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五章 忧谷愁城挣难出
熟悉向河渠的人们都夸他心态好，他在“生平不解愁滋味，惯以笑声熨皱眉”的后面或缀以“残腿偏走坎坷路，苦辣酸辛手一挥。”或联上“险山恶水寻常过，风刀霜剑鼾如雷”的小诗总给人以为他生平真的不知愁为何物，天生是个乐天派呢。其实笔者知道他的心胸并不如自吹的那么宽阔，尤其是他出任生化厂厂长后的那两年另一个月的岁月里，还是被囚在愁城忧国中的。不信？且听我从一道来。
先让您看一封信。信是写给唐书记的，看日期和内容，当是写在与蔡国良北上寻销路的征途中。信上说：
“听着老同学不自觉地发出轻度呻吟声，回想起他带病奔波，回想起其他朋友极尽全力的支持，心情激动起来。丢下手中的《推销技巧》，拿起了笔，想跟您说说久闷心中的话。
书记阁下，当厂长不是我的心愿。我是在当阮厂长的面探询我的去路、后又经他姐姐做工作也做不通，面临着要么滚蛋要么自己干的情况下才向您提出申请的。
这一情况知道的人不多。一年多来我一直在委屈中拼搏，只想在生化厂站起来后告退时稍稍表白一下。朝中无人莫做官，我这个没后台的人，有谁知道七九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处在被排挤中？又有谁知道我的另一些苦衷？
人能被嫌笨了，也能被捧聪明了，我是在被嫌中被捧中？心中有数。去年八月开发了醋酸钠，九月上了香肠和肝素联办，今年五月开发了片碱，八月上旬压敏胶带又问世了。要是别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个我不知道，但对我的前景如何？却是心若明镜的。因为我没有后台，又只会看书。
今年的结局怎样？恐怕好不了多少，因为时间不多了。八月上旬胶带问世后我就该出来，可是却又走不开。一个产品刚出来总要有个让人们认识的过程，到今天才两个多月。
今年来生化厂没发一分钱工资，再垫钱出差毕竟有限，我这次拿出几百块钱来出差，爱人已有微词了。
时间，留给我回旋的时间太短了，凭我的这点点能力，来不及。过失是我的，不想为自己洗刷，谁叫我不早一点拿出产品来的？要是请上海研究所来进行技术服务会这么迟出产品吗？
落个什么样的后果，我是咎由自取，不去说什么。要说的是、我感到为难的是：舆论对我朋友们的压力。伍子芳、陆锦祥、洪祥、郑若华等为我振兴企业的决心所感动，从米箩往糠箩里跳；阮志恒顶住了讥讽没有退却；蒋国钧、赵国民、阮秀芹、葛春红、李淑英、范模、张井芳、周国祥、裴友忠、戴冬珠、曹秀兰、蔡国桢、周兵......许多好同志吃了那么多苦。我该怎么对待他们呢？
离厂前您的话我认为是对的，再说我这条断腿不跑什么路还有点不舒服，又怎么愿意在外头跑，更何况还在收种的当口？
也许您知道我家六口人的田只有我爱人一人耕种，可我没办法。不亲自跑，取不到第一手资料，指挥不到点子上；不亲自跑，关系人出不了那么大的力；亲自跑也增加了推销的力量。
十天来尽管只跑了三十八家，有希望使用我厂产品的只有十二家，但在人事关系网上却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扬州、淮阴绝不会只有十二家用我厂产品的。‘跋山涉水寻丹药图枯木重华，走南闯北请高人为白骨生肉’我用这副对联概括我在外头跑的目的。跑，尽管不是一种享受，但为振兴企业我还得跑。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谁是我的知己者？离校十七年来我从没偷过懒，但也没寻到知己的上司。这一回的自荐当厂长是走投无路被逼出来的，要不然就得滚到别厂去做自己不想做的工作。
然而这一年多的拼搏，有谁能理解我的苦衷？下场将会怎样？人不能做事，一做就有错，一错就有人跳出来指责、评论；做得越多，错处也相应多些，固然小辫子也多了；而碌碌无为者却四平八稳，人缘好，领导印象也好。我真有些想不通。
今年完不成任务，舆论自然比不做事的要坏得多，这也不奇怪。正如我对带病奔波的老同学所念的小诗所说的：
病残两个书呆子，自不量力去现世。如果当初甘受贬，诗词自娱乐无比。
