发言稿还在我这儿，你怎么解释？”阮友义问。
向河渠闻言心想这大概是今天找自己的目的之一，没有必要顶顶相戳的，能让人处且让人。他说：“辞职的原因在辞职报告中已说得很清楚，无论你有没有点名批评我，都不会因为领导的几句话就辞职，如果是这样，我也就不是我了。”
“可是社会上好多人都在这么说呀。”阮友义说。
“那好办，哪天开三干会，我可以在会上声明辞职跟批评不批评没关系。”
“生化厂亏了本是事实，你当厂长使得企业亏了本，有没有责任？”唐书 记问。
“有！不但有而且主要是我的责任。”
“说说看，有哪些方面的责任？”季政工问道。
“主要有三点。”向河渠说，“第一是决策失误。收全猪和人情猪，提高肥肉比例，从而导致压库香肠难销；第二是管理松弛，顾此失彼。制度制订、公布后，只顾开发奔波，没有认真抓落实；第三是用人失于轻信，以致肝素联办失败。”
“有错误是不是该检讨？”冯仁政问。
“我虽不是共 产 党员，但能象一个党员那样敢于认错改错。刚才说的错误在生化厂职工会上不止一次地公开承认过，并作出纠正的措施和打算。如有需要我愿意在任何场合作公开检讨。”
“那好，3 月10号召开三干会，你在会上将你的错误公开说说，顺便劈一劈刚才说的谣言。”阮友义说。
“行！”向河渠一口答应。
“10 号前将你的发言稿送到办公室审查一下。”冯仁政吩咐道。
“冯纪委，我不检查你有办法整治我吗？”
“什么意思？”冯仁政问。
“没什么意思，告诉你三个字，办不到。”向河渠轻蔑地望望他，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
“你——”冯仁政还想说什么，被阮友义止住了，说：“实事求是地说生化厂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也不总是你的责任。你写的材料我都看到了。站在你的角度上自有你的道理，但站在全乡的立场上，又有乡里的具体摆布。今天找你来，开始就说过了，是集体找你谈谈。你的辞职报报告党委没有批，这就意味着你还是生化厂的法人代表，因此这个厂的事你还是要负起责来。上次与唐书 记一齐跟你谈话时我就说过，我们毕竟是老同学不会象有些人猜想的那样如何如何的，要是那样还不早就批准你辞职了，没批就是说明还是信任你的。”
“谢谢你的信任。阮书 记你说得对，一个事物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法就会不同，这不奇怪，我体谅领导的难处，也盼望领导能体谅我的苦衷。”
财委叶华久不客气地问：“书 记已说过了，生化厂的事你仍然必须负责，可找你谈了两三次，要你赶紧将应收款和散失的物资收回来，你一直不闻不问，这是什么态度？”
向河渠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久会计（他有意不称为财委），别忘了我跟你说过，我向河渠只是个没有乌纱帽凭双手吃饭的社员，不怕你以势压人。我呈送善后工作计划里面说得很清楚，不统筹兼顾，只侧重收而不将清偿工人工资欠款放在第一位，我就不处理，看你捉我坐牢去。你是沿江人应该清楚，我向河渠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越压越敢顶......”
“哎——，哎——，向河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唐书 记站起来不高兴地批评说，“叶财委就说了这么一句，也说不上压呀，你这火发的？”
“请书 记问问他叶华久在公司是怎样训斥我的？在今天的会上又有哪位领导用这种口气责问人？告诉你久会计，为夺权社教中我向家被定为富农、富裕中农，结论公布上了墙；运动中我爸被揪斗入牛棚定为历史反革命，我向河渠敢顶敢抗，终还历史真面目。今天已不是社教文革时期了，我还怕以势压人？知事以来不合情、理、法的主张不提、事情不做，只要我能说敢坚持的就必定会合情合理合法。都是沿江人谁不知谁的根底，除了地位低一点儿，钱少一点儿，哪一点不如人......”
“哎——哎——老向，你越说越远了。这样吧，先下去静静心平平气，中午在乡里吃顿饭，下午我们继续谈。老徐，徐乡长，你陪陪他。”阮友义打着圆场说。
“吃饭就不必了，谢谢，下午我再来就是了。”
“别呀，离这儿十几年了吧，恐怕不记得老黄的手艺了，今天重新尝尝，同时也省得来回跑。徐乡长，先去你宿舍歇歇，陪老向聊聊。”阮友义热情地说。
徐乡长走过来伸手与向河渠相握，并自我介绍说：“我姓徐，叫徐邦仁，刚调来。走，我们去聊聊。”随后不由分说拉住向河渠就往门外走去。
早听赵国民说他叔丈人调到沿江来任付乡长，今天才算是见了第一面。
徐邦仁说：“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想不到你竟然这么厉害。诸葛亮舌战群儒想来也不过如此吧？”
向河渠说：“让你见笑了，身历这种环境中你越让他就越欺你，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抗争。”
“听国民说过了，为家庭拖累你失去两次考试机会，倒是挺可惜的。只是会计考试那一次并不离乡离土的,怎也不考呢?听国民说如果论理论水平,在全乡要数第一,会计实践水平也不该差到那儿去呀。”徐乡长不解地问。
“当时并不知道会分在周边乡镇，要知道也会参加的。我乡12个参加考试取了11个，我去自信不会落榜，可爱人怕我离开沿江，二老两小她一人担心吃不消，所以就没考。说句笑话，他叶华久的水平跟我比，恐怕不会比不上他。小人得志，一当上个芝麻大的官就忘了他姓什么了。”
“只怕不单指叶财委一个人吧？”徐乡长笑着问道。向河渠笑笑，没回答。徐乡长问：“向厂长今年多大？”听说是43岁，他接着说：“我正好比你大十岁，53，托个大叫你一声老弟。老弟，鹤立鸡群虽则可以显示自己的不一般，可引起鸡群的嫉恨也不一定是好事啊。你经历过运动，应该懂得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的道理吧，打击面可不能过广呢。叶财委恐怕不应该在你打击的范围内吧？”
向河渠一怔，会过意来，说：“你说得对，是我肚量小了点儿。他只是个势利小人，应避而远之，一般不与他较量的。与他较量等于把自己降与他同等了。”
“只怕还不止他一个，整个党委一班人都与你无愁无怨，不要抱对立态度，要争取人心，争取大家的支持，至少不反对你。今天你对叶财委这么一吵，就是无意中树了一怨，是大可不必的。当然了，你无求于他，只要不去招惹他也就是了。”
可是让徐、向没有料到的是向、叶的这一口舌之争竟在多年后给向河渠又增加了一道没能逾越的难关，将本可为沿江工业放一异彩的企业陷入绝境。当然这是十来年后的事儿，到时再说。
这里只说当下，向河渠说：“徐乡长。要是你早些调来几年，哪怕是早来一年，我也不会落到这一步了。”
徐乡长说：“那倒不敢说，我只是个付乡长，拎拎草鞋的，做不了大主，”
向河渠说：“可以帮我周旋好上层关系，赢得党委的支持呀.”
是的，要是宋登儒不走，有他在党委内帮忙，又何至于落到这一步？但“要是”也只是“要是”，现实中没有这许多“要是”，宋登儒毕竟早就走了，而徐邦仁也到目下才来，向河渠已离厂回家，木已成舟，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了，你说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