下面这首词是我在胶带搞不出来、危机四伏时填的，词云：
封门堵户重重雾，茫茫四野、出路在何处？屏息睁目环回顾，找不到那现成路。
披荆斩棘开山斧，人生舞台、新事袭老谱。事与愿违同谁诉？另觅它途慢筹措。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心绪从未轻松过。
书记阁下，写这封信给您别无他意，吐吐心中的闷而已。其实，只要象妻子劝我的那样想开一些，就什么闷也没有了，不是么？
何须欢喜何须愁，逢场作戏随波流。是非善恶谁定论？没啥标准信意诌。
可惜的是我没有那么豁达，心眼儿太死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也没办法，只好随他去了。
好了，不说这些了，再见吧。有什么进展我会随时向您汇报的。”
其实最让向河渠苦闷、忧愁的是在生化厂内部。那诗中所说的“手一挥”也好，“鼾如雷”也罢，是针对外部疙疙瘩瘩的不平路、风刀霜剑的打击而言的，一旦遭遇内部的种种不如意，他就会忧愁、苦闷了。
因为对外部的困难处置要比对内部的矛盾好处理得多，就正如与阮志清之间的矛盾。当他希求仍然作为合作同盟时，是那样的迷茫、手足无措、消极避让、委屈求全；可一旦明白合作绝不可能了，他已被排斥在阮志清的合作圈外时，事情就简单了。而如今的不简单是在内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一段时间，尤其是八五年下半年内部的一些蛛丝马迹。当然我不是生化厂的人，又过去了好多年，要知道那蛛丝马迹也只能到向河渠的日记中去找：
8月12日：九批化验，最高78个单位，一个合格的也没有，赵国民居然没有处理。在干些什么呢？是水平问题还是浮起来了？
这个卢萍，汇报天热没人愿生产。有人愿生产了，又冷言冷语地说：“你们要烧就烧哇。”身为负责人，这是什么话？联系起其它诸如想让小郑的推销无法兑现的流言，我不禁陷入了沉思中。
8月17日：一天的排查，由赵国民主动抓了起来，阮秀芹被动应付。本应以会计为主的工作，却象没事的人儿似的，象话么？
查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按制度规定，责任事故是要赔的。可是工资本来就不多，再一赔？是否可以从宽一点儿，加上个条件，允许将功补过，能在今后夺回损失者，准予抵算？唉——，这从上到下的管理——？
8月18日：老朱的工作怎么做呢？要是他真的不干了，还须要扶么？其实他的能力谁都了解，要与国桢比，差得远，而国桢至今还是个普通工人。不就是怕人议论么？秦经理的“我行适我素”虽有道理，能避免时还是要避免的。忍忍吧。
8月20日：对小阮怎么看待呢？前几天老蒋召开两委会，没通知她参加，我也没争。究竟是拿她当助手共同创业，还是象其他厂会计一样只当个班子中的一般成员？得好好地想一想。
8月21日：缪丽特地来厂说了小阮跟她的谈话。我告诉她：对这父女俩我已尽力维护了，可是没有用。你口口吐的红鲜血，人家只当红墨水。厂里人们或敬而远之，或背后嘀咕，却不自知。自以为是的毛病比我严重多了，有什么办法呢？就说今天吧，半天没来，据说请过假，向谁请的假？该今天召开财务工作会议，人没来当然就开不成了，唉——
8月27日：老朱说他不干了，思想工作是要做的，但不能总是迁就吧？怎么劝也劝不了，坚持要换行当，只好让他跟马如山去创办肠衣加工场
8月28日：卢萍这个人，高中毕业，字写得不错，据展银芬说在家很勤劳，人也老实。让她担任核算员，协同老朱负责片碱车间，却虚报消耗，硝酸钠的支出竟超出购进数量；工作拖拖拉拉，开职工会拿不出自己的主张。是没主张呢还是拿工作不当回事？发现值班工人中有懒的现象，告诉她，建议她抓一抓时，却说这是做对头的事。她担心人家会对她有意见，露出不想做对头的样子。这种人能扶得起来吗？
9月2日：这个小许啊，太不谅解别人的苦心了，还能再迁就下去吗？
9月16日：下午就窝工、浪工问题、经济责任制问题跟小卢作耐心细致的谈话，发现她不愿负责任的情况已到极端状态，只好不再迁就她了。
9月20日：马如山到今为肠衣加工一事还没拿出方案。秦经理直斥他素质太差了。三个月的时间花在这个项目上，带着两三个人作调查、筹备，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居然拿不出个主意来，你干什么去了？还象去年当联办肝素负责人那样不负责任怎能做好工作？
今天的碰头会又拖到六点才开成，小阮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她的心思是否花在工作上？长此下去对她是不利的。
10月5日：片碱车间管理稀拉，连锅也不洗，以致产品发红；抽真空过滤，竟致于满了也没人倒，怎么管的？
10月9日：为什么从8 月30日到10月6日前后38天的折腾都没法将质量搞上去，而国民亲自抓，只烧了两锅，就将发红产品从60%降至6%？国民说没什么窍门啊，就是照那个工艺做的。为什么同一种工艺会出两种结果？
10月11日：马如山的肠衣加工到今天还是没头绪，真要让人急煞了。
12月4日：阮志恒来说要请假为女儿打嫁妆，我让他将帐结一下，应收款上别挂帐，他饭后竟没来。唉——，一年365天到有200多天在家，何曾请过假？而今刚下达每人三吨香肠的销售任务，就来请假。一年多来，几十吨香肠他没卖过一吨，也算供销员之一？要是都象他，厂还能存在么？
12月7日：阮秀芹背后跟人说我不在家期间轻松多了。难道纪律松弛国民不过问？呣—，是集体承包呀，为什么事事要等我管？8点春红到，8：03冬珠到，8：20卢萍到，8：30阮秀芹到，好嘛。行政人员开了个会，就纪律松弛问题议了议，独有阮秀芹一言不发。
12月20日：阮志恒去年下半年共出勤71天，按每月26天出勤计，出勤率占45·5%，今年也好不了多少，脾气却是那样地古怪，唉——
以上虽然只是日记中的一小部分，但已可窥豹一斑了。不身历其境是很难理解向河渠的为难之处的。对朱兴辉的处置算是比对许兵还费脑筋的，因为他与阮志清的关系最密切。生化厂刚建不久，阮志清就把他收来，刚向外扩展就委任为车间主任，激素收缩，开发新产品，立马委任为胱氨酸车间主任，遗憾的是管理水平太低，到哪儿都做不出让阮志清裹嘴的业绩。
新班子建立后怎么安置？片碱是比香肠开发还早的项目，为避嫌首先安排他去负责，结果车间工作一团糟，还不能说，说了就撂挑子，没办法只好由他不干。不干总不能让他回家吧？当普通操作工，没人能当他的领导，想来想去，把他放到马如山那儿去了。
马如山是塑料厂的老人马，是支委，当过分厂厂长，本应倚重的骨干，开会发言到是挺能维护新班子的，可实际工作呢？日记中已说了。小许已在前文说过，这里不去说他。小卢让向河渠也难理解，怎么拉她向前她偏往后赖呢？尤其是阮家父女是这样地让人不省心。你说他能不忧愁、苦闷吗？难怪要发出：
满目阴霾不见天，一腔心思心头缠：宏图大业谁可共，高山流水对谁谈？
这样的哀叹了。
上面说的是日记中写的，再来听听他在会上说的。那是在一次骨干会上他说：“坦率地说不少时候我也比较苦闷：为无产可生的工厂找生路，一年多来跟各界联系的信件，有底稿的八万多字；设想、计划、决议、建议、办法、发言等文字资料174页也是八万多字；仅为压敏胶带就拜访了六位工程师，进行了几十次谈话，翻阅了几十本书，指导冬珠进行了两百多次小试，现在还在为改进质量进行配方设计中；为开发小化工，翻阅《化工物资》一种期刊就十八本，收集了几百条信息，就五十二种染化药剂作过分析，探讨了五种胶粘剂、一种洗涤剂、十几种试剂；中断了自己的事业，不再利用晚间写小说了。每天十一点上床，四点多起身，苦苦拼搏奋斗。一年多来没在家种过半天麦、挑过一担灰、动过一钉钯土，收割没请一天假，莳秧才回家两个半天，而我七十多岁的父母都有病不能下田，十二、十六岁的两个孩子干不了多少，主要靠爱人一人辛苦耕种六亩田，还多亏朋友们看不下去，在紧要关口给与了突击支持。拊心自问，也算是呕心沥血了。可是仍然没能感动大家，自主管理在不少地方变成了放任自流，许多让人叹气的现象还是存在。怎样才能感动大家齐心合力振兴这个厂呢？我不知道。”
当然没有人来回答他的问题。他接下来说：“有时候我也在自己问自己：中断自己的事业，这样拼命地干，图个什么呀？
图名吗？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名当然是要图的。可是要是自己的书写成了，出版了，名声是不是会更大？而在这儿，即使搞好了，能不能落个好名声还在两可之间呢？鞍山钢铁公司有个叫王泽普的，当了无缝钢管厂厂长，今年上半年不但任务超额完成了，利润超过计划的42%，下场却是免职。罪名呢？一是衣冠楚楚不劳动，二是民意测验不过关。
我怎么样？名声远不如他，他曾得到过冶金部的表彰，我却无功有过。罪名呢却不会小于他，因为我也不下车间劳动，得罪的人更不少，还爱搞独裁。
这么说图不了名，那就是图利。利固然也是要的。说到利，假如把书写成了，能得多少稿费我们不去说它。只说我厂的，超利一万元我得多少？223·60元，比李淑英、葛春红等多拿34·4元；要是刚好完成的话，拿41块工资，一分钱奖金也没有，不比车间的同志拿得多，比有的同志还可能少一点儿。
也就是说名和利都图不到。图不了名和利，我何苦这么拼命？还不就是为了振兴这个厂，让大家有事做有钱拿。
为振兴这个厂，让大家有事做有钱拿，我拼命干就是为这个。塑料厂刚倒生化厂创建时就立下了这个目标。六年了，六年来只要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拼搏苦干也好，退下观察也好，都没有放弃过。这一回的当厂长还是为这个。
只要厂兴旺了，大家都有事干了，拿的钱在全乡数上游了，我这个厂长也就该退下来让国民当了。我还去写的我书，并负责开发工作，保证我厂有产可生。我盼望大家也能体谅体谅我的一片苦心。”
骨干们有不谅解的到也罢了，偏偏班子也不是铁板一块，常惹得向河渠苦闷不已。举个例子来说吧，那是六月三十日日记中的一段：“为舒平暂时没班上以及老蒋的两个外甥女不知被谁辞退一个的事，蒋说让人寒心；赵国民则在楼梯旁说人事问题他不管了。联想起自己的侄女儿至今在家没工作，表侄荣惠也在家待业，又何独你蒋老兄呢？唉——，苦吃得再多，何人能体谅？真是：
一声苦笑浑身凉，痴心操碎为谁忙？沉疴双亲侍无暇，童稚娇儿任劣良。
奔波瑟缩风雪中，攻关苦研蚊虫乡。早知苦甜都是梦，何苦顶臼走四方？”
书中代言，舒平是老蒋的女儿。
自从阮志清拍桌子发火以后，向河渠开始注意自己的出言吐语和态度了，许多时候等人家说了自己再谈；意见不合时也不过分坚持，以迎合阮志清为主。现在不同了，自己当家再这么无主见是有害的，因而在充分听取别人意见后，稍稍大一些的事情总是由自己拍板。这一来就引起了老蒋的不满，或者在背后议论他的主观、个人英雄主义，或者直接提出提案须经“支部通过”，接受“支部监督”之类，甚至问“生产计划有没有经支部批准？”
为有利于团结起见，向河渠改进方法，常将提案提交讨论时，不提自己的看法，让大家畅所欲言。在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的是“蒋背后常说我个人英雄主义、不民主，可今天充分征求意见时却又说不出个主意来，唉——：
自己拍板拿主张，主观主义谁喜欢？不说主张只请教，说不出个所以然。
主张拿好不拿好？左也难来右也难。老兄你说该咋办，才能过你支部关？
八月十八日日记中有这么一句：“人心的工作要是四个人一齐来做，那就好了，偏偏赵、阮的工作还要我来做，主管思想工作的老蒋又常随波逐流，老天爷呀——”
原因在哪里呢？向河渠自是心知肚明。想当初蒋、赵、阮都是抱着只要努力拼搏一番，便会重现生化辉煌，到那时名利双收；骨干们也是以为新班子上台后会很快扭转局面的。没想到一年多过去了，希望成了泡影，产生了消极情绪。
向河渠学习过心理学，知道期望值和目标效价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两个主要因素。因而当他提出一个目标时，就考虑到跟随他的人，包括领导层在内的全厂人员在实现这一目标后能得到什么？得到的东西是不是他们需要的，能满足到什么程度？
他针对同一目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的效价不同，制定目标时含有的回报承诺也不同，尽量符合各人的需求。同时也知道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大小对积极性的影响非常大，目标设置得太低，不需要做多大的努力就能达到，激发不了人们的积极性；目标太高，可望而不可及，更激发不了积极性。因此他在设置目标时总是依据客观条件和完成人的素质进行，使人们感到通过努力一定能达到。因而一般来说他提出的目标，人们实施时的积极性都很高。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有些主客观条件，特别是客观条件对目标的实施有了致命的限制，从而大大缩小了期望值。积极性是与目标和期望值的乘积成正比的，尽管目标效价没变，但积极性却随着期望值的缩小越来越小，有的甚至失去了希望。
向河渠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激发积极性，一方面要全力改善已形成的主客观现实，为今后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则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做不同的思想工作，重新激起他们的希望。
他最感吃力的是客观条件的改变，其中尤其是资金困难的克服，很是感到力不从心，因而总是“抬头便见阴霾天，满腔愁绪堵心田。”
正是因为长时间被囚于愁城忧国中，以致情志郁结，影响到他的性生活能力，从而引起凤莲一度对他的怀疑和敲打；也因性生活能力的减弱，竟至给他多少年后的一段创业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当然那是后话了。
客观条件的改变，谈何容易。首先香肠没有销尽之前信用社一分贷款不给。资金成了最大的拦路虎。尽管凡稍具活动能力的同志都参与了香肠销售活动，进展仍然不尽如人意。主要的问题是去年收全猪后制的香肠精、肥比例失调，肥肉比例一大，消费者光顾就大为减少，这就给销售带来严重困难。为此主管生产的赵国民、直接指挥者张井芳都懊悔不迭。
可错已铸成，悔也没用，只是给现实造成了困难。今年要想生产香肠，只怕很难很难了。而香肠不开张，完成产值、利润都是空话。因为胶带没上轨道前，香肠就是全厂完成指标的唯一依靠，月可产二十多吨，产值十多万，利润一万多呢。离了它，用什么来完成？同时胶带什么时候上轨道，也受着资金的节制。当然质量也亟待提高，但主要是资金。
随着各种措施的采取，香肠的库存是越来越少了，可生产用的资金依然没有着落。因为凭汇单售出的货款全被信用社收去，或还贷款或扣利息，尤有甚者，竟将建筑站借出的一万元也一到帐就被还了贷款。那一万元可是老大哥得知没钱采购压敏胶原料，主动打电话让向河渠去拿的，却也被还了贷款。
情况明明白白告诉向河渠，什么香肠啊胶带呀，今年别想动弹了。不生产还谈什么从客观上改变条件？为人心不散，只能从卖香肠解决积欠职工工资和其他欠款上做文章了，而这文章还得避开信用社去做。
向河渠虽然满腔的忧愁烦思，但还是不怨他的职工。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一些同志的行为他并不满意，总还是容忍、做工作劝导，唯一例外的对许兵的处分也是发生在做多次工作以后。
如他所说，他很感激能留下来跟他拼搏的同志们。没有这些肯跟他苦干的同志，什么事也做不成。正因为他心存感激，所以在制订目标时总是尽可能地照顾到大家的个人利益；而当生产无法继续进行时，就将注意力立即转移到清偿欠款上来。他不愿大家既没班上又拿不到欠着的钱。
经商讨，向河渠发动全厂职工以各种形式销售香肠清偿欠款。有到无锡、临江、通城及邻县邻镇设摊叫卖的，有分领到乡下走乡串户销售的，有找商店、工厂、机关推销的。如果以工资形式领取香肠，则以成本价计算给予，尽量向职工倾斜。终于在春节前全部清仓。
阮秀芹汇报新班子上马后发生的工资已全部发清，前期的欠款包括投资款也亏欠得少了蛮多。向河渠听后，过去常有的感到愧对职工的心也略有了一丝欣慰。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的是：
生产既然没指望，拿啥让人稍心暖？千方百计卖香肠，极尽全力还欠款。
闻报工资已发清，内疚之感微微淡。